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骄，贫贱不移
1.富而不骄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人生的第一关就是财富问题，如何去面对金钱，拥有财富又如何去面对人生，孟子这句话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现代人，要在社会中能够如鱼得水的活着，一定要做到富贵时能忍，贫贱时能忍，富贵时亦能忍，才能成为伟人。
《愿体集》说：“富贵的家庭，应学会宽大；聪明的人，应学会忠厚。聪明人不忠厚，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吕氏杂著》说：“做官的人家，他的子弟更不同。随着父亲兄长在仕途中游历，见闻不能说不广博，交际不能说不熟练，议论不能说不高明，然而虚浮骄傲的气质，却不能去除净尽。高贵的门第很久以来就不足以依仗了。在立身处世方面，一件事情有做不到的，那么他人的指责要加倍严格。大概门第高了就会盛气凌人，宗族大了就会引起公众的忌恨。稍微有一点儿差错，许多人都会去指责。必须在学习上更加勤奋，在修养上更加刻苦，才能比得上一般的人。”
《聪训斋语》说：“对于世家和大的宗族，稍微能做到谦虚谨慎俭朴厚实，而不被他人称颂，就会说：‘人心没有以前宽厚，世家的子弟难做。’这是没有很明白人情世事的原因。世人认为对别人退让，别人就会欺负你。有些父母长辈告诫孩子不要太谦让，很不合于道理。按世俗的眼光看，富贵人家的子弟不应当被别人所欺负。他们稍微有些不顺心的地方，就会说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对待我？旁观的人不懂礼义，用一二句话加以挑逗，就会满腔怒火，奋不顾身地做事。一点不考虑富贵人家子弟正是众人所攻击的靶子，所忌妒的对象。谚语说：‘一家温饱，千家忿怨。’只有扪心自问，我所得到上天的已经够多的了。他们和我同生在天地间，或是亲戚，或是乡邻，生活像这样不如意；我不让他们，他们怎么肯让我呢？应当保持这种心态，深明这个道理，自然会心平气和。即便有不称心的事，不顺耳的话，只当是天空中的行云，与我没有关系。愿把这些话当作满腹火气之人的一贴清凉散。”
《人生必读书》说：“富贵人家在乡里生活，被乡邻所侵犯欺负，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对我很有好处。若是大家看见我的影子就远远躲藏，没有人敢拾我家地里的一棵麦穗，就可想而知我的为人如何了。”
李文节说：“经常见士大夫捐献出一所学馆，他的子弟就会向其他人诉说有谁欺侮了自家，别人也会随着他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厚薄。我就不这样认为。君子生前人人敬仰，死后人人怀念。生前寂寞，死后荣华，被人祝祷祭祀的又是什么人呢？人必是自找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假如以前仗势欺人，恃强侵夺，别人对他无可奈何；一直等到他的子孙后代，才再与他算帐。这正是自酿苦酒自己喝呀。随便说人家欺负自己是不对的。”
魏国公韩琦，是做宰相的人。几代人都有贤德，为当时著名大臣。自从年轻时就被升为高官，掌了大权，四海之内的士民崇拜景仰的也有很多年了。人们所说的将相的富贵荣华，都是他平时拥有的；不像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侥幸中一时得意，出乎庸俗及愚蠢之男女的意料，为了使他们惊骇而特意夸耀自己。然而高举的旌旗，不足以显出他的荣耀；钦赐的衣冠，不足以显出他的富贵。只有恩惠播于百姓，功劳施于国家，把名字刻在金石上，传播于诗书中，以此显耀于后世，而流传于无穷。这是他的生平志向，也是士民们对他的殷切期望，岂止是在一时一乡的夸耀呢？韩琦在至和年间，以武康的条例治理相位。曾在后院造了一所书锦之堂，接着又在石上刻了一篇文章，来留给后来的宰相。意思上鄙弃快意恩仇和炫耀富贵的人。不以先前的人所夸耀的事情为荣，而以它为戒。在这里可以看出韩琦是怎样看待富贵的。他的胸怀岂是我们这些人可以测量的呢？
宋朝南野瑮是个御史，为人极有风度。回到家乡，家里有牛踩了姓柳人家的庄稼，姓柳的就把牛杀死了，并让子弟在门前辱骂。先生劝止家里人不要出去给他们争执。姓柳的有个狂野的儿子，喝醉后骂了很久，跌倒在水田里。先生让人把他拉出来，换上自己的衣裳，迎到上座上。对他说：“我家与你家几代交情都不错，为何要因这点小事而产生嫌隙呢？”把牧童叫来鞭打了数十下，并让人用小轿，把姓柳的儿子送回家，还向他的父老道了歉。姓柳的父老非常惭愧。有风度的人，偏能这样柔顺屈从，难道不是修养到家了吗？
