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年～1062年），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年），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年），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年）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年），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0卷传世。
官场生涯
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29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70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清官为民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183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包拯这个人很会审理案件，而且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在庐州府做官的时候，有个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处理，照样打他一顿板子。有些亲友本来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为。这一来，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后来，包拯调到京城里做官。京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这些人更是无法无天。有个张尧佐，他的侄女在宫内当贵妃。凭这点关系，他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等好几个重要官职。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官员，包拯认为按照张尧佐的才能，不适宜担任三司使，更不适宜同时担任几个重要官职。于是，他一连写了五道奏疏，弹劾这个既有后台、又有权势的大人物。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当面争吵起来。在包拯的再三反对下，宋仁宗终于免去了张尧佐的两个官职。当时，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逵。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的时候，非常残暴凶狠，拼命剥削和压迫人民，逼得人民逃亡山中，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后来，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还是继续残害百姓。包拯访问到这些情况，气愤极了，立刻上了两道奏疏，弹劾说：“王逵残害百姓，逼得他们逃入山洞，造成大害，至今未息。朝廷决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这两道奏疏上去了，朝廷并没有罢王逵的官，又调他做了淮南转运使。包拯坚决反对朝廷这种做法，又上第三道奏疏，进行弹劾。过了一些时候，包拯又了解到王逵的另一项重大罪行。原来，王逵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时候，疑心地方官卞咸告发他的罪行，就打击报复，暗中指使人诬告卞咸，一下子关押了五六百人，制造了一个大冤案。包拯又接连上了四道奏疏弹劾王逵。他义正辞严地责问朝廷说：“难道朝廷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听任王逵去残害吗？”在包拯的七次弹劾下，最后，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逵的官职。
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任何皇亲国戚、权贵大臣，都没有办法在包拯那里走门路，通关节，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们已经把他和传说中阴间的阎罗相提并论了。包拯自己处处奉公守法。他曾在端州府（今广东肇庆）做过官。那里出产一种石砚，名叫端砚。端砚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是名贵的工艺品。以前端州的地方官，借着向皇帝进贡的名义，乘机搜括端砚，奉承权贵大臣。他们搜括去的端砚，要比进贡的数量多几十倍。包拯到了端州，只收缴向皇帝进贡的数量，自己一块不拿。端州人民看到包拯这样清廉自守，敬佩极了。包拯做了大官，但家里的生活仍旧非常俭朴，跟平常百姓一样。他平生最痛恨贪官污吏，在一篇《家训》里说：后代子孙做官贪污的，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祖坟中。包拯的清廉刚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敬仰。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李继隆
