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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师德长存 爱心永忆

化学系 谢高阳

顾翼东教授1903年出生在江南苏州吴门望族的一个书香世家,受其外祖父清末翰林王同愈的影响,喜爱文学和自然科学。1923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25年和1932年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硕士和化学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受聘母校东吴大学教授,时年23岁。1938年至1952年间历任苏州东吴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自交大来到复旦任教授,担任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和稀有元素化学教研室主任。顾先生学识渊博,文理兼长,基础雄厚,教育着重启发诱导,培养了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有12名成为中科院院士。在先生的影响下,一门三代有15人从事化学事业,堪称化学世家。

1953年夏,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做研究生,有六名同学分到无机组由严志弦教授和顾翼东教授挑选,我和徐燕师姐有幸被老师选中,自此程门立雪,侍师五十余年,如沐春风。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恩师的言传身教,对我一生成长起到关键作用,永铭不忘。老师在学术上的造诣和贡献,已有许多记载传世,不再赘述,这里仅就平日跟随老师所看到的、想到的和经历的一些事写出来,下载一点老师的家学与家风,聊以抒发一丝缅怀思念之情而已。

一、家风有德写人生

顾先生从他的先人及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优良的家风,在临睡前必要安神养心,自问当天有没有做过亏心事,有没有对不起朋友的事,是否有人帮过忙 …如此睡眠安稳,翌日更觉神清气爽。

他的外祖父王同愈,饱学之士也,做到翰林编修,经常教他为人要忠厚诚实,推己及人,切勿爱虚荣,不要求名利,先生一生淡定闲适,豁达开朗,与人为善,忠实地实践了前辈的嘱咐。

顾先生的人生格言是:与人无忤,与世相争,即对人要友好宽厚,对真理却要争个明白,有了这种观点与思想,才能团结大家和谐共事,才有毅力克服困难与阻碍,完成他的科学研究与创新。

顾先生常以家风教育子女,既仁慈又严格,他的长子回忆说:在“1947年夏季,自学校毕业,即将远出谋生,在离沪前夕,一日自外回家,正欲登楼赴卧室就寝,即被唤至客厅内,见父亲独坐室中,谓有话要与我谈,顿时觉得气氛沉重,因幼时对父亲向有敬畏之心,但话语开始后,即感到他的仁慈,是在给我行前亲切的叮嘱。他告诉我在外工作时,要和人友好相处,勿宜争长,勿自作聪明,因为聪明人到处都有;待人必须忠厚诚恳,工作务须足踏实地,取得成效,务实报导,切勿夸张自耀 ;勿任意交往女友,要选择适合有可能成家者,再接近之…这是父亲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可以此世代相传。”

顾先生与夫人相濡以沫,恩爱情深。1992年师母去世,老师非常悲痛,但能自我宽慰,可从他为爱妻撰写的挽联看出,挽联是:伴“君百年终有别,幸得子女齐成材。顾”先生又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事业中。

二、养生有术健精神

顾先生年逾九十,身体健康,很少生病,行动灵活,反应敏捷,80岁还亲手做化学实验,眼明手不抖,转移试液非常准确。“文革 ”中在农村劳动,一次夜行军,工宣队要他和年轻人一道走田埂,跨独木桥,越小溪,行程2小时,他轻松自如,尤其感到得意的是他能走过狭小的独木桥。有人问他有什么养生健身的秘诀,他说人体有三件东西要特别保护,一是心脏,二是眼睛,三是胃。人如机器,不宜超负荷工作,心脏如有特殊感觉,需要即行休息,他的经验是当工作或阅读过久后,心脏频率会不正常,此时需放下书本或手头的工作,休息半小时后待其恢复正常,如若坚持工作则可能会发生意外险情。人们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命,可见眼睛的重要和珍贵。先生在20岁前,近视200度,在配眼镜时技术员告诉他两点:一是在家中不戴眼镜,二是眼镜配光时,光度不要配足,验光250度,镜片使用200度,这样能使眼珠保持机动性,不致增加深度。他说人过了45岁眼睛往往开始老花,坐的椅子要低一些,可以渐渐克服老花现象。因此年过八十,他还能书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能阅读文献、报纸。他经常对子女说:一日三餐,不宜吃得过饱,七八分就可以了。尤其是晚饭不要吃很多东西。可是老师对饮茶却很喜欢和讲究。早晨喝绿茶,他特别喜爱家乡的碧螺春,午后喝红茶或咖啡。绿茶提神,红茶暖肚,在黄梅天更宜喝红茶,乌龙茶更好。这是很符合科学的。俗话说:日喝一杯茶,年与茶寿,这茶寿指的就是108岁!此外保持心情愉快、不生气,与人接近沟通都是防老延年的要则。在东吴大学求学时期,美籍教授E。V。Jones告诉他一则美国俗语:No wory,no hur

