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曾反复聆听理查德·瓦格纳的《杰出的歌唱家》这部歌剧的序曲，这是一种出色的、华丽的、沉重而迟缓的艺术，它自豪于为了理解它而预先设定了两个世纪的音乐仍然还是活生生的——这种自豪没有被估计错，这是对德国人的尊敬！在它那里，什么样的生气勃勃和力量，什么样的季节和风土人情没有被融合在一起！它时而使我们感到是古代的，时而使我们感到是异域的，不易亲近的，太现代的，它是既任性的而又壮观传统的，它并不常常爱开玩笑的，还常常是粗野的和粗糙的，它有火和勇气，同时也有成熟得太晚的果实的松弛的浅黄色表皮。它流动得既宽又满。而且突然有了不可解释的延迟的时刻，就像一个缺口张开在原因和结果之间，仿佛一种使我们做梦的压力，一个噩梦，但是，它已传播并扩展了快乐的旧的潮流，最多重的快乐，旧的和新的幸运，特别包括艺术家本身的幸运，他对此不想隐瞒；传播并扩展了他对他在这里使用工具的技巧的令人吃惊的快乐的共识，对新的、新获得的未经检验的艺术手段的卓越技巧的共识，就像他向我所表演的那样。总之，没有美，没有南方，没有南方天空的明亮，毫无典雅，没有舞蹈，几乎没有合乎逻辑的意志，甚至还强调某种粗俗，似乎艺术家想对我们说：“它是我的意图的组成部分。”一套笨重的衣服，某种任性粗野和庄严的东西，有教育的和值得尊敬的珍贵的东西和俏皮话的混合：某种德国的东西，在这个词最好和最糟的意义上，某种以德国风格出现的多重的东西。无形式的东西，不可穷尽的东西；心灵的某种德国式的力量和丰富，心灵并不害怕把自身隐藏在精巧的衰败之中——它在那里也许深感得其所哉；德国心灵的一个恰当的真正的特征，就是它既年轻又陈腐，既太过成熟又非常前途远大。这种音乐最彻底地表现了我对德国的思考：它是前天的和后天的——它还没有今天。
2
我们“优秀的欧洲人”，我们有时候也允许我们自己的衷心的爱国主义，允许我们自己跌入并倒退回旧的爱和狭隘的观点之中去——我恰好已经提供了一个有关这点的例子——例如，民族情绪激昂的时候，爱国主义焦虑的时候，以及所有其他的古代感情泛滥的时候。迟钝的精神，只有在较长的时间里也许会结束这两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在某些时刻限制自身，并且在某些时刻后才最终起作用，有的人在半年后，有的人在半辈子后才会结束上述两种情况，这取决于他们借以消化并“交换他们的物质”时的速度和力量。的确，我会考虑到一些迟钝而懒惰的种族，它们即便是我们快捷发展的欧洲大约也需要半个世纪之久，才能克服爱国心和依恋故土的这些情绪的反复发作，而且恢复理性，就是说，恢复“优秀的欧洲主义”。当我不再谈论这种可能性时，我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我偶然成了两个老爱国者之间的谈话的证人——他们俩显然耳朵有点背，因此说话声音挺大。“有的人关于哲学所拥有的或知道的东西和一个农民或团体中的大学生所拥有的或知道的差不多一样多。”一个人说，“这个人还是没什么错的。但是，这在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群众的时代，群众重于泰山而且举足轻重，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一位政治家，他为群众建起了一个新的通天塔，建立了某个庞大的帝国和权力，在群众看来，他是伟大的。下面的情况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些小心谨慎而不出方圆的人暂时还没有放弃旧的信仰，惟有伟大的思想才使一个行动和一件事情更伟大。假如一位政治家使他的人民进入了今后必须从事‘伟大的政治’的状态，那么对于这种政治家来说，人民的本性被规定得很坏。以至于他们需要为了爱一件新的平庸的德行而牺牲他们旧的可靠的德行。假定一位政治家判决他的人民都去‘从事政治’，而他们迄今为止有更好的事要做、要思考，而且在心灵深处，他们无法摆脱对不安宁、空洞，对实际上政治化的民族的喧哗的争吵的小心的厌恶；假定这样的政治家激发了他的民众的麻木的激情和渴求，并从他们迄今为止的胆怯和超然的兴趣中给他们制造一个污点，从他们外国化的倾向以及秘密的无限性中给他们制造一个错误，使他们心灵深处的爱好失去价值，扭转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的精神变得狭隘，使他们的趣味‘民族化’——怎么样！一位做了这一切的政治家，他的人民在未来（如果他们有未来的话）必定为他赎罪，这样的政治家是伟大的？”“当然如此！”另一位老爱国者激动地答复他，“否则，他不能这么做！希望某种东西，这也许是疯狂！但是，也许一切伟大的东西在开始时恰恰都是疯狂的！”——“滥用修辞！”他的交谈者相反地喊道，“强大！强大！强大和疯狂！并非伟大！”——当两个老人如此面对面大喊大叫他们的“真理”时，他们显然非常激动。但是，我快乐而超然地想到，一个更强大的人怎样才能更快地成为强者的主宰，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浅薄来说，还有一种补救，即通过另一个民族的深化。
3
