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也称真书、正书，它产生于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楷书是由隶书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慢慢蜕化出来的，在它成为一种新字体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或多或少地带有隶书的意味，直到唐初的一些书家，还喜欢用一点隶书的笔法来写楷书的某些点画。因此楷书在历史上也曾被人称为“隶书”或“今隶”。
楷书虽然脱化于隶书，不过拿典型的楷书跟典型的汉隶相比较，楷书是具有很突出的特点的。
首先，从总的体势上看，隶书多呈平扁，楷书多呈长方；因而隶书的章法多取直行横势，楷书的章法多取直行纵势。
其次，楷书的结构法则要比隶书紧密。重心的安放，笔道的长短、正斜，两笔相交的角度大小，点画之间的照应关系，合体字中不同部件的位置与比例等等，都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像隶书随意，有较大的自由。也就是说，楷书的点画布局要比隶书精密。
第三，楷书的基本点画形态比隶书丰富，用笔变化多。楷书不只比隶书增加了斜勾、挑、折下等基本点画，而且每种基本点画的“个性特征”都比隶书鲜明。隶书除了波磔、掠点具有较为突出的特点外，其他的基本点画（如横、竖），仍然不同程度地沿用着篆书的线条形态，只不过是把篆书的圆润变为方折罢了。
楷书的基本点画则完全脱离了篆书的线条形态，依赖毛笔的弹性、锋芒和书法家多种用笔方法，形成各自迥然不同而又能彼此配合适宜的新形态。正因为有了严格的结构法度和丰富多变的点画形态，楷书的体势美、情态美，可以得到比隶书更为细腻、生动的表现，所以从字体突变的历史过程来看，虽然隶书的形成是汉字由线条结构变为点画结构的标志，但是汉字点画结构的典型不是隶书而是楷书。
楷书端庄工整，又比隶书便于书写，点画稍加变动或连笔，还可以成为日常最习用的行书。经过长期的试用，证明它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用作官方正式字体最为合适的字体。因而从魏晋到现在，楷书一直保持着它的“正统”地位，成为一千多年来汉字字体的大宗。
颜家庙碑
在唐代楷书艺术中，颜真卿开一路书风，“纳古法于新意之中，主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
《颜家庙碑》为颜真卿晚年之作，比较突出地代表了颜体楷书的特点，“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朱长文《墨池编》）展现了雄强、浑厚、壮伟、沉穆的审美意境。“年高笔老，风力遒厚，又为家庙立碑，挟泰山岩岩气象，加以俎豆肃穆之意，故其为书庄严端悫，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视。”（王澍《虚舟题跋》）透过颜书雄浑壮伟的书境，我们感受到一股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一种庄严正大的精神力量。
颜真卿把篆、隶笔法融于楷、行。以中锋铺毫为主，中锋圆劲，铺毫浑厚。笔画中段充实，两端不求过大顿头隆起，而用逆锋回笔使之含蓄。此碑与他碑不同，不是横细竖粗，而是二者大体均匀，显得更加浑朴。
点画肥壮，但肥不剩肉。它并非以丰腴的“肉”胜，而是突出了韧健的“筋力”。人们常说“颜筋”、“柳骨”。骨力侧重于坚实刚挺，而筋力侧重于韧健含忍。刘熙载《艺概·书概》指出：“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含忍的坚韧性具有刚柔相济的弹性之美。竖笔化直为曲，略向外弓，有郁勃张挺之势。
王派书法大多以侧取势，结构左紧右舒，左右部分侧重相背之势，突出了伸展舒放的姿态。颜书则以正取势，略带弧形的对称使竖有向内环抱又向外扩展之势。结体以相向之势为主，使字势圆紧浑凝，蕴含着强大的内在力量。
此碑更显颜楷的朴拙之气。撇捺不伸展，缩敛，不像王派书法那样舒展流美。不同于《勤礼》、《东方朔画赞》等碑的偏上重心和偏长结体，此碑重心居中，字形偏方，在视觉上有下压之感，增加了拙朴敦厚之意。清人王澍《虚舟题跋》云：“评者议鲁公书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方严为鲁公病，岂知宁朴勿华，宁拙勿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庙碑》乃公用力至深之作。”字势拙里藏巧，正中有欹，平中蕴奇。
其结体、章法是充实与宽博、茂密与疏朗的结合。疏而不散，行距字距紧密充实，字势书势博大开阔。内空外满的结字又密聚在一起，封天盖地。但由于其结字的内部空间疏阔开朗，其茂密又不给人以拥塞窒息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