yandtakethingseasy(勿烦恼、勿心急、放轻松)。他还加上:做事要有信心,则可达“船到桥头自会直”的境界。下述一些事例可以作证:

1958年前后,顾先生向校领导争得10余名青年教师跟他一起搞科研,他非常高兴,准备大干一场。可是,后来其中有些人被调去做其他事情不能再跟他一起搞科研,他很有意见,但他能以大局为重,接受现实,诙谐地调侃说:我的人又被“管道化”了,表示他的无奈心情(注:管道化是“大跃进”中上海化学化工领域摒弃锅炉等大型设备,让化学反应都在管道中进行,从上面加料,通过管道反应,下面即可得到产品,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狂想,当时许多工厂、高校化学实验室都在搞,后来不了了之)。

“文革”中开批斗会,大家高呼口号打倒他,气氛紧张。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他回答说,有些怕又有些不怕,说怕是因为群众很多,感到压力;说不怕是因为喊口号举手的大多是我的学生,他们是了解我的,他们是不会打倒我的,所以我又不怕了。

在罗店解放大队劳动时,一天工宣队用脚踏车把顾先生带到生物系劳动的韩家宅大队参加批斗会。一位头扎白毛巾、卷起袖子的大姐出来揭发批判他,他听声音有点熟,便抬起头来看看,哈,不是别人,原来是他的女儿顾其敏,后来他回家告诉师母,那天在田头批斗他的那位大姐,活脱就像 “刘三姐 ”,你猜是谁 ?原来是我们的丫头 “慧官 ”(顾其敏小名 ),他在 “偷着乐 ”呀!

在罗店劳动,一次晚饭吃馒头,一笼热馒头端上桌,大家便去取食,站在角落里的顾老师,大概是腹中饥饿了,便伸手从旁边一个蒸笼里拿出一个吃起来,吃了一会儿,他问一旁的教师说:怎“么今天的馒头是粘口的 ?”那位教师仔细一看,忍不住捧腹大笑,原来顾先生吃的是还没有蒸过的生面馒头。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消除了人们一天劳动后的疲劳。

“我有个名字叫 ‘郗土 ’!”这是 “文革 ”中发生的事。顾先生跟随师生去上海某化工厂劳动时,厂里有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课题,从含 EDTA的溶液中分离 Cu,大家把这个任务交给顾先生去做,他以其深厚的物理化学功底,通过平衡的计算,综合有机化学的知识,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来该成果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但不许他用顾翼东的名字,给他一个郗土的名字,后来顾先生很诙谐地对我们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郗土 !”

顾先生的豁达胸怀,未泯的童心,即使身处逆境,也能自我解嘲,安度人生 !

三、爱国有义重气节

日军侵略中国,顾先生十分义愤,誓与 “倭寇 ”不两立。日军占领顾先生的家乡苏州,顾先生全家到荡口避难,一次回苏州家,看见家门大开,室内物件洗劫一空,古籍藏书、古董文物尽遭掠夺,收藏的我国珍稀矿石标本也一石无存,全被日军或强盗掠走,深感国破之痛。他告知家人以后不买日货,不用日货,在他的实验室里也找不到日本制的仪器。

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要迁往台湾,顾先生当时任分析室主任,要他一起去,但先生看到当时政府的腐败,不愿随往,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

消治龙 (磺胺噻唑 )为人们所急需,解放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顾先生在上海光明药厂任工程师,改进了国际上通用的合成方法,过程简捷,成本低廉。后来他把成果公开,许多药厂都相继生产,从此我国消治龙不再依靠进口。