人们是否把现在在其中寻找欧洲人的标志的那种东西称之为“文明”或者“人民”或者“进步”，人们是否不褒不贬地用一个政治公式称呼它：欧洲的民主运动。在用这种公式所指出的一切道德和政治的前景的背后，一个巨大的心理学过程在继续着，这过程日益发展——欧洲人融合为一的过程，他们逐渐摆脱了一些种族生成的气候上和等级上的条件；他们逐渐摆脱了任何确定的环境，这种环境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想在心灵和肉体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因此，慢慢地出现了一种基本上超民族的和游牧种族的人，从生理学上说，作为其典型的标志，这种人具有最大限度的适应技巧和适应力。欧洲人进化的这个过程，虽因重大的反复在速度上有所延缓，但是也许正因此而在猛烈和深度方面有所获和有所增长——现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强调“民族感”的狂飙突进运动就属于这个过程，因此还有正在兴起的无政府主义；这个过程可能获得一些结果，它的幼稚的推动者和吹鼓手，“现代观念”的信徒，至少还指望着这些结果。一些同样新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般将产生人的平均化和平庸化，这种人是一种有用的、勤劳的、适应各种劳务和聪明的群体动物人——在最高的等级上适合于产生一种拥有最危险和最吸引人的品质的例外的人。因为，当总是企图改变条件的那种适应力，随着每一代，几乎随着每十年都开始一种新的劳动，因此使（这种人的）类型不可能变得强大时；当这些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多重的、多嘴多舌的、意志贫乏以及可雇用的劳动力时，他们需要主人、下命令的人，就像需要每天的面包；因此，当欧洲的民主化在最确切的意义准备生产一种适合奴隶制的类型的人时，那么，强大的人在个别的和例外的情况下将变得比其本人更强大、更富有——由于他的教育毫无偏见，由于丰富多彩的实践、艺术和欺诈。我要说，欧洲的民主化同时是养育专制君主的非自愿的措施——“理想专制君主”这个词是在任何意义上，也在最精神的意义上。
4
我很高兴地听说，我们的太阳朝赫尔克里斯的星座快速地运动着。我希望，在这个地球的人都像太阳那样做。我们向前，我们优秀的欧洲人！
5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习惯于用“深刻的”这个词去称呼德国人，但是，现在，新德意志精神最成功的类型的人渴求完全不同的荣誉，并且在一切有深度的东西那里也丧失了“果断”。所以，有一个疑问完全是合适的和爱国的：人们是否从前用那个赞扬欺骗了自己，换言之，德国人的深刻是否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和更糟糕的东西，并且正是人们——感谢上帝——要成功地加以摆脱的东西。因此，让我们尝试重新学习德国人的深刻。因此。人们只需要对德国人的灵魂做一点点解剖。——德国人的灵魂首先是多重的，有不同的来源，与现实的构造相比，宁可说是聚集的和彼此重叠的，这是由于其来源（所造成的）。如果一个德国人胆敢宣称“啊！两个灵魂居于我的心中”，那么，他在真理方面会犯严重的错误，更正确地说，落在许多有关灵魂的真理的背后。作为各个种族的最难以置信的混合和混杂的一个民族，也许甚至带有前雅利安人的成分的优点，作为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心民族”，德国人比其他民族本身更不可理解，范围更广，更矛盾，更默默无闻，更不可预测，更令人感到突然，甚至更可怕——他们摆脱开定义，因此已经使法国人感到绝望。德国人的标志是，在他们那里，“德国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绝没有解决。科策布当然十分了解他的德国人：“我们是被认识的。”他们向他欢呼——但是，乔治·桑也认为了解他们。让·保罗知道他在做什么，当他愤怒地指责费希特的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奉承和夸张的谎言时——但是，很可能歌德对德国人的思考不同于让·保罗，即便歌德默许让，保罗指责费希特。实际上，歌德关于德国人考虑了什么？——但是，他对在他周围的许多事物绝没有清楚地说出来，而且他终身知道如何保持一种巧妙的沉默：很可能他对此有很正当的理性。毋庸置疑，德国的“自由战争”并没有使他更高兴地尊重法国大革命，他为了一件事而对他的浮士德，甚至对人的全部问题作了重新思考，这件事就是拿破仑的出现。有一些歌德的语录，在这些语录中。歌德好像是从外国的角度，以火爆的严厉否定了德国人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曾把德国人著名的性格定义为“对别人的和自己的弱点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
他因此错了吗？——德国人的特征是人们对德国人的（估计）很少完全不对。德国人的心灵有进入自身的一些通道和中介通道，在它之中有洞穴、隐蔽所和城堡地牢；它的混乱有许多神秘迷人的东西，德国人很好地了解通向混乱的秘密的路径。就像每个事物都喜欢自己的象征那样，德国人喜欢云彩和一切模糊的、生成中的、朦胧的、潮湿的和隐蔽的东西，对他来说，似乎一切不确定的东西、未展开的东西、自我移动的东西、生长着的东西都是“深刻的”。德国人本身不存在，他正在生成，他正在“发展自身”。因此，“发展”是在哲学公式的伟大王国中真正德国的发现和成就：一个支配性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德国的啤酒和德国的音乐联系在一起，致力于使整个欧洲德国化。外国人为这些谜惊叹，被这些谜迷住，德国人心灵深处矛盾本性把这些谜交给了他们（黑格尔把这些谜引入了他的体系，理查德·瓦格纳最后还把这些谜搬进了音乐）。“善良的和阴险的”——这样一种并列，在任何其他民族的情况下的矛盾，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德国却十分经常地为自己辩护：一个人只要在施瓦本人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了解这一点！德国学者的迟钝，他在社交方面的平淡乏味，却令人吃惊地完全和他内心的钢丝舞的从容大胆匹配得天衣无缝，所有的神都学会了害怕这种大胆。如果人们愿意在眼前展示“德国人的灵魂”，那么，让人们看一看德国人的趣味，德国人的艺术和伦理：对“趣味”何等乡巴佬似的冷漠！最高贵的东西和最普通的东西在这里如何彼此并列！整个心灵的结构是多么的混乱和可笑！