南京史良佐，做西城御史，而家住东城。每次出入时，恼恨同乡人不回避，就抓了几个送到东城治罪。东城御史盘问他们，他们回答说：“小民总是被倪尚书给误导了。”问：“怎么样误导了？”说道：“倪尚书也是南京人，执掌兵部时，在乡邻间出入，众人赶忙回避，他就让人劝止众人，说：‘我与你们是老乡，我不能在乡邻间出入下车，还要麻烦你们回避吗？’我们是愚蠢之人，还以为史公像倪公那样，于是就没有回避。没想到正赶上他发怒。”东城御史笑着放了他们。住在乡里还作威作福的人，能不被愚蠢的人所讥笑吗？
2.富贵不奢
刚毅仁厚的荣毅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家是富贵之家，但富而不奢，讲究而不浪费是荣家的一大特点。平常，荣毅仁夫妇饮食上非常简单，家里做饭的阿姨平时做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而且他们饭量都很小。饭后喝小半碗稀粥，再吃一点水果，是他们多年的习惯。荣家会客厅曾接待过许多中外贵宾，可以说是整个荣家最讲究的地方。
但是，平常没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客厅沙发上的靠垫、座垫又都换成布制的；只有接待客人时，这些垫子才会套上体面的“外衣”。由于身份和地位，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非常注意穿着打扮，出国时他们会到名牌店购买名牌服装。而且，出访时荣毅仁的西服从不连穿两天，杨鉴清说：“这并不是挥霍，而是要展示中国人的身份。我们花的是自己的钱。”有一位香港记者这样形容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但是，在香港或国外订做的高级服装杨鉴清只是在参加重大外事活动或盛大宴会时才穿，平时就舍不得穿。为了节约，她想出了一个妙招——仿制。“‘文革’给了我们‘好处’，没事时我和大女儿智和就做针线、打毛衣。智和手巧，衣服看了样子就能Copy，毛衣也打得好。”儿女们也常常和母亲开玩笑：“娘娘（妈妈），你这件衣服是Copy的，还是原版的？”富而不骄也是荣毅仁夫妇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个鲜明特点。
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宽厚，从不乱发脾气。尤其对长期在家里服务的老工人，他们夫妇都很照顾，有的老工人去世了，身边没有子女，他们还为之送终。可是，利用职权替人办事、违反原则的事情，荣毅仁从不去做。在荣家做饭20多年的老阿姨刚开始来荣家时，以为自己在高干家帮忙，时间长了能沾点光，给儿子谋个好出路，可至今儿子还在农村。在许多人眼里，有钱人挥金如土，大多追求各种平常人难以做得到的特殊嗜好。
可能许多人都不相信，荣毅仁连现在很普及的交谊舞都不会跳。但是，荣毅仁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爱好，年轻时，他喜欢吊吊嗓子唱京戏，如今，孩子都独立出去了，家里显得比较冷清，老俩口便常常相守在家欣赏音乐和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荣毅仁还曾以“养花”为乐趣，如今，在院子里，各种颜色的月季花竞相开放，夏天，缸内养的荷花清香宜人。
闲暇之时，庭院赏花是荣毅仁必做的功课。足球是荣毅仁惟一保持终身的特殊嗜好，他还被聘为中国足球协会名誉顾问。他从小就喜欢踢足球，不管是出国还是在家里，只要有吸引他的足球赛，哪怕半夜，他也要起床看。有一天夜里，电视里播放“丰田杯”足球赛事，荣毅仁那时正好身体欠佳，夫人杨鉴清为了让他安心睡觉，答应替他把比赛录下来。哪知这位“老球迷”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到了开赛时，还是爬起来看完比赛才过瘾。在荣毅仁的书房兼办公室里，有不少中外书籍。写字台上放有电脑，在今天，电脑看来并不稀奇，可它，是在很多人都不知电脑为何物时落户荣家的，而且早早就与路透社终端装置联网了。如今，荣毅仁每天除了阅读文件、翻阅各种中外报章杂志外，间或打开路透社传送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于是，全球的最新政治经济新闻瞬间便呈现他眼前。累了就闭目静坐，修身养心，他说：“养心就是养生。”耄耋之年的荣毅仁身板还是那么挺拔，风采依旧。当被人问及养生之道时，他笑着回答：“我比较乐观。”也许正是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使他获得了对人生困苦的免疫力，迈过了一道道难关。
3.为富且仁