在北宋朝百年的抗击外族战争史上，杰出将领犹如璀璨群星，但有资格被列入宋理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的北宋武将只有四人，李继隆位列其中，另三人是曹彬，潘美，曹玮。由此可见李将军在北宋武将群体中的地位以及显赫战功。李继隆字霸图祖籍上党。父亲是著名的北宋开国将领李处耘。李继隆的妹妹经赵匡胤撮合嫁与赵光义为妻，后来就是著名的明德皇后。李继隆之弟李继和后来是镇守西北边防的名将。因李处耘和赵匡胤的结拜大哥慕容延钧不和，李继隆虽有才华，却屡遭压制，少年时代的李继隆只好每天游猎练武等待机会。
南征北战
开宝年间，宋太祖平定后蜀后由于叛军和盗贼猖獗，于是募兵剿匪。李继隆年方弱冠就毅然从军，校军场上他每射必中受到赏识，被任命为果、阆州监军。慈母见到年轻的爱子将要远征不免非常担心，找来一些当年丈夫的老部下辅佐李继隆。没想到李继隆一口回绝道：“是行儿自有立，岂须此辈，愿不以为虑”，就此踏上了漫长的征途。军人的生涯充了危险，蜀道更是艰难，在胜利归来的路上李继隆连人带马掉入了山沟，幸运的是给一棵树挂住了，人马无恙被救了上来。
随后李继隆和三百士兵被派到长沙去剿灭数千名当地的蛮族，武器只有刀和盾牌。但是年轻气盛的李继隆冒着蛮族不断施放的毒箭身先士卒，以伤亡100多人的代价打败了敌军。战斗中他的手臂被敌人的毒箭贯穿，危在旦夕，好在部下搞来了解药才得救治。这一战李继隆以勇猛传遍了全军。宋太祖听闻后对其赞赏有加，南征金陵后就派李继隆负责水路运输补给。唐军全力攻击宋军的水运，但李继隆屡屡击败南唐水军，并且斩杀了敌军一位高级将领，有力的保障了宋军补给。
宋太宗对北汉的战争开始后李继隆一如既往“奋以先登，勇常冠军”，在攻打太原西城时一次敌军投石机投出的石头，正好落在他身边，一位随从亲兵当场被击中身亡，但他仍然毫无惧色从容战斗在第一线。北汉在宋军的打击下终于投降。李继隆为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汉灭亡后，李继隆作为先锋参加了幽州战役，起初连连获胜，可惜高粱河之战，因为宋太宗失误导致宋军大败。战后李继隆因为战功被命为镇州都监。辽军随后转入反攻，契丹人派出耶律休哥和韩匡嗣带领大军直抵满城。宋军按照太宗皇帝的部署分为八阵对峙，宋军有人提出八阵的部署力量过于分散，应该改为二阵，但是宋军大将崔翰犹豫不决，恐怕违反了太宗的命令不好交待。当时身为监军的李继隆当场表示“事有应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有了李继隆拍胸脯，宋军于是大胆的做了违背太宗意图的正确变阵。一场大战过后辽军惨败，被斩首万级俘三万。太平兴国七年辽人再次卷土重来，辽景宗亲率三路大军南下。李继隆跟随名将潘美迎战于雁门，潘美以曹光实为先锋击溃了辽军。李继隆和潘美乘胜追击，攻破了敌军二十五寨，斩首三千余级，俘获万人追击到辽境内的灵丘才返回。同时其他各路宋军也捷报传来，崔延进破敌于唐兴斩首数千级，斩杀辽军大将太尉奚瓦里，府州折家军也取得了胜利，辽军损失惨重入侵计划全面崩溃！
雍熙二年党项人李继迁诱杀宋军名将曹光实，攻陷河西三寨，银州等地进围抚宁。李继隆又赴西北讨伐党项，他和王诜等浊轮川一战杀敌五千，李继迁狼狈逃走。收复银州后宋军再破悉利族，斩三千余级，出开光谷西杏子坪降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岌伽罗腻十四族不愿归顺，李继隆与尹宪发动攻击，俘斩七千余级。战后李继隆以辉煌战功被加封为环州团练使。
雍熙三年宋太宗发动了第二次幽州战役。李继隆作战勇猛攻克固安、新城，涿州，俘获契丹将领一名。可惜宋太宗和曹彬的错误，宋军遭到了惨败，各路人马伤亡惨重。但李继隆部队“军成列，虏不敢击”，有秩序的撤到了宋境，在定州驻扎。当时有数万败兵溃散到定州，形势混乱，李继隆按照太宗指示，从容的安置败兵，受到太宗的表彰，改任侍卫马军都虞候、武州防御使。
同年冬辽军反击全线展开，宋辽战于河间君子馆，宋军刘廷让领兵数万迎战，以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一万精兵为援。由于天寒冰冻宋军弓箭无法张开，刘廷让受到辽军重创死者数万。李继隆和沧州副都部署王杲领兵赴援途中遭到辽军优势兵力袭击，虽然王李二人顽强抵抗杀死了大批辽军，但终究寡不敌众。李继隆考虑到气候等形势对宋方极为不利，果断下令退保乐寿。李继隆的撤退命令是完全正确的举动，但此却成为刘廷让推托责任的把柄。战后太宗震怒下令李继隆赴京对其进行调查，但事实很快大白天下，李继隆无罪释放。端拱元年李继隆终于被任命为宋军定州都部署，不过他面对的局面是险恶的，宋军精锐几乎在一年前的歧沟关和君子馆两战中丧失殆尽，《长编》记载“缘边疮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斗志，河朔震恐”。
双雄争霸
