我们已经试图在本章表明当前已知的科学证据与身体技能是知觉体验的构成要素这一假设是相悖的。对照可以设想的范围狭窄的知觉体验的神经相关物，这些证据并不支持寻找知觉体验的身体相关物的必要性。对照更狭隘地构想知觉体验的神经相关物，这些证据权衡了寻找知觉体验的身体相关物的需要。成年病人摘除先天性白内障、屈光眼镜以及视网膜渐失的案例并没有为生成知觉的假设提供证据，而来自因神经肌肉阻塞而麻痹的案例却提供了反对这一假设的证据。
对在这里援引科学上的研究对生成知觉假设所作的反驳我们欢迎各种回应。或许生成知觉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地改进。或许存在一些我们忽视的或者误解的证据。也许，尽管先天性白内障和屈光眼镜的例子单独都不能由延展认知假设提供最好的解释，但有可能它们的某种协同却能够为生成知觉提供证据。或许人们甚至可以证明屈光这一证据要比麻痹证据还重要。所有的这些可能性对于将来的研究来说都是开放的。而考察这些可能性正是科学研究的本性所在。
回到生成知觉这一情况上来，人们可以设想尝试提供其他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比起认知过程位于脑中的观点来说，延展认知假设可能被认为是可以为认知的或行为的现象提供更好的解释。每一种情况都必须就其自身的优劣来考虑。我们认为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由来认为所有的认知加工是（或者）必须发生于脑中。确切地说，在哪里能够发现认知加工是一个经验实证的问题。尽管我们对于延展认知具有更好解释性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对它们加以彻底否认。
10 未来方向
阅读本书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当做从理论上把握延展认知的一种引导。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提出对有些人真正服膺的延展认知假设的严肃认真的反对。 我们试图在一定的程度上明确表达并辩护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更好地处理认知心理学中的材料。我们并不主张在这一观点上我们有什么原创性。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对认知的“规则与表征”观点——它在不久以前被视为认知科学的正统观点——的一种推广。这一观点为如下想法提供了支持：有一些过程发生在脑内，这样的过程可以被合理的看作是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主题。这一观点支持这样一个想法，即对认知心理学家而言，存在一个原则的、非反求待证问题的理由使他们相信认知过程随附于，实现于或者具有它们在脑中的物理基质。
对于延展认知理论，我们还提出了三个重要挑战。所有这些挑战都对更深入的阐述或澄清提出了要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延展认知的倡导者需要一种值得信赖的认知理论。甚至认知理论的一种值得信赖的进路也会是一种改进。认知并不只是信息加工，它很可能包含信息加工，但是并不只是任何一种信息加工。认知不只是动力系统状态的转化，认知过程可能仅仅是动力系统中发生的状态变化的一个亚种（subspecies）。认知过程必定比“任何完成一项认知任务的东西”都更为特殊。人们需要一个健全的认知理论来展开可信的认知均等性论证，在我们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能够支持延展认知的论证形式。如果在何谓认知上缺少一种指导性，那么就很难评价认知是延展的这一假设。如果人们只是主张有一些过程在某些方面与人类的认知过程类似，就主张这些过程延展进身体和环境，那么对此很难作出评价。的确人们很难看出有什么样的关于记忆和认知的科学理论会支持被 Merlin Donald（１９９０）的外部形式理论所囊括的不计其数的事物。
第二方面，支持延展认知就必须对两种依赖关系——因果关系与构成关系——的区分更加敏感。认知过程因果地依赖于身体和环境过程是一回事，而认知过程构成性地依赖于身体和环境过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虽然这一区别隐含在许多延展认知的文献中，但是，其所有的分支还没有被彻底理解。虽然这种区别实际上界定了延展认知假设，但是以因果依赖性的存在作为起点的论证并不足以得出构成依赖性是存在的这一结论。换言之，一旦我们对这种因果 －构成区别变得敏感，我们就能避免犯任何一种耦合－构成谬误版本的错误。
第三方面，人们需要更加关注延展认知系统的假设与延展认知的假设之间的区别。很明显，主张认知系统囊括脑、身体和环境是一回事，但主张认知过程跨越这些区域则是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考虑某些纯粹的规定和进一步的论证，承认存在着认知延展超出脑的认知系统，这并不足以确立认知过程也作这样延展的观点。认知系统可以由并不遍及系统整体的某一给定类型的过程来确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认识到认知系统与认知过程的区别为认识到一种老式的颅内认知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手段，我们认为这种颅内认知是认知心理学家的兴趣所在。系统通常是由进行交互作用的成分的集合构成的，这些成分是按照不同的原理运转的。在这一系统概念下，人们很自然地想要知道脑是由什么构成的，并且支配脑的原理是什么。这就打开了通向如下假设（尽管并不在逻辑上要求这一假设）的一扇门：存在不同类型的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可信地被描述为认知，而它们仅仅发生在脑中。在此，人们能看到对延展认知的互补性论证如何倒回到这样一个观点：人们应当严肃地对待存在颅内认知过程这一标准观点。
