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附中 卢 元
弹指间，复旦附中老校长姜拱绅同志逝世已经１０周年了 ！这位毕生献身于复旦附中 （长达４５年），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校长，以其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忠诚与热爱，一丝不苟、平易近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以科学的教育观 （含德、智、体、美育）、人才观和管理观，为复旦附中培养了一批批高素质人才苗子，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师和管理人才，承先启后，为复旦附中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关他的办学成绩，众口皆碑，用不着我在这里赘述。我只想就自己与他共事的４１年间，亲身感受到他在爱才、识才、用才、护才和容人等方面的可贵之处，从而体现一位创业者的卓越胆识与博大胸怀，并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与哀思。
我是１９５５年８月从上海财经学院工农速中并到复旦大学工农速中的。当时，姜拱绅同志任校长室秘书主任，具体负责处理两校合并后多余教师的去留工作。他后来告诉我：他在审阅财经速中各位教师的档案材料时，发现我在１９５２年夏高校教职员所写思想改造总结颇有思想境界和文采 （一般人只写三四千字，我写了一万余字 ），就对我特别器重。１９５８年工农速中改为复旦大学工农预科，他第一年任主任助理，第二年方宗坚主任调大学部任职，他升任主任。第一届预科共招收两个文科班、六个理科班，他亲自兼文一班班主任，教政治；我任文二班班主任，教语文。这一届预科生有如下有利条件：
①每周语文课８课时，比理科班和普通中学的语文要多出２至３课时，而数理化的要求则较低 ；②不受普通高中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的约束，可自定教学大纲，自编教材 ；③毕业后由复旦大学党委认定合格后，即可直升复旦大学各系，个别不合格者，仍可参加统一高考 ；④我和全班学生都有大胆探索语文教学新途径的兴趣。于是，我构想在第二学年 （这届预科生仅为两年，以后统一改为三年 ）试行研究性教学。具体做法是：根据自愿报名，将全班学生分为四个小组，即文学创作组、文学评论组、古汉语研究组、现代汉语研究组。每周８节语文课，我上课２至３课时 （主要讲授经典作品及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 ）。其余课时，学生自己阅读各种课外读物 （我替他们统一向图书室和大学图书馆借来多种参考书，并具体指导他们如何看书，如何治学，如何质疑，如何写读书札记等 ），从事小说与诗歌写作、写评论性文章、写读书札记、写研究成果。每周举行大组讨论交流１至２课时，出一次墙报，汇报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一学年下来，学生普遍感到收获多多，学生掌握了治学的钥匙，为升入复旦大学攻读各专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此一尝试，得到老姜的支持和鼓励，还不时询问研究进展情况。不过，他认为这是试验性质，所以并不要求教文一班语文的刘彦青老师也这样做。
１９６２年，复旦大学预料奉命改为复旦大学附中，老姜任校长，我为副教导主任，仍兼语文教研组长。他客气地说：你“是复旦附中一支笔，要借重你多作点贡献。此”后，我就成为他的 “左右手 ”之一，除白天从事各自的工作，常在夜间 （老姜当时住在学校里 ）和星期天一同讨论拟订学校工作计划，逐个分析毕业班学生的德、智、体情况，建议班主任具体指导毕业生如何根据自己特点填写高考志愿。有时，我们也下几番围棋，玩几副双人桥牌，作为精神调剂，并不在乎胜负。他还和我谈一些教师的特点、特长和不足之处。他常说：人“才难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求各方面都十全十美，这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而且必然会使人才失之交臂。做校长的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善于用人，扬长避短，还要有容人之量，倾听不同意见，择善而从。这”些话使我亲切感受到一位创业者的博大胸怀与卓越见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令我由衷赞赏老姜的知人善任。“文革 ”中因仗义执言，直接批评某些造反派打、砸、抢恶行而被活活打死的前教导主任朱本初同志，在担任劳动中学教导主任时，工作很有成绩，当劳动中学停办，关系转入复旦附中后，有的人因受到论资排辈的影响，认为朱本初不是党员，主张只让他当副教导主任。老姜力排众议，以立党为公、用人唯贤的道理说服大家，让朱本初同志任教导主任，而让三名党员做副手。果然朱本初同志竭忠尽虑，在１９６４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学校有五位干部 （包括老姜本人和两位党总支副书记、一位团委书记和一位副教导主任 ）先后被抽调下乡搞 “四清 ”运动期间，他偕同留校工作的党政干部，把学校工作开展得相当不错。