德国人在其灵魂深处是拖拖拉拉的，他在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拖拉。他处理不了他的事务，他绝不会“做完”一件事。德国人的深刻常常只是一种困难的、缓慢的“消化”。就像一切习惯性病人、一切消化不良者喜欢舒适一样，德国人喜欢“坦率”和“老实”，坦率和老实是多么舒服！——这种信任的东西，这种殷勤的东西，这种对德国人的诚实的底牌的揭示，在今天也许是德国借以理解自己的最危险和最幸运的伪装，它是他的真正的靡菲斯特的艺术。借助于这种艺术，他还能“多有收获”！德国人让自己走，因此用德国人的忠实的蓝色的空虚的眼睛观看——外国人立即就把他与他的睡衣相混淆！——我要说：让“德国人的深刻”随心所欲吧。——我们也许只在我们自己人之中随意取笑它？——因此，我们将努力继续尊敬它的外貌和好名声，并且不会为了普鲁士的“果断”和柏林的诙谐及沙子而十分便宜地出卖我们旧日的名声——作为一个深刻的民族的名声。冒充并且让自己被看作是深刻的、迟钝的、善良的、诚实的和不聪明的，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聪明的：这么做甚至可能是——更深刻的！最后，人们应该给自己的名字以尊重——人们并不是随便就叫“蒂尤”的，民族，骗人的民族……
6
“美好的旧时代”逝去了，在莫扎特那里，它已歌唱完毕：他的罗可可还在向我们倾诉他的“美好的社会”，他的温柔的热情，他对中国的东西和缀有花饰的东西的儿童般的兴致，他内心中的和气，他对纤巧的东西、爱慕的东西、跳舞者、哭泣者的渴求，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可以向残存在我们心中的某些东西进行呼吁，我们是多么快乐！啊，在某一时刻它将随之而结束！——但是，谁又会怀疑，它将很快地就随着对贝多芬的理解和欣赏而烟消云散！——因为他只是风格转变和决裂的尾声，而不是像莫扎特那样是一种已存在几个世纪之久的欧洲的伟大兴趣的尾声。贝多芬是在一个不断破碎的旧的软弱的心灵和一个终归要到来的太年轻的心灵之间的事件，在他的音乐中闪烁着永恒的丧失和永恒的奢望的微光——整个欧洲被笼罩在同一种光中，当时欧洲正和卢梭一起做梦，围着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舞，最后几乎全都跪倒在拿破仑面前。但是，现在，这种感情很快地就销声匿迹了，在今天，理解这种感情已经是多么的难，卢梭、席勒、雪莱、拜伦的语言在我们听来已是多么的陌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共同地去诉说欧洲的同一命运，它知道怎样在贝多芬那里歌唱！——以后，凡是来自德国音乐的东西，都属于浪漫派，就是说，从属于一个运动，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这个运动比那个插曲——欧洲从卢梭到拿破仑，而且到民主主义的兴起的转变——还更短命、更草率、更肤浅。韦伯，但是，对我们来说，今天百发百中的魔弹射手和俄培龙是什么？或者马施纳的汉斯·海林和瓦姆珀尔！或者甚至瓦格纳的汤豪塞！这是慢慢消失的，虽然还没有被遗忘的音乐。此外，浪漫派的全部音乐，除了在剧院和群众面前之外，要想到处都维持它的地位，那它不够高贵，也不够是音乐；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第二流的音乐，真正的音乐很少认真加以对待。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这位太平盛世中的大师则不同凡响。由于他的轻松的、纯粹的、喜悦的心灵的缘故，他很快就受崇敬，也同样很快就被遗忘，成了德国音乐的美好的意外事件。但是，说到罗伯特·舒曼，他处事严肃，而一开始也受到严厉地对待，他是最后一位建立了一个学派的人，恰恰舒曼的这种真正的浪漫派被克服了，这在今天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幸运，一种如释重负，一种解放。舒曼逃到了他心灵中的“撒克逊的瑞士”，半维特式地、半保罗式地发展着，肯定不是贝多芬式地、拜伦式地发展着，他的曼弗雷德的音乐是一个错误和一种误解，达到了不公正的地步——由于他那种基本上是一种卑劣的兴趣（也就是说，对安静的抒情诗和情感的陶醉是一种危险的、在德国人中间加倍危险的嗜好）。舒曼不断地逃离，胆怯地退缩和引退，一个高贵而柔弱的人，沉溺于纯粹无名的快乐和痛苦中，从一开始就像一个小姑娘，不断地喊着：别碰我。这个舒曼已经只是音乐中的一个德国事件，不再是欧洲的事件，像贝多芬曾经历过的那样，像在更大程度上莫扎特所曾经历过的那样。由于舒曼，德国音乐遭到了最危险的威胁，它不再是欧洲灵魂的呼声，下降为纯粹民族的事情。
7
德国人写的书对于有第三只耳朵的人来说是何等地折磨！他何等不情愿地站在无语调的声音、无舞蹈的节奏的缓慢变动的泥潭旁边，这种泥潭在德国人那里被叫作一本“书”！而且德国人甚至在读书！他读得多么懒散、勉强、糟糕！多少德国人都知道并且要求自己知道艺术存在于每个好句子中——如果句子希望被理解，艺术就希望被猜到！例如，如果误解了句子的速度，那么句子本身就会被误解！人们必定不要怀疑节奏上的决定性的音节，人们应该承认过分僵硬的对称的断裂是有意的是一种刺激，人们应该把自己高雅而耐心的耳朵朝向每个断奏、每个散板，人们应该猜测元音和双元音的意义，以及它们在它们的连续中如何柔和地和丰富地增添色彩和变幻色彩。在读书的德国人中谁自愿承认这类义务和要求，并注意倾听语言中这么多的艺术和意图？总之，人们恰恰“对它没有耳朵”，这样一来，最明显的风格对比没有被听到，最高雅的艺术家的风格就像在聋子面前一样被浪费。