然而，阅读本书的这种方式也暗示了人们对延展认知的顽固坚持。尽管存在对这种观点的挑战，但人们应该找到挑战这种观点的方式。但是对延展认知的顽固坚守并不是唯一的选项。要想看到其他的研究策略，让我们回到本书开篇提到的一些观念。如果说存在一个单一的一般性观念，它统一了延展的、具身的以及情境化的认知进路，那么这个单一的观念就是认知过程依赖于身体和环境。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详细阐述这个一般观念，这也就促成了这个观念转化为各种研究方案。当人们想要充实这一观念中所涉及的依赖性时，从这个一般性观念出发就立即衍生出不同的进路。延展认知的倡导者抓住构成或某与此类似的概念，作为相关的依赖关系。他们认为，认知过程是由发生在脑、身体和环境中的过程构成的，实现的，随附的，或者在这些过程中具有其物理基质。这些并不必定是均等的陈述，但在有关延展认知的文献中，这些都是清晰可见的。认知心理学家不应寻找认知过程的神经相关物；他们应当寻找身体和生态的相关物。然而，还有一种依赖关系，这就是因果依赖关系。按照认知的这种情境的或嵌入的观点，认知过程是在受身体和环境因果影响的意义上依赖于身体和环境的。与延展认知假设相比，这是一个更加温和的假设。
我们对延展认知假设的诸多批评当然依赖于认识到隐含在延展认知文献中的这一区分。一方面，延展认知的支持者殚精竭虑地要从认知过程与脑－身体－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挤压出它们之间的构成性关系。正像我们在第６章和第７章细述的那样，耦合－构成论证的中心任务就是试图找到一条从不同形式的因果前提通往不同形式的构成结论的道路。在第８章中考察的互补性论证则关注使用工具的好处。使用工具之所以会为我们带来这些益处是因为我们与工具的因果交互作用，并且工具所具有的性质和经历的过程与脑中的那些性质和过程不同的。在这一方面，脑 －工具系统就像任何其他类型的系统一样。最后，罗兰茨所提出的演化论证作了另一种努力，这一论证注意到生物体与它们环境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因果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在理论上会增加生物体的适应性。从这一点，演化论证得出了构成性这一结论。
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终究要把兴趣放在认知构成性地依赖于身体和环境这一激进的观点上呢？在第６章中，我们认为这种构成性主张能够让延展认知的倡导者发展出一种与正统决裂的激进观点，这显然是他们想达到的。但是，让我们琢磨一下这个观点。为什么要与正统来一次激进的决裂呢？为什么要寻求一种革命性的科学方案，从而推翻正统的关于认知是什么以及边界在哪里的观点呢？为什么不致力于建立一种经验实证上可信赖的和引人入胜的科学和哲学呢？坚持认知过程因果地依赖于身体和环境过程这一主张是当前认知科学中的正统观点。而这恰恰是人们熟悉的一种对莱布尼茨式的单子论的反驳。单就这一假设来说也算不上有什么推进，但人们可以在认知科学中采取积极的步骤来理清认知、身体和环境之间的因果依赖性的种类和范围。实际上，在具身的和嵌入的认知科学文献中有许多更为保守的观点就是如此。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对此已经有所提及，但在此我们还是要将这一点作为与延展认知研究相比的另一个选项。也许人们应该探索在许多相同的文献中出现的与此相关的假设，而不是投身于延展认知假设。
在一个分享了延展认知文献中的大胆和挑衅精神的研究中，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发展了具身心智的一种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对西方思想的挑战。 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因果影响上，他们相信这些对认知的因果影响被低估了。他们主张人的心智内在地就是具身的，并且理性是由身体塑造的。这一主张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神经具身性。也就是说，构成脑的神经网络的结构塑造了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他们引用了如下事实作为例子：人的视网膜有约１亿个感光器，但仅仅只有１００万个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通向眼睛。他们认为这就迫使神经系统要为投射在视网膜上的光信息设置范畴。进一步地，在视觉处理的最早期阶段所发生的情况刻画了作为整体的脑的特征。他们还提到我们的神经组织在颜色概念的出现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他们佐证神经具身性的另一个例子。在处理特定频率的电磁辐射时，要是没有视锥与其他神经组织的特有的结合，人就不可能有颜色概念，或者没有他们所具有的这样的颜色概念。除了神经具身性，他们还注意到现象学具身性。现象学具身性是说我们所具有的概念是通过我们身体的偶然事实获得和塑造的。他们引用了“之前”和“之后”这样的概念作为现象学具身性的例子。我们之所以拥有和使用这些概念是因为我们区分了身体的前面和后面，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概念介入世界之中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向前方移动，与经过我们前方的人打交道。我们把这些来自于我们身体的概念投射到其他的对象上。车根据它们的运动方向而有前后，电视和炉子因为人们通常与它们的接触的方式而分出前后。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能够明白树和岩石并没有前或后。