“文革 ”中我和老姜的命运几乎相同。数次被抄家，多次挨批斗，乃至受凌辱毒打，同关三年 “牛棚 ”，每天请罪汇报。有一个时期，造反派把我们二人关在一起，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们得以交谈对时局、对形势的看法，对国家前途和学校现况、前景的担忧，从此成了知心朋友，常常为彼此的遭遇担心，真有点 “相濡以沫 ”的味道。记得在中共九大新党章公布时，许多报纸大肆宣扬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作为继承人是一种了不起的创举。老姜当时就曾私下对我说：这“确是一种创举，但是一个贻笑大方的创举。古今中外的党章都不会这样写。因为由谁来当领袖，应该由全体党员来决定，而不是由谁来指定或由某些利益集团私封。说句笑话，谁能保证，指定的接班人，中途不发生变故。对”此，我深有同感。这次谈话，我又一次感受到老姜看问题的敏锐和对我的充分信任。
粉碎 “四人帮 ”后，老姜恢复校长职务，大权在握，但他对 “文革 ”中批斗、凌辱过他的一些 “造反 ”师生，大度为怀，从不计较，常说 “这是历史使然，不能苛责 ”。他一如既往地一心只想如何把学校办得更好，如何让全体教职员工团结得更好。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原先在 “文革 ”期间被停办或合并的一些高校，先后复校。为解决恢复高考后考生大量增加 （应届毕业生及 “老三届 ”毕业生 ）的需要，好些高校还创建分校。为此一来，师资严重缺乏。我和过传忠同志在语文界有一定知名度，所以先后有好几所高校向复旦附中商调我俩去任教。老姜都婉词回绝，并分别同我俩谈心，说：复“旦附中需要你们，上海的中学语文教育事业也需要你们，在附中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希望安心留在附中。我”
们感老姜知遇之恩，且对复旦附中富有感情，所以都乐于继续在附中任教。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老姜自己全退后，还力排众议，多次向复旦大学党委推荐过传忠同志继任校长，经过几多曲折，终于在张蔼珠同志调回大学部后，老过正式被任命为校长，开了非党员任正校长的先例。这又一次使我感受到老姜的爱才、惜才、护才的可贵。
１９８０年２月，我荣幸地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晋升为特级教师 （首批），过传忠同志在１９９０年也晋升为特级教师 （第三批 ）。在这中间，１９８６年，我校数学、外语、地理各有一位教师晋升为特级教师 （第二批），而老姜自己，也于１９８４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校长光荣称号 （首批，全市仅十位校长获此殊荣 ）。１９９０年，我校还各有一位化学老师、生物老师晋升为特级教师。特级教师人数之多，比例之高，为全市所有中学之最，引人瞩目。这些教师在教学上虽然各有特色和成就，著述也较丰富，但在这以前三十多年强调 “政治挂帅 ”期间，他们在有些人眼中，往往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如民主人士派头啊，自高自大啊，走白专道路啊，只能使用、不能重用啊，等等，其中有一位在１９５７年曾被错划为右派。老姜都能慧眼识人，本着 “用人唯贤，用人唯才 ”原则，不受干扰，既能用其所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并为之创造条件，使之在全校成为无可争议的学科带头人，在全市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又能以朋友的身份，在政治上帮助他们成长，善意规劝他们自觉改正某些缺点，弥补不足之处。老姜在。我的教学生涯。一文中，总结自己办好学校的经验，归纳为校长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明，用才之能，护才之胆和容人之量 ”。这几句话，说得何等好啊 ！和这样的校长共事是幸福的，我也深感当年不坚决要求调进高校的选择，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老姜这位校长有别于某些校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十分注重对教师的感情投资，十分重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自觉性，不喜欢用死板的规章制度来压人，他礼贤下士，甘为人梯。而且由于言传身教，善于带好一班人，因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传统延续至今。因此，大家乐为之用，“不待扬鞭自奋蹄 ”，复旦附中的教职员工能同心同德，凝聚力强，共同为办好复旦附中而努力。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