——这是我的想法，当我注意到人们如何愚蠢地和无预感地把散文艺术中的两位大师彼此混淆时——其中一位大师的词句慢腾腾地、冷冰冰地滴下来，就像从贫民窟潮湿的天花板上滴下来似的——他指望着它们的低沉的声音和回声，而另一位大师则把他的语言当作一把可弯曲的剑加以运用，并且从他的手臂到脚指头都感觉到颤抖的、太锐利的剑刃的危险狂喜，它要刺，咝咝作响，而且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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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风格很少与声调和耳朵有关，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恰恰我们优秀的音乐家却写得很糟糕。德国人并不大声朗读，他读并不是为了耳朵，而只是用他的眼睛；他在读时把他的耳朵放进抽屉里。在古代，当一个人读书——这是稀罕的事——他给自己读些什么时，他大声读；当一个人默读，而且偷偷地为之寻找根据时，人们会大吃一惊。大声读，就是说。用音调的一切增大、变化、突变和速度变化来读，在这一切中，古代的公众世界得到快乐。在当时，文章风格的法则是与演说风格的法则一样的，而演说风格的法则部分地取决于对于耳朵和喉的令人吃惊的训练和严酷的要求，部分地取决于古代人的肺的强健、耐力和力量。在古代人的意义上，一个时期首先是一个生理学的整体，这是就它由一次呼吸所构成而言的。在这些时期内，就像在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那里所发生的那样，肺两次扩大，两次缩小。一切都在一次呼吸之间完成，这对古代人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们知道如何通过他们自己的训练去评价在这个时期的朗读中的有关的美德、罕见的东西和困难。实际上，我们对伟大的时期没有权利，我们现代人，我们是在各种意义上的短气者！这些古代人在演说方面的确都是业余爱好者，因而是行家，批评家——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演说家推向了极端；在与上一世纪相同的方式中，当时所有的意大利男人和女人都懂得如何唱歌，在他们那里，唱歌的熟练技巧（由于这种技巧，旋律的艺术）都达到了顶点。但是，在德国（直到最近，一种论坛上的辩才才胆怯地、笨拙地开始拍动它那年轻的翅膀）实际上只有一种公开的和大致艺术式的演说，这是从讲道坛来的。在德国只有传教士才知道一个音节、一个词的分量，在什么方式上一个句发声、跳出、涌出、流动和结束；只有他才有在他耳朵中的良心，常常是坏透了的良心，因为并不缺乏理由去说明。为什么恰恰是一个德国人很少见地、几乎总是很晚地获得了熟练的演说技巧。因此，德国的散文杰作理所当然地是它最伟大的传教士的杰作：《圣经》是迄今最好的德语书。与路德的《圣经》相比较，几乎一切其他的东西只是“参考文献”——一种并非在德国生长的东西，因此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生长到德国人的心中去，就像《圣经》曾经生长在德国人心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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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天才。一种天才首先生殖而且愿意生殖，另一种天才喜欢让自己受胎和分娩。同样，在有天才的民族中，有这样一些人，女人的怀孕问题和形成、成熟、完成的秘密任务归于他们——例如，希腊人是这种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还有其他一些必须使之受胎并且成为生命的新秩序的原因的人——像犹太人、罗马人，并且十分谦虚地反问一下，像德国人？——诸民族为不知名的高烧所折磨、兴奋，并且不可抗拒地被排挤出来，迷恋并渴望外来的种族（渴望那些“让自己受胎”的种族），并且在这里是有统治欲的，就像一切意识到充满了生殖力并因而被赋予“上帝的恩惠”的东西。这两种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彼此追求，但他们也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彼此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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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伪善。并把这种伪善称为它的德行。——人并不了解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不可能懂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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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把什么东西归功于犹太人？——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首先是一个东西，它同时有最好的东西和最糟的东西：道德的伟大风格，无限的要求和无限的意义的可怕和庄严，整个浪漫派和道德可疑性的崇高——因而它们是那些色彩变幻和诱向生活的最吸引人的、最棘手的和最精选的元素；在它们的余光中，我们欧洲的文化天空，它的夜空，现在晚霞满天，也许在渐渐熄灭。因此，观众和哲学家中的我们——艺术家感谢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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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民族患有并且愿意患有民族的神经发烧和政治上的功名心、各种阴影和错乱，换言之，一些愚蠢的小发作贯穿这个民族的精神，那么，人们必须忍受这一切。