就认知过程是如何受到它们的具身方式的因果影响，或者如其所言，受到它们的具身方式的塑造的这一点，Gallagher（２００５）提出了另一种研究进路。在加拉格尔看来，身体意象（body image）和身体图式（body schema）的概念是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一个身体意象是由与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有关的一组知觉、态度和信念构成的。一个身体图式是一个在没有知觉监控或觉知（aw areness）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感觉或运动能力的系统。在此，我们并不打算检查或批评加拉格尔的研究进路或理论。我们的重点是希望人们注意到还存在着其他科学的方案，这些方案可以算作是对具身认知的研究，但它们并不必定要依赖于关于认知或关于认知的边界的革命性概念。
最后，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令Sutton（２００４）感兴趣的那样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同样可以作为对具身认知的非革命性研究进路的例子。苏顿（Sutton）建议不要将各领域中涉及的记忆理论归类为一个单一科学，而是将它们看作属于一个“各自相邻但却散漫的整体”（neighboring discursive universes），这些领域包括：神经心理学、传媒理论（media theory）、发展心理学、大屠杀研究（holocaust studies）、分子神经生物学、计算神经科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博物馆学、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以及文学理论。他提出并不存在可以将多样的学术领域整合在一起的单一的记忆概念或理论。与这种单一性不同，可以有一个整合的框架，与记忆相关的不同现象能够在其中获得理解（Sutton，２００４，p 。１８８）。这是一个可以采纳的方案，而与此同时又无需触动将记忆作为过程——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毫无例外地发生在神经系统之中——来研究的认知心理学。人们无需坚持记忆加工的颅内过程的假设只是未经审查的笛卡尔式偏见的残余。像我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主张：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积极的理由相信有一些在脑中存在的心智过程，它们与跨越脑、身体和环境的过程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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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各种智能装置（intelligent device）打交道的社会中。这些广泛使用的智能装置不断刺激人类的想象力——它们为科幻敞开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不论是严肃的还是浪漫的。
自然生命，特别是人类自身，是人类了解心智——（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原型或天然模型，也是人类幻想一切其他智能体（intelligent agent）或人造智能装置必须回归的参照系。然而，当这些参照人类心智的某一部分或全部创造出来的人造智能装置与自然生命体打交道时，它们（人造智能装置与自然生命体）在完成一个认知任务的活动中所处的认知地位有什么不同？只有量的差异还是有质的区别？当克拉克和查默斯在１９９８年提出“延展心智”和“延展认知”论题或假设后，这个问题再次激起了一波延续至今的广泛争论。
亚当斯和埃扎瓦显然对克拉克和查默斯的“延展心智”和“延展认知”这个“疯狂假设”——“至少有时，认知过程延展到人所使用的工具中”，或者说，“认知加工跨越了脑、身体和环境的界限”——抱有本能的戒心和拒斥。同样，在我看来，延展认知论题是一个相当轻率和“粗鲁的”主张——以至于它是一处尽管有点突兀、但却只需瞥一眼就可他顾的景致。可是，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这个论题或假设下还混杂着其他观念（例如，耦合、认知系统等思想），而这些混合在一起似乎赢得了“持续增长的兴趣和支持”。亚当斯和埃扎瓦的枟认知的边界枠就是对这种状况的集中回应。
诚如亚当斯和埃扎瓦在本书的前言、导言和最后一章所归结的那样，“延展认知”论题需要回应三个交织在一起的要求和挑战：
（１）需要一个严密的认知概念。当“延展认知”倡导者提出认知延展进人之外的工具和其他环境因素时，他们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全面的认知理论，换言之，他们没有界定“认知的标志”是什么。而如果不首先有个严密的认知概念，那么说认知是延展的理论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如果在认知上缺少一种指导性，那么就很难评价认知是延展这一假设”。缺少一个严密的认知概念，这正是延展认知论题显得有些轻率的原因。
（２）需要对构成性与因果性作出区分。亚当斯和埃扎瓦指出，一个过程Y与一个认知过程因果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由此推出或得出Y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或构成了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将不作这种区分而犯的错误推论称为“耦合－构成谬误”。因此，人之外的工具或其他环境因素与人的认知活动发生因果交互作用是一回事，而它们的因果作用构成了人的认知活动则是另一回事。
