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 范 晓
让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们１９５６年级语言专业举办学术讨论会，邀请老师参加，陈望道先生也来了。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在讨论会上说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想不到望老竟支持我的观点，会后他鼓励我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使我深受感动，他的教导激励了我坚持自己观点的勇气。１９５９年，望老把我这个还差两年才能毕业的大学生调到他主持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开始时叫 “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 ”）协助他从事语言研究工作。这一干就在他身边工作了将近２０年。复旦大学第九宿舍东南角那幢四周被绿树和草坪环抱的独立别墅里，楼上是望老的卧室和书房，楼下就是望老主持的语言研究室。当时望老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固定的学术例会，参加例会的，除了我们几个专职的年轻研究人员外，经常来的还有郭绍虞、吴文琪、乐嗣炳、胡裕树、李振麟、濮之珍等先生，在会上一般由他作主题发言，然后大家讨论。平时，他还随时下楼给我们讲学术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随时上楼向他请教。我们写的文章，他也逐字帮我们修改。望老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但是接触多了，会觉得他很亲切随和，还不时地说出一些风趣和幽默的话语，他关怀我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他的为人和学术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终身受益。我现在有这样的成就，是和他对我的关心和教诲分不开的。
陈望道先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１９２０年起他就任教于复旦大学，先后担任过中文系、新闻系的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校长等职，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公职。他不仅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为中国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
他在语言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参加过白话文的讨论，发起大众语运动，为我国进步的语文运动作出了贡献。１９３２年。修辞学发凡。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此后他就把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语法学。有些人只知道陈望道先生在语文运动、语文教学和修辞学上所做出的成绩，不知道他在语法学上的成就，其实他在语法学上的贡献也很大。他从１９１８年起就开始研究语法，先后发表了５０余篇关于语法方面的文章。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他在语言研究上的主攻方向是语法，他想亲自写作一本比较系统的创新的语法著作 ———。文法新论，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但由于建国后社会工作繁忙，后又加上年老体弱身体欠佳，宏伟的写作计划一时难以完成，最后只能在我们的协助下整理成。文法简论。一书，１９７７年７月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最后定稿，但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值得告慰的是１９７８年４月该书正式出版，这本语法专著也就成了他的遗著。我们复旦大学在语法学研究领域里一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语法学界素有 “北有北大、南有复旦”的美名，这是因为陈望道先生在语法研究中做出了成绩，为复旦的语法研究树立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特色。语言学界公认陈望道先生是语法研究的 “大家 ”。复旦语法学的 “品牌 ”地位是望老给我们“闯”出来的。由于篇幅关系，下面只能扼要说说他在语法学上的研究成就和贡献。
“功能 ”说在语言学界独树一帜。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末，他以非凡的勇气高举文法革新的大旗，发起了汉语语法学史上著名的 “文法革新讨论 ”。这次讨论目的在于革新当时汉语语法研究中那种 “机械模仿、照抄照搬 ”西洋语法的风气。他主张 “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 ”。由于词类区分问题是构建汉语语法体系的 “第一关 ”，所以当时着重讨论汉语的词类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区分汉语的词类。在讨论中，陈望道先生提出词类的区分要以词的 “语法功能 ”为标准。他的 “功能 ”说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语法问题的精辟观点为构建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世纪５０年代，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词类问题大讨论。有学者认为，西洋语法根据 “形态 ”区分词类，而汉语没有词尾形态，所以汉语也就没有词类的分别。陈望道先生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词“的尾巴 ”这种形态作为标志固然可以识别词类，但它不是词类的本质所在，不是区分词类的根据。他说：校徽作为标志可以区分教师和学生（戴红校徽的是教师，戴白校徽的是学生 ），但是教师、学生不戴校徽，也还是有教师和学生的区别。可见教师和学生的区别本质上不是根据带什么颜色的 “校徽 ”。词类区分也是如此，区分的根据是词的语法功能，而不是形态标志。他用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当时还有些学者依据苏联专家的 “词汇语法”范畴理论，主张多标准区分词类，这种多标准分类的思想影响到后来我国学校的语法教材。陈望道先生说，从逻辑上讲，多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所以他坚持根据单一标准 （功能标准 ）区分词类。他说：在词类区分问题上，我们不主张 “意义 ”说，不主张 “依句辩品、离句无品”说，不主张 “形态 ”说，也不主张 “多标准 ”说，我们主张单一标准 “功能 ”说；如果要论我们在语法学术上是什么派，那我们就是 “功能派 ”。
从上世纪的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很多高校语法教科书根据多标准区分词类。但在复旦大学的语言教学和科研中，望老的 “功能 ”学说一直传承了下来，我们始终坚持词类区分的单一标准 “功能 ”说。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以及我们研究室集体编写的。语法述要。等著作，都旗帜鲜明地阐释 “功能 ”学说，坚持单一标准，并根据这个理论来区分汉语的词类和构建汉语的词类体系。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汉语词类区分的单一标准 “功能 ”说终于在语言学界取得支配地位，现在，根据语法功能来区分汉语词类并以此构建汉语语法体系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由此可看出望道先生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看出他在汉语语法史上的地位。