端拱元年冬，辽军再次大举入侵，攻克涿州，陷长城口。李继隆领兵北上增援不敌耶律休哥，宋军退保北平寨。耶律休哥领八万精骑继续南下，陷满城，南下祁州。李继隆再次赴战，路上遇敌激战之后斩获不少，最后依据宋太宗指令退保唐河。耶律休哥的精锐铁骑也没闲着，如风雷一般迅速扑向了唐河。面对辽军凌厉攻势，李继隆一面招来镇州都部署郭守文增援，一面在北岸设下二千名伏兵准备背后偷袭。耶律休哥不愧为名将，很快发现了宋军伏兵，他首先对宋军伏兵实施攻击。李继隆见情况有变立即下令荆嗣出战救援，荆嗣杀入重围救出伏兵，迅速退到河边，把军队分为三阵，背水抵抗。辽将耶律休哥亲率骑兵主力登上烽火台求战，然后全力冲击。勇将荆嗣顽强抵抗，战斗拉锯了好几个回合后，荆嗣军抵敌不住且战且退撤到南岸和李继隆主力会合。辽军见势迅速杀过河桥。李继隆的部下袁继忠见此慷慨陈词道“今强敌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他郡，虽欲谋自安之计，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于寇矣”。但黄门林延寿等却拿出太宗皇帝不许出战的诏书。李继隆早已下定决心一战，他喝斥道“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往年河间不即死者，固将有以报国家耳。”他下令田敏带领其数百名静塞骑兵来到阵前，“静塞”这个番号是大宋精锐骑兵部队，史载：“近世边郡骑兵之勇者皆习干戈战斗而不畏懦者也，闻虏之至，或父母辔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胄而进者。”田敏不负众望带着骑兵“摧锋先入”。李继隆，荆嗣，郭守文乘势掩杀，辽军大败，横尸遍野，宋军一直追击到满城，斩首一万五千级获马万匹。战后辽军南下的势头被初步遏制。大将裴济本来和李继隆不和但此战摒弃前嫌奋力拼杀，和敌人短兵相接，战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端拱二年耶律休哥再率三万铁骑南侵，旨在切断威虏军的补给。宋朝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放弃威虏军。李继隆表示反对，他召集镇，定，高阳关精锐万人，毅然出发运粮，归途中渡过徐河后遭到耶律休哥追击。李继隆派麾下大将尹继伦偷偷进至辽军后背。到了凌晨尹继伦乘耶律休哥不备，突然从背后袭击辽军，辽军正在用餐不及防备，顿时陷入混乱。尹继伦杀入辽军指挥部，劈面一刀，耶律休哥手臂差点被砍断，狼狈逃窜，但辽军毕竟人多，很快组织反击，尹继伦渐渐支持不住，连连败退。此刻李继隆和大将王杲，范廷召领兵杀到增援。辽军败状据《宋史》记载“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宋军追击了几十里，辽军在曹河遭到宋军孔守正伏击，又死伤不少。徐河战后，宋辽战争的形势为之一振，此后十年辽军没敢再次大举进攻！
淳化年间西北党项李继捧反宋。李继隆再次出征，部下认为宋军兵少不如先在石堡城休整待情况而动，李继隆却说：“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已露，岂复能进”宋军迅速行动开赴夏州，李继捧被擒拿。至道二年李继隆再次征讨李继迁，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因部署欠周密加之粮食不足，遗憾的未能彻底消灭李继迁。至道三年李继隆重建了镇戎军，这个要塞在以后的宋夏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真宗即位后，官至殿前都指挥使的李继隆因为卷入了拥立楚王的政治风波，被罢去实权。咸平四年望都之战宋军失利，朝野震动。李继隆雄心不已，多次上书，阐述边境形势和对策，并且要求再次披挂出征。真宗虽然抚慰了一番，但还是有点猜忌，没有赋予军权。咸平五年西北战场局势恶化，李将军的挚友裴济在灵州战死，灵州陷落。景德元年，李将军其妹明德太后病倒，她希望能见李继隆一面，皇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可能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李继隆只能忍住悲痛在妹妹的寝宫门口拜笺。当年九月明德太后病逝。正当遭受接二连三打击的李继隆还沉浸在悲痛中，契丹发动了宋辽历史上关键一战“澶渊战役”。辽军二十多万人绕开唐河，天雄军等要塞后来到黄河北的澶州威胁汴梁。终于宋真宗决定征召李继隆出山，这时的他已经是50多岁的老将了。澶州背靠黄河说是个要塞但是城墙矮小，“亦无敌栅战格之具”。李继隆大军到达后因为城池太小无法守城，只好城外驻扎，他了解了地形后，马上挖深壕沟，然后方圆几十里埋下鹿角，将数千辆辎重车卸去一个轮子，“重叠环之，步骑处其中”。辽国萧达赖到后以精锐骑兵从西北角攻击宋军，宋军石保吉部赶到增援李继隆，双方在澶州城下展开激战，辽军溃败，宋军追杀十多里才停下。一天夜里李继隆得到间牒情报次日辽军将要有所行动。李继隆据此设下了伏弩，次日果然萧达凛来到阵前视察准备进攻，宋军伏弩激发，萧达凛中箭身亡。萧大王一死辽军士气低落被迫停战和宋达成了盟约，终于长达20多年的宋辽战争宣布结束。战后李继隆也不居功自傲，谦虚的把功劳归于石保吉。
四十年的战争生涯使得李继隆已经伤病缠身，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谥号忠武。李继隆少年从军，参与了宋朝开国以后大多数重要战争，一直到宋辽战争结束，也就离开了人世。记得电影巴顿将军里有一段话：他就是为战争而生的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他生命的终结。这句话也正是李将军一生的写照。李继隆勇敢，果断，为人刚直，机智多谋，宋太宗赞扬他有“七擒之智”。李继隆的业绩应当为世人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