（３）需要对认知系统假设与延展认知假设作出区分。显然，任何认知主体的认知活动都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们总是发生在一个由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其他环境因素构成的更大的系统中。认知系统假设认为，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其他环境因素形成了一个认知系统。然而，尽管同在一个认知系统中，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和其他环境因素在该系统中所处的认知地位是不同。若以佛教的“因缘”观来论，一切事物的生成，皆依赖各种条件，但其中这些条件在事物的生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均等的，它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是有差异的，其中，直接主要的根本条件为“因”，而间接配合成就的次要条件为“缘”，“因”为主因，“缘”为助缘。因此，说认知对象和其他环境因素构成了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与说它们构成了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是不同的——这就是延展认知系统假设与延展认知假设之间的区别。“前者断言奥拓和他的记事本形成了一个延展认知系统，后者则断言认知过程从奥拓的脑延展到了他的记事本上。”不难看出，延展认知假设显然将认知系统中的“因”与“缘”混同了。实际上，延展认知系统假设比起延展认知假设要弱很多，它们传递出本质上有差别的内涵。
在亚当斯和埃扎瓦所归结的三个要求和挑战中，我们认为其中的枢纽仍然是“何谓认知”——即“认知的标志”或“心智的标志”——这个根本问题。换言之，即在认知系统中，“因”（认知行动者）与“缘”（促成一个认知任务得以完成的其他条件）的根本差异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其一，认知不是单纯的信息加工。其二，亚当斯和埃扎瓦提出的“非衍生表征”并没有完全把握认知的本性，因为表征并非认知的必要条件。其三，认知是生命体整体的事件，而不是单纯脑的事件，因为认知与生命体整体的自治性（autonomy）——并因此与实现生命体整体的自治性的组织类型，例如马图拉纳（H 。R 。Maturana）和瓦雷拉（F 。Varela）刻画的自创生（autopoiesis）或罗森（R 。Rosen）刻画的（M，R）系统——和自持性（self －preservation）有着内在深刻的关联；唯有一个系统是自治的，它才是行动者（agent）；而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如果一个自治系统没有分类能力（ability to categorize）这个最初的认知能力，那它就不可能自持。在一个认知系统中，唯有生命体整体才是一个自治的行动者（autonomous agent），一个认知的行动者，一个“认知标志”的体现者。
本书翻译始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浙江大学哲学系／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的“心智与认知”研究组的一次定期讨论。当时黄侃是哲学系／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新考进的博士生。之前已有科学哲学专业的博士生以分布式认知为选题开始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而延展认知与分布式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存在关联，加之延展认知这个论题在国内也正受到关注，为加强浙江大学哲学系／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在这两个论题研究上的连续性，因此盛晓明教授（黄侃的博士生导师）和我建议黄侃将博士论文的选题集中于延展认知这个论题，并推荐他翻译 T he Bounds o f Cognition这本书。黄侃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和任务，并随即开始了翻译。
整本书的翻译情况是这样的：２０１２年９月黄侃完成全书的初稿；２０１３年２月李恒威（哲学博士、博士后、教授，浙江大学哲学系／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意识科学与东方传统研究中心）在初稿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遍统校；之后，黄侃对校对稿通读了一遍，校正了一些翻译；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李恒威利用国庆长假对译稿作了最后一遍通读和校对，统一了正文与索引，校正了一些错误，补上作者简介和封底书评，形成了最后译稿。在译稿中一定暗藏许多瑕疵，这些都该由李恒威负责。
在译稿付梓之际，黄侃已经在今年６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认知边界的哲学问题”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到贵州大学工作了；当然，希望他在这个领域有继续深入的、创见性的研究。翻译在国内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过以兴趣为动力的工作所经历的辛苦和单纯的愉悦都是最大的回报。
本书的翻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逻辑视域的认知研究”（１１&；；amp；ZD０８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心灵与认知科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１１&；；amp；ZD１８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纯粹意识及其神经现象学研究”（１３NDJC１７３YB）的支持。最后，我们要深深感谢本译丛的两位主编黄华新教授和盛晓明教授对本书翻译的支持和关心。
李恒威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