例如，在今天的德国人那里，时而反对法国人的愚蠢，时而反对犹太人的愚蠢，时而反对波兰人的愚蠢，时而反对基督教浪漫派的愚蠢，时而反对瓦格纳派的愚蠢，时而反对条顿人的愚蠢，时而反对普鲁士人的愚蠢（请人们看一下这些贫乏的历史学家，这些希贝尔和特雷奇克以及他们密切相关的大脑），不管德国的精神和良心的这些小小的暧昧之处可以被叫作什么。请人们原谅我——当我短暂而大胆地停留在一个传染性很强的地方时——连我也始终并不完全不受这种疾病的传染，并且像世界万物一样，我已经开始对与我完全无关的一些事情形成了看法：政治上的传染的第一个标志。例如，关于犹太人，请听下面的叙述：我从没有碰上一个德国人对犹太人是友好的；但是，就一切谨慎的人和政治的人的方面来说，对实际上的排犹主义的否定是绝对无条件的，这种谨慎和政治也许并不是针对这种感情本身的性质的，而只是针对它的危险的过激行为，特别是针对乏味地和不光彩地表达这种过激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人们一定不要欺骗自己。德国有太多的犹太人，以至于只处理这些犹太人，德国的胃和血液就已深感困难（在长时期内还将有困难），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借助于一种更强有力的消化——这是一种对一般本能的正确阐述和说明，对这种一般本能人们必须服从，并必须按照它去行动。
“不再让新的犹太人进来！尤其要关上朝东的大门（也关上朝奥地利的大门）！”一个民族的本能这样命令，这个民族的本性还是弱的和不确定的，以至于它很容易会被一个更强大的种族抹掉和消灭。但是，毫无疑问，犹太人现在是欧洲最强、最坚韧和最纯的种族；他们知道甚至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如何依靠某些德行，甚至比在有利条件下更好地达到目的，人们今天喜欢把这些德行标示为罪恶，而犹太人则把这些德行归之于一种坚定的信仰，它在“现代观念”面前无须感到羞愧；他们在应该改变自己的时候就改变自己，就像俄罗斯帝国总是进行其征服那样——作为一个帝国，俄罗斯有时间，但不是昨天——按照“尽可能慢”的原则来进行！——一位心怀欧洲未来的思想家，在他对未来所作的一切展望中，将指望犹太人，就像指望俄罗斯一样，因为他们是欧洲列强的实力游戏和斗争中的最安全最可靠的因素。那种在欧洲今天被称为“民族”而事实上与天生的相比只是一种事实的东西（的确，有时混淆地等同于一种虚构而雕琢的东西），归根结底只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年轻的东西、容易被取代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种族，更不用说是一个比青铜更持久耐用的种族了，就像犹太人的情况那样：这些民族应该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鲁莽的竞争和敌对行为！的确，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或者如果人们强迫他们，像排犹主义者看来愿意的那样——现在已经可以在欧洲占优势，甚至在字面上说可以统治欧洲；他们并没有为这个目的而工作和进行策划，这也是确定的。在目前，他们倒是愿意并希望——甚至带有一些纠缠——在欧洲被欧洲吸收和吸取，他们渴望最终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允诺得到尊敬，并且给流浪生活和“漂泊的犹太人”设定一个目的地；人们的确应该重视这种冲动和倾向（它可能表现了犹太人本能的和缓），并且对之予以迎合；为此目的，把排犹的叫嚷者驱逐出境，也许是有利的和正当的。人们应该十分小心谨慎地加以迎合，有选择地加以迎合，大体像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不言而喻，新日耳曼的较强大而有力的种族可以毫不犹豫地与犹太人交往，例如，从普鲁士边界过来的贵族军官；看一看下述情况也许能引起多方面的兴趣：对于金钱和忍耐的天才（特别是某种精神和精神性——完全没有提到）是否并没有另外被附加和训练到关于命令和服从的世袭艺术中去。——但是，在这里应该打断我的快乐的亲德倾向和祝词，因为我已经涉及我的严肃的论题，“欧洲问题”，正如我所理解的，涉及到为欧洲培养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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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英国人——并不是哲学的种族：一般地说，培根代表了对哲学精神的一种攻击，霍布斯、休谟、洛克在一个多世纪中贬低并降低“哲学家”这个概念。康德奋起反对休谟，关于洛克，谢林可以说：“我看不起洛克。”在同把世界愚蠢化的英国机械论所作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连同歌德）是一致的，这两位哲学中的敌对兄弟天才，他们互相分开，力求德国精神中的对立的两极，并在这样做时都犯了错误，正像只有兄弟才犯的错误那样。——在英国所缺少的东西，并且总是缺少的东西，那位半演员和修辞家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就是庸俗无聊头脑混乱的卡莱尔，他试图在激情的面孔下掩盖他关于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即，在卡莱尔那里所缺少的东西——缺乏真正精神性的力量，缺乏精神目光的真正的深刻，一言以蔽之，缺乏哲学。