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学院 俞顺章
１９８８年春，上海甲肝疫情爆发。１月１９日，市防疫站报告，甲型肝炎病例１３４例，比１８日上升了１８３。６％。此后又节节上升，到３月１８日为止达到了２９２３０１例，罹患率达４０８２ /１０万，比历史上同一季节的病例高４倍。顿时甲肝病人塞满了医院、学校，甚至准备开幕的百货公司也随着增设了病房。起初有人还在怀疑是否是甲肝，但９０％的病人有黄疸、发热，转氨酶达１０００单位以上，HAV IgM和 Anti HAV病人中９５％阳性，（HBsAg阳性仅８。０３％ ）。很快，临床诊断确定这是一次爆发性甲肝流行。
在甲肝流行的当时，很多上海外出的旅行者、运动员，甚至去北京汇报工作的卫生局长都要进行肝炎检疫 （抽血或隔离观察 ），人们一看到上海生产的食品就很快扔进了垃圾箱，上海人上了公共汽车都要用一张纸包在扶手上。到底上海甲肝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 ？这场造成上海３０多万人发病的甲肝流行，不仅给上海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也为我们医务人员提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即如何查清肝炎流行的原因，找出控制肝炎流行的预防措施。当时，我作为一名预防医学研究的成员，肩负着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重任，战斗在制止甲肝流行的战斗第一线 …我们是如何应付甲肝疫情爆发的 ？当时流行病学教研组肝炎实验室主任正在美国访问，疫情发生后，我们马上通知他返回，同时动员全体肝炎研究室的同志投入战斗。胡善联教授和市防疫站防疫科联手进行甲肝的流行病学调查。韩向阳带一批人去闵行防疫站进行毛蚶与甲肝关系的调查。汪建翔带一批人将甲肝固相酶联免疫 ELISA法和 C DNA分子探针杂交用于甲肝的诊断。卫生微生物教研组的李子华教授带一批人搞免疫电镜和狨猴试验。我当时担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义不容辞地带领广大师生投入甲肝的防治和隔离点设置的现场工作。
当时上海甲肝发病遍及全市１２个区，各区罹患率波动于２１１２。６/１０万到５７２９。１/１０万，每户发生２例以上的占８。０３％。流行过程共有３个高峰：１月２０日，１月２５日和２月１日。在此期间上海自来水水质良好。居民回忆在此期间曾食用过大量的毛蚶。１２０８例配对调查，吃毛蚶的比不吃毛蚶的比数比大达１０。０２倍。现况调查吃毛蚶罹患率为１１９２０ /１０万，不吃毛蚶为５２０ /１０万，相对危险度达２２。９２倍。甲肝流行曲线三个高峰与毛蚶销售三个峰相符，两者各相差３０天，正好是在甲肝一个潜伏期之内。
通过大范围的调查，基本认定了甲肝流行与食用毛蚶有直接关系。于是，我将调查情况向市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应采取的措施。记得１月下旬上海市领导召开了一次各局办关于甲肝防治的汇报会，会上水产局领导提出毛蚶在当时上市可以解决市民急需的动物食品，一年产值可达１００万元以上，他认为没必要禁止毛蚶销售。卫生局领导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这次流行前先有腹泻的预兆，亦有历次甲肝爆发与毛蚶有关的流行病学证据，主张严禁毛蚶销售。轮到我发言，先介绍了上海周围历次甲肝爆发与泥蚶、毛蚶的关系。同时出示刚拿到的这次流行中免疫电镜下毛蚶所拍到的照片，表明毛蚶体内的确存在类似的甲肝病毒，所以主张立刻严禁毛蚶。
严禁毛蚶意见提出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急课题，就是弄清楚毛蚶是怎样感染的 ？在原产地，还是在运输途中引起的污染。为此，胡善联教授等在寒冷冬天，带了一批人乘登陆艇直接到毛蚶原产地江苏吕泗渔场，对海泥中毛蚶进行直接采样，同时在船上用甲肝固相酶联免疫 ELISA法和 C DNA分子探针杂交法，证明毛蚶体内确有甲肝的病毒存在。教研组还将上海市场的毛蚶和原产地的毛蚶进行对比，通过甲肝病人恢复期血清凝聚后在电镜下观察，发现大量类似甲肝的病毒。以后又进行了狨猴等试验，进一步证明，这的确是一次由毛蚶体内甲肝病毒引起的爆发流行。