陈望道先生十分重视研究语法的方法，他经常教导我们研究语法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比如在事实和理论的关系上，语言学界过去有人认为复旦的语言研究属于 “海派 ”，北大的语言研究属于 “京派 ”。说京派重视事实忽视理论，海派重视理论忽视事实。实际上，陈望道先生既重视理论研究，也重视事实研究。他认为理论来源于事实，所以要重视事实的调查和搜集。他说：我们平时见到的是具体的语句，语法研究就是要在具体的语句中抽象、综合出语法的规则或规律，上升为理论。他主张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以语法事实为准绳，必须根据语法事实立言。语法研究要 “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搜集事实、罗列事实 ；讲道理就是根据事实来阐释理论。他认为理论很重要，没有理论，语法学不能成为科学。他指出，单靠罗列事实不是科学的方法。有人发表名为。打雅。的文章，收集了 “打”字的８０００多个用例，就说 “打”字“意义含混 ”，说它是个 “混蛋到了头顶 ”的“混蛋字 ”。陈望道先生批评。打雅。只是罗列事实而没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他说如果进行抽象概括，“打”字的普通用法不过三种。据此他认为语法研究除了最广泛的收集事实之外，还必须有抽象综合的方法，才能上升为理论。又比如，在如何对待继承和创造的关系上，他积极提倡从事 “创造性研究 ”，主张学术上应有独创见解，切忌故步自封。但他也提出要重视 “继承性研究 ”，认为继承性研究是做学问的基础，创造离不开继承。他用体育运动中的接力比赛来作比喻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做学问就像接力比赛，一棒一棒接过来、传下去 ；前人的语法研究成果就是学问前进的接力棒，提倡继承性研究，就是把前人的棒头接过来，但不是停下来，而是要继续跑，跑得更快。他反复强调做学问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造，然后再传下去再不断创造。这把做学问的继承性和创造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得既生动又透彻。
他要求我们在语法研究中树立一个好的优良学风。他提倡 “理论联系实际 ”的学风，“实事求是 ”的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 ”的学风。
他主张学术上要百家争鸣，在争鸣中要坚持真理，不要人云亦云，反对 “扣帽子、打棍子 ”。他自己身体力行，如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讨论语言学有没有阶级性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一般人怕犯政治错误，都“宁左勿右 ”，违心地说语言学有阶级性。陈望道先生认为语言学没有阶级性，指出真正科学的语言学，哪个阶级都可以用。在那个时代持有这样的观点是要有莫大的勇气的，我非常钦佩望老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在对待外国语言理论的问题上，他反对那种不顾汉语事实的对外国语言学亦步亦趋的学风。在１９５９年８月３日研究室例会上他对我们说：近年来语言研究中学风有很大的毛病，有些人对中国自己的语言学不尊重，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从外国的成说成论当教条出发，照搬照抄人家的现成结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１９６４年我陪同望老在青岛疗养期间，他跟我谈了语法研究上的很多问题，其中也谈到如何对待外国学说的问题。他说语言学界有的人言必称希腊，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种学风不好。那种据外论中、以洋律中的奴隶思想必须坚决反对。他指出：“闭关自守 ”和 “盲目接受 ”都是不好的学风。我们提倡批判地吸收外国的语言学成果，借鉴外国理论中的有用的东西，但不应该生搬硬套。他说西方的很多语言理论是总结西方语言得出的，不一定符合汉语的情况。针对这种照搬外国理论的倾向，他提出语言学要 “中国化 ”，指出我们学习外国理论学说时，屁“股应该坐在中国的今天 ”。这和今天我们所说的 “自主创新 ”极其相似，对当前语法研究中的盲目迷外倾向仍然有着警钟意义。
他提倡 “严谨治学、一丝不苟 ”的学风，教导我们不要说空话，不要急着写文章，先要从写卡片收集语言资料做起。如研究 “单位词 ”时，他就亲手写了几万张资料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研究室的年轻人注意扎扎实实做学问，一方面学习有关的理论，另一方面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语料、做资料卡片。
语法研究需要传承和发展。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胡裕树先生的带领下，我和胡先生接过望老传给我们的接力棒，在继承他的功能学说和辩证研究方法基础上，根据汉语语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积极倡导语法研究 “三个平面 ”的理论 （也称 “三维语法 ”，即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不同的平面加以区别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这个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已为多数学者接受，认为这 “标志着中国语法学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它“对汉语语法学的直接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的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 ”。全国。语法研究座谈会纪要。指出：这个理论 “不仅拓宽了语法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深化语法研究指出了一条新路 ”。应该说，此理论是我国很多学者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但就学校而言，在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的过程中，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语法研究团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可以说是理论建设的主力军，这个理论已经成为我们复旦语法学的一面新的旗帜，这是大家公认的。“薪火代代有人传 ”，在这个理论的建设队伍中，除了胡裕树先生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一代一代的研究生。除了胡裕树先生和我的论著之外，复旦研究生也发表了大量有关此理论或运用此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３０多部有关的语法专著。
今天复旦大学的语法研究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地位完全是陈望道先生确立的。我的成长也是他带起来的。作为陈望道先生的弟子，我们已经把他的接力棒接了过来并传承下去。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期待我的学生们能将我们中文系的语法学术传统和特色发扬光大下去，保持复旦语法研究在全国前列的地位，这样才不辜负望老对我们后辈的殷切期望，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