余彭年父亲彭麟阁，母亲肖氏，均为湖南省涟源市人，其父在涟源县蓝天镇经商数十年，从事小本经营。余彭年大学未毕业便子随父样，在长沙等地从事小本生意。不过余彭年早期这段东奔西走的从商经历似乎并不顺利。在余彭年1981年的书法作品中，有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商场如战场，由北到南，由东到西，败奔失走，无容身之地”。
余彭年还担任过长沙《大众晚报》的特约记者，他甚至保留着自己1982年1月1日在香港《百姓》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从一个无色彩的立场看国共和谈》，很自豪于自己当记者的经历和自己当年写文章的文笔。文中余彭年建议：“国共双方绝对以平等地位，进行和谈，创造和谈气氛，共同为和平统一之愿望。”1949年，余彭年辗转来到上海。在此他被人诬为“逃亡地主”和“有海外关系”，判刑三年。服刑期间，余彭年因“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犯人的外来书信，并加以归类、分发，这个工作让余彭年几乎悟透人性。“每一个犯人入狱，都差不多重复一样的经历：开始时，恋人来信，海誓山盟；夫妻来信，义重云天；朋友来信，两肋插刀；父母来信，饮血规劝。可是几度春秋，斗转星移。恋人反目，朋友检举，妻子变心。后悔信、离婚信、揭发信，雪片般飞来。”三年劳教刑期届满之前的两个月，余彭年的“逃亡地主”罪名查证不实，释放后的余彭年似乎别无选择地去了香港。
初到香港的余彭年，境况很惨，有老一辈闯天下人共有的经历。在香港露宿街头时，余彭年被误认为是小偷而遭到殴打；流浪街头时，被视为偷渡者而被关押；仅仅为好奇而观看打群架，也被误认为是同党而遭到追打。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开始搞房地产建设，余彭年追随一位老板进入台湾市场，迎来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台湾，他被老板任命为经理，月薪1万元台币。老板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让余彭年自组公司进行经营。人到中年的余彭年掘到了“第一桶金”。为使口袋里的钱变成更多的钱，他选择了股票市场。但余彭年不谙此道，将资金全部投放进去，灾难随之而来，1967年，香港股票狂跌，余彭年损失2000万，几乎让他回到起始点。股票投机失败后，余彭年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房地产界。也就在余彭年元气大伤的1967年，香港影星李小龙病死，留下一套1000多平方米的豪宅。香港人迷信，认为名气太大的人住过的房子不能住，所以没有人敢买这座“凶宅”。余彭年看准商机，从银行贷款70万元，自己掏出30万元，将这栋带有游泳池的豪宅买下，并装修一新。
尔后，租给外国人住了8年，8年后仅靠租金就还清了银行贷款。1996年，这套房子价值达到7000万元。30年时间，这套房子的价格在他手中飙升了几乎70倍。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国领导人的情妇去世，余彭年也同样花250万元港币接下她的豪宅重新装修。1995年，这套房子升值至8000万元港币。此后，余彭年的经商之路步入正轨。在余彭年眼中，中年时期在香港的打拼当属小打小闹，“在香港做房地产也是有大有小，我实际上算小的”。他的得意之笔应该是晚年投资深圳房地产和建设彭年酒店。1990年余彭年在香港《文汇报》题为《台资财团投资福田，逾亿港元购六幅地——余彭年料深圳楼价二年后增五倍》的文中预测，深圳是整个中国最具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城市。
1991年，63岁的余彭年成立福华（深圳）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60万美元，通过福华公司的发展，他在深圳开发开放之初，掘取了大笔利润，也由此开始全力建造自己位于深圳罗湖闹市区的彭年广场及五星级的彭年酒店。“将57层的彭年酒店建起来，一分钱没有借银行，没有出租一块地，许多公司顶不住了，余彭年却像他挥笔题写的那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余彭年自制的画册中，流露着他建立彭年酒店的得意。据《时代人物周报》对余彭年的资产调查看，余彭年的身价总数约30亿元人民币，其中彭年广场、彭年酒店资产共24亿人民币，香港资产约港币6亿元。面对诸多对余彭年资产来路的质疑，很少为自己做辩解的他经常只会对媒体一再肯定，“大陆有很多暴发户，但我的钱是硬碰硬来的，和他们层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