在众多证据面前，政府决定全面停止销售毛蚶和禁止食用毛蚶。上海终于在一个月左右潜伏期期间控制住了甲肝的流行。据社会医学教研组估计这次流行引起的损失高达１０亿人民币以上。
其实，早在１９７８年初，宁波市防疫站就邀请我们到当地共同研究甲肝流行的原因。宁波市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４月１２５天中发生２１２１例甲肝流行 （当地甲肝发病率达５２４。７９ /１０万），其间１月１５日高峰时有１０２例甲肝，１月８日至２３日共发生９９０例。我们和宁波的同志一起首先在自来水公司调查了饮水水质，发现几个水厂的自来水没有水质污染。用自来水的居民甲肝发病率每１０万人４５７。４例，不用自来水的４９７。５例。沿河的居民甲肝发病率每十万人６１９例，非沿河的６６４例，差别不大。第二个可能是否由食物引起的流行，当时正是伊拉克蜜枣大量供应时期。调查当时第一代病例仅３４。６％食用此枣。调查中小学生，食枣者每１０万人发病率１１０２，未食用者９５８，两者差别亦不大。可见，吃枣数量亦与甲肝发病无关。进一步调查，发现在此期间曾有大量泥蚶供应，当时出售三批泥蚶，三批发病，间隔３２ —３５天均在甲肝潜伏期内，说明吃泥蚶日期与发病时间有效应关系。当时由于我们缺乏检验甲肝病毒的条件，只能在流行病学上确定食用泥蚶与甲肝有关。
上海市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１月亦曾发生甲肝３万例，根据市防疫站调查，食毛蚶比不食者比数比为５。６—１５。５倍（平均６倍）。李子华教授等进行了实验感染，后来胡孟东主任带到德国用肝癌细胞株鉴定，证明甲肝病毒是能感染毛蚶的。但当时还认为抓贼没有抓到赃。又因两位市领导，一个抓卫生，主张禁售毛蚶 ；另一个抓商业，主张在没有直接证据前，先解决副食品供应。两张报纸和宣传部门亦按两个市长思路，宣传的口径不一致。而卫生部门一时又拿不出直接证据，最后不了了之。
在这种情况下，上医作为上海卫生科研的中心之一，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千方百计地寻找甲肝病毒诊断的方法，希望在甲肝流行时 “人赃俱获 ”。我们利用了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经常合作的有利条件，多次派人前往学习，不仅掌握了甲肝固相酶联免疫 ELISA法和 C DNA分子探针杂交，还引进了培养甲肝病毒的细胞 VERO E６细胞。１９７９年甲肝细胞培养成功后，比利时的史克公司和美国默沙东公司生产出甲肝灭活疫苗。我国亦急起直追，上医的两位老校友，浙江卫生实验院的毛江森院长在猴肾细胞和人二倍体细胞KMB１７中，用H２株通过减毒制成减毒活疫苗 ；上海市防疫站的胡孟东主任用 LA１病毒通过减毒制成另一株减毒活疫苗，两株疫苗经流行病学教研组现场试验，都能达到９０％以上的保护效率。国产疫苗试剂的制成，为消灭甲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１９８８年甲肝流行得到及时控制。
通过防治肝炎那场战斗，我们发现目前公共卫生防疫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法制滞后、编制不足、基础薄弱、科研缓慢 ；新发传染病还在不断侵入 （如诺如病毒 ），禽流感和克雅氏病还未解决 ；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奥运、世博召开时人流大、影响广，有待未雨绸缪，进一步制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措施，这就是我们在迎战甲肝疫情爆发的日子里所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