先生在国家资源委员会分析室任主任期间,开展我国储量居世界首位的钨矿研究,发现钨矿中含有宝贵的铌、钽等稀有元素,为了保护国家资源不受损失,他建议要提高钨矿出口价格。

顾先生每天除了看中央台新闻外,很少看其他电视节目,但是那年中国女排夺冠的球赛,却每场必看,而且叫大家都看,他说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是一种爱国精神。搞科学研究,需要这种精神,要大家学习。

顾先生研究稀有元素,常与光谱专家邱德仁教授夫妇交往。据邱回忆,有一次顾先生带了一袋牛皮纸袋装的样品到光谱室说,包头钢厂是苏联援建的,钢渣全部运到苏联去,现在苏联撤走了专家,钢渣不运了,做了抽水马桶出口,别的钢渣做的全部退了回来,指定要这种产品,这里面一定有宝,要他们快点分析出结果,经过光谱测定,发现钢渣中含有大量的稀土和铌、钽、锆、铪等稀有金属,他们立即将结果报告国家,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资源的发现做了件好事。

1956年顾先生与南京大学李方训教授、中科院化学所梁树权教授受国家派遣,出席在葡萄牙召开的第15届国际纯粹及应用化学 (会议,国家十分IUPAC)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出的化学代表团,重视,有关领导指示,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要体现大国风度,尤其要注意警惕别人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牢记在心,因此心情特别紧张,到了里斯本会场,仔细观察,果然出现台湾当局的旗帜,他们商量后立即向大会提抗议,要求取下台湾旗帜,经过斗争,主办方取下了台湾旗帜,他们见到五星红旗高悬于会场上,才堂堂正正地出席大会,圆满完成任务。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听党的话,对祖国的忠诚。回国后受到领导表扬。然而在 “文革 ”中,竟有人颠倒黑白要他交代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真是叫他哭笑不得,呜呼 !

1951年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系毕业同学赠送顾先生锦旗一面,上书 “爱祖国、爱科学 ”六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同学们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敬仰与爱戴。顾先生十分喜爱,一直挂在客厅的东壁上。

四、治学有道育新人

顾翼东先生教学科研70余年,有“启发式教学,探索性科研 ”的心得,有5个“W”的治学经验。

先生数十年来教导学生都是用的启发式,反对死记硬背。上他的课有如天马行空,信手拈来,想到哪里讲到哪里,随时提出问题问学生,师生互动,气氛活跃,即使无味的理论课也不会感到枯燥,有些启发性的问题使学生终生不忘。例如,他要学生利用相图去解决吡啶中含水量的测定是很巧妙的方法,20年后一次聚会时学生见到他还提起这道难忘的题目。可见给同学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呀 !他告诉青年教师要做到启发式,首先自己得博览群书,跳出教材的束缚 ;其次要做科学研究,达到专与博的统一。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5个“W”,顾先生说做科学研究首先要了解前人是怎样做的,便是 How;人家为何这样做,便是 Why;问问自己有没有新见解,便是 Whether,这是建立自己观点的关键,是科研中的重要一环 ;研究中出现新事物、新现象,便是 What,要抓住不放,追下去就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新的发现、新的东西、新的方法以及提出新的观点,便是 Whither。

How,why,what,whether和 whither五个英文单字里都有一个 W英文字母,顾先生总结出的5个“W”治学和开展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化学界特别是物理化学界和无机化学界里得到广泛认同和继承。

著名化学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先生在顾先生百年诞辰时在复旦学报上撰文:60年前 (1943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三年级跟随顾老师做毕业论文,顾先生当年只有40岁,是交大最受同学们敬爱的年轻教授 …同学们都想在顾先生指导下做论文,竞争很激烈,我有幸被顾先生选中,并定了一个在40年代的前沿课题为论文题目,完成了论文,顾先生给了我94分,是全班毕业论文中最高的分数,我至今仍保留着。直到80年代工业上仍用我的方法进行生产,由此可见,顾先生选择研究题目的远见。通过顾先生的指导,我学会了如何做科学研究。

岁月易逝。虽然先生离我们而去已有10余年,但他那慈祥的微笑,风趣的言谈,未泯的童心,温暖的关怀,将永远留在学生们的心中。在他的子孙辈中,有9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与复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顾老留在校园的心影,永远受学生们仰慕、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