——这样一个非哲学的种族的特征在于：它严厉地对待基督教；它需要基督教的培育以求“道德化”和人化。英国人比德国人更忧郁、更感性、意志更坚强、更残忍，正因为如此，作为两者之中更卑鄙的，英国人比德国人更虔诚，也还更需要基督教。对于更敏锐的嗅觉来说，这种英国基督教本身还有怪癖和酒精放出来的真正英国气味，出于很正当的理由，需要有对付这东西的药剂，即一种更精细的毒药去对付更粗糙的毒药。事实上，在一些愚蠢的民众那里，一种更精细的毒药已经是一个进步，精神上的一个阶段。英国的愚蠢和农夫式的严肃，仍然被基督教的甜言蜜语、祈祷和唱圣歌所欺骗，或者更正确地说，被解释，并被作新的解释。对于醉汉和放纵者这些畜生来说（这些畜生从前在基督教卫理公会派的暴力下，而最近又作为“救世军”，在道德上学会了像猪一样哼哼）。一阵阵地忏悔实际上是他们可能被提高到的相对最高的人性的表现。对于这些东西，人们可以正当地予以承认。但是，甚至在最人道的英国人那里伤害他感情的是他缺乏音乐，比喻地（而且，同样直接地）说，他在他的灵魂和他的肉体的运动中没有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节奏和舞蹈的欲望，“音乐”的欲望。让人们听他说话，让人们看最漂亮的英国女人走路一在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有更美的鸽子和天鹅——最后，听她们唱歌！但是，我要求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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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真理最好由平庸的头脑来认识，因为它们对他们是最适合的，有一些真理只对平庸的精神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自从可敬的但又平庸的英国人的精神——我指的是达尔文、密勒和斯宾塞——在欧洲中产阶级的趣味中已开始获得了优势，正好在现在，人们被迫得出这个可能令人丧气的结论。实际上，谁会怀疑这些精神暂时流行的有益无害？恰恰把高度发展的和独立飞行的精神当作是特别巧妙地规定和收集的许多微不足道的普遍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这可能是一种错误。作为例外，毋宁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处在朝着“规则”的有利的地位上。最后，它们比仅仅去认识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实际上，它们必定是某些新东西，它们必定意味着某些新东西，它们必定代表着新价值！在知识和能力之间的鸿沟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大，也更可怕：有伟大的风格的能人，创造者，也许必定是一个无知者。而另一方面，对于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来说，某种狭隘的东西、枯燥和勤勉的小心（总之，某些英国式的东西），对于达到这些科学发现不可能没有用。——最后，请人们不要忘记，英国人以他们的彻底的平庸曾经引起了欧洲精神的普遍忧郁：那种人们称之为“现代观念”或“十八世纪的观念”或“法国的观念”的东西——因此，德国精神极其厌恶地加以反对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东西来源于英国。法兰西只是这些观念的猿猴和演员，也是它们的最好的士兵，同样令人扼腕地是它们的最初和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在对“现代观念”的可诅咒的亲英热里，法国魂最终已变得如此单薄无力和消瘦，以至于人们今天几乎不相信而还记得它的16和17世纪，还记得它的深沉的热情的力量，还记得它有创造性的优越性。但是，人们必须以决定性方式坚持历史正义这个命题，并且保卫它而反对现在的偏见和现象：欧洲的情感、趣味和伦理的高贵（在任何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乃是法国的工作和发明：欧洲的卑贱，现代观念的平民气味——是英国的工作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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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现在，法国仍然是欧洲最理智的和最高雅的文化的所在地，是趣味的高等学校。但是，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寻找这个“趣味的法国”。谁属于它，谁就很好地隐蔽了自己——他们可能人数极少，在他们之中它生活并具体化。此外，也许有一些人，他们并没有站在最强壮的腿上，部分是宿命论者，阴沉的人，病人，部分是软弱者，过分精巧的人，是有志气自我隐蔽的人。某些东西是他们共同都有的：他们在民主资产阶级发狂的愚蠢和喧闹的嘴巴面前闭目塞听、不予理睬。事实上，一个愚昧而粗野的法国现在在前景中翻滚——它最近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中举行了一次趣味低劣而又同时自我欣赏的名副其实的狂欢。对他们来说也有别的东西是共同的：抵制精神上的日耳曼化的那种优秀的意志，以及为达此目的的一种更彻底的无能为力！