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教青少年为人处事的故事宝库:从故事中学会尊老爱幼
47682700000104

第104章 蔡元培爱护北大学生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他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由此,蔡元培最辉煌的时期到来,并且因为他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国教育史。

这个范源濂,在1912年蔡元培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时,曾聘他出任教育部部长。因为范源濂并不属于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因此蔡的邀请在国民党内引起一些反对之声,但蔡元培坚持己见,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不想,四年以后,两人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这回是任教育部长的范源濂来邀请蔡元培了。

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计,当时北京大学建校仅仅18年。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但是,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定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元培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独秀的住处拜访陈独秀时,因陈独秀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独秀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元培立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向他们通报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遂提前至5月4日举行。

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

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蔡元培的营救方式,是去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家中说情。那位老先生表示这事情难度太大。于是,蔡元培从晚上九点一直坐到十二点也不肯走,直到人家表示愿意一试。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的一生中,曾辞过几十次职。他自认是一学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他也绝不会以辞职要挟谁,他只是感到深深的“自伤”。

但这一次的辞职,产生的社会震荡远超出蔡元培所想。从北大到北京学界,“挽(留)蔡”竟成了难以平息的学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北京市各中专以上的校长,也全部提出辞呈。在这种压力之下,蔡元培终于于7月答应回校复职。

蔡元培后来曾说:自己“居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国民党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大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