在法国精神中——它也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法国——叔本华现在也许变得更得其所哉、更熟悉，比他从前在德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更不必说亨利希·海涅了，他很久以前就已融化在巴黎的更高雅、更苛求的抒情诗人的血肉之中了；或者也不必说到黑格尔，他今天在泰纳的著作中——泰纳是还在世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实行着一种近乎专制的影响。但是，说到理查德·瓦格纳，法国音乐更多地学会按照现代精神的现实需要来形成自己，它就越多地“瓦格纳化”，人们可以预言这一点——它现在做得已经够了！然而，有三个东西，法国人即使在今天还能够自豪地把它们表现为他们的遗产和自己的东西，并表现为在欧洲之上的一种旧的文化优势的尚未丧失的特征，尽管人们的趣味完全自觉或不自觉地日耳曼化和粗俗化了。第一，关于艺术激情的能力，献身于“形式”的能力，为了这种形式，发明了“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表现形式以及其他大量的表现形式——这种能力在法国三个多世纪以来并不缺少：而且由于对“小的数目”的尊重，它反复地创造了一种在文学上是可能的室内乐，在欧洲其他地方，人们徒劳地寻找这种室内乐。
第二，法国人能够把对欧洲的一种优势建立于其上的东西，是他们的古代的、多方面的道德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得人们在一般水平，甚至在报纸的小插曲中和巴黎林阴路旁咖啡店的过客那里找到一砷心理学的刺激人的东西和好奇心。例如，对后者人们在德国没有印象。（更谈不上事情本身！）德国人若干世纪以来缺少必需的道德主义的方法，如上所说，法国人对此并无妒意，因此，谁称赞德国人“天真”，谁就是在骂他。（作为信奉享乐心理学的无经验和纯洁无邪的德国人的对立面，德国人的这种缺乏经验和纯洁无邪和他们在交往中的令人乏味其实相去并不太远，而且作为在这个难以处理而令人激动的领域里的真正法国人的好奇心和发明才能的最成功的表现，可以提到亨利·贝尔：这位著名的先驱和先行人，他以拿破仑的速度穿越了他的欧洲，穿过欧洲灵魂的好多世纪，他是这个灵魂的探测者和发现者：需要两代人才能以某种方式追上他，并且在事后很久才猜出折磨他和使他兴奋的那些谜，这个奇特的伊壁鸠鲁信徒和一脑子问题的人，法兰西最后的伟大的心理学家。）还有关于优势的第三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着北方和南方的一个成功的半路上的综合，这个综合使他们理解许多事情。并吩咐他们做其他事情，这些事情是一个英国人绝不会理解的；他们的循环地转向和转离开南方的禀性（在这种禀性中，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人的血液在奔流）使他们免受北方可怕的灰色中的灰色，免遭阴暗的概念幽灵和贫血——我们德国人在趣味方面的疾病，针对这种疾病的过度严重，人们现在极其果断地给自己开出铁与血的药方，这就是说，“伟大的政治”药方（根据一种危险的治疗技术，它教导我们等啊等，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毫无希望）。即使是现在，在法国还是有对那些较罕见的和罕见其心满意足的人的预先理解和迎合，为了在某一种爱国主义中找到他们的满足：并为了知道怎样在北方热爱南方，在南方热爱北方——对于天生的内地人，“优秀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是太广泛了。——为他们的比才已创造出音乐，这位最后的天才，他看到了一种新的美和诱惑，他发现了音乐中的一块南方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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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应该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反对德国音乐，假如一个人像我热爱南方那样热爱它——南方是一所治愈最严重的精神上和感觉上的病痛的伟大学校，在那里，阳光灿烂辉煌，普照那自信的无限的存在——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对德国音乐保持警惕的人，因为再次伤害他的趣味的同时，就是伤害他的健康。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南方人，不是根据籍贯，而是根据信念。如果他梦到了未来的音乐，那么他必定也会梦到音乐摆脱了北方的影响：而且在他的耳朵中必定有一种更深沉、更强有力，也许更反常和神秘的音乐的序曲，一种超越德国的音乐，这种音乐神奇、有力，悠远绵长。和所有德国的音乐都不一样，看得见湛蓝的、变幻莫测的大海和地中海透明的蓝天——一种超欧洲的音乐，它甚至在沙漠的褐色的落日面前亦不动声色，它的灵魂就像那南国的美丽的棕榈树，既能独处一隅，亦能和巨大的、美丽的、离群索居的食肉兽一起漫游……我能想象一种音乐，它最罕见的魅力就是它只知道什么是善恶；只有在各地流浪的那些水手的思乡病，某些金色的阴影和脆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一扫而光；一种艺术从遥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一个正在消失的、几乎难以捉摸的正在飞向它的道德世界，这种艺术十分宜人、十分深刻，足以接受这种姗姗来迟的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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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病态的疏远已经并且仍在欧洲各国之间诱发了各民族的疯狂。同样由于鼠目寸光、玩弄权术的政治家靠着这种疯狂的帮助目前正在执掌政权，而且他们并不怀疑他们所追求的分裂政策在什么范围内必然只是一种权宜的政策——由于这一切，以及目前还完全不能提及的更多的其他原因，欧洲希望统一这一最正确的标志现在被忽视了，或者被任意地、错误地误解了。由于这个世纪的所有最渊博和聪明的人的帮助，他们的灵魂的神秘劳作的真正普遍的倾向可能为新的综合铺平了道路，并且试验性地参与了未来的欧洲；只有在他们的伪装下，或者在他们软弱的时候，也许在旧时代，他们才确实属于“祖国”——只有在成为“爱国者”时，他们才相信自己。我认为这种人就是拿破仑、歌德、贝多芬、司汤达、海涅和叔本华，如果在这些人中我还算上理查德·瓦格纳，那么一定不要被认为是不适当，关于瓦格纳，人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瓦格纳对自己的误解所欺骗（像瓦格纳这样的天才几乎很少能正确地理解自己），当然，更不必说为不适宜的噪音所欺骗，由于这种噪音。瓦格纳现在在法国受到抵制和反对，然而事实仍然是：瓦格纳和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最后的浪漫主义互相之间关系密切而且暧昧。就他们要求的高度和深度而言，他们是同族，基本上是同血族的关系；正是欧洲，统一的欧洲，它的灵魂急促地、渴望地向外及向上，在他们的各种各样和兴高采烈的艺术中灌注进一种新的光明，新的阳光？这种艺术向何处去？但是，谁能试图去精确地表达所有这些新掌握的语言模式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呢？的确，同样的暴风雨和压力折磨着他们，的确，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去寻找这些最后的伟大的探寻者！
他们所有的人都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中——普遍文学文化中的第一批艺术家——甚至他们自己大多是作家、诗人，艺术家和理性的中间人和票友（瓦格纳是画家中的音乐家，音乐家中的诗人，一般地说是演员中间的艺术家）；他们所有的人都沉迷于“不惜任何代价地”作“表演”——我特别要提及和瓦格纳最密切的迪拉克洛依克斯（Delacroix）；在崇高的王国里，所有他们这些人都是伟大的发现者。同样在憎恨和梦想的王国里，在展览会和商业的艺术品中，他们实际上仍然是更伟大的发现者；所有他们这些人的才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天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学者，拥有一切诱惑、迷醉、强制和颠覆的才能；他们产生了逻辑和直线的敌人，追求奇异的东西、舶来品、巨大的东西、畸形的东西和自相矛盾的东西；作为人，意志的坦塔罗斯，平民的暴发户，他们知道自己在生活和行动中不可能成为一个贵族——例如，想想巴尔扎克，无限制的工作者，几乎由于工作而毁了自己，在生活习惯方面自相矛盾、性格反叛、野心勃勃、贪得无厌、没有平衡和快乐；所有他们这些人最后都遭到了毁灭，沉沦在基督教的十字架上。（而且理所当然地因为他们对反基督哲学来说是足够深刻和原始了吗？）——总之，他们是上等人的大胆勇敢的、杰出的、占统治地位的、高高在上的、苦心钻营的等级，他们最先把“上等人”的概念教给他们的世纪——群众的世纪……让瓦格纳的德国朋友一起提出劝告，在瓦格纳的时代是否有纯粹的德国人，或者，是否它的特征并不在于来自超德国的源泉和冲动：在这种关系中，不可低估巴黎对于瓦格纳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价值，他的天才的力量促使他在决定性的时候长时间访问巴黎——而且他的活动的整个风格，他的自我吹捧只有在法国社会主义的发起人面前才能完成。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法国人之所以尊敬作为德国人的瓦格纳，是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的举止比一个19世纪的法国人所能做到的更大胆、严肃和高傲——由于环境不同，我们德国人目前比法国人更像野兽——对于整个现代拉丁种族来说，甚至理查德·瓦格纳的最负盛名的作品也许不仅在目前，而且永远都是无法接受的、不可理解的和无与伦比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又译齐格非），这位真正的自由人，对于古老而成熟的平民化的民族的口味来说也许太自由了、太坚强了、太乐观了、太健壮了、太反天主教了。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反对浪漫主义的罪人，这个反拉丁的齐格弗里德，在他过去悲伤的日子里，瓦格纳宽宏大量地偿还了这个罪人，当——事先使一种口味同时变成了政治——他以他特有的宗教热情至少开始鼓吹去罗马之路时，如果没去那里的话。——最后这些话不可能被误解，我将求助于几句强有力的韵律，它们会向不文雅的耳朵表露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反对“最后的瓦格纳”及其袄教音乐。
——这就是德国的？——
这种沉闷的尖叫是来自德国的心脏？
这种自我烦恼是来自德国的躯体？
这种像牧师似的张牙舞爪
这种火烧烟燎的愤怒
是德国的？
这种停滞、堕落、蹒跚
这种无节奏的叮当乱响
是德国的？
这种狡猾的尼姑的秋波
穷乡僻壤的钟鸣狗吠
这种完全错误的跳过天堂的狂喜
是德国的？
——这就是德国的？——
好好想想吧！你就站门口等着吧！
——因为你所听到的是罗马——
没有语言的罗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