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少华
在这人生的长途中，无论是黄昏，还是深夜，只要我发现了远处的一豆灯兄，就会猛地想起我的老师窗内的那盏灯，那熬了自己的生命，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永不会在我心头熄灭的灯！
我曾在深山间和陋巷里夜行。夜色中，有时候连星光也看不见。无论是山怀深处，还是小巷子的尽头，只要能瞥见一点儿灯光，哪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即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如果说，人生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昧和困惑的日子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位师长的窗内的灯光。
记得那是抗战胜利，美国“救济物资”满天飞的时候。有人得了件美制花衬衫，就套在身上，招摇过市。这种物资也被弄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京市虎坊桥小学里。我曾在我的国语老师崔书府先生宿舍里，看见旧茶几底板上，放着一听加利弗尼亚产的牛奶粉。当时我望望形容消瘦的崔老师，不觉想到，他还真的需要一点儿滋补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抄袭了冰心先生《寄小读者》里的几个句子。作文本发下来，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我虽很得意，却又有点儿不安。偷眼看看那几处抄袭的地方，竟无一处不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得意从我心里跑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安。直到回家吃罢晚饭，我一直觉得坐卧难安。我穿过后园，从角门溜到街上，衣袋里依然揣着那有点儿像赃物的作文簿。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前-一推，“咿呀”了一声，还好，门没有上闩。我侧身进了校门，悄悄踏过满院由古槐树冠上洒落的浓重的阴影，曲曲折折地来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那就是住校老师们的宿舍了。
透过浓黑的树影，我看到了那样一点亮光——昏黄，微弱，从一扇小小的窗格内浸了出来，我知道，崔老师就在那窗内的一盏油灯前做着他的事情——当时，停电是常事，油灯自然不能少。我迎着那点灯光，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那门前的青石台阶，终于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致裂了缝的房门。
笃、笃、笃……
“进来。”老师的声音低而弱。
等我立在老师那张旧三屉桌旁，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觉得出老师是在边打量我，边放下手里的笔，随之缓缓地问道：“这么晚了，不在家里复习功课，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
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簿，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
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低得更深了，只好嗫嗫嚅嚅地说：“这、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您还给画了红圈，我骗、骗……”
老师没等我说完，一笑，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来，到靠后墙那架线装的和铅印的书丛中，随手一抽，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
还能说什么呢？老师都知道了，可为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想：抄名家的句子，是之谓‘剽窃’，为什么还给打红圈？”
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心里略松快了些，只得点了点：头。
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好像并不急于了却那桩作文簿上的公案，却抽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默默点燃了，吸着。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融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那铺垫单薄的独卧板铺，粲然一笑，教训里不无怜爱地说：
“总站着干什么，那边坐！”
我只得从命。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
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老师才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我问你，你自幼开口学话是跟谁学的？”
“跟……跟我的奶妈妈。”我怯生生地答道。
“奶妈妈？哦，奶母也是母亲。”老师手中的香烟只举着，烟袅袅上升，“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
“可、可我这是写作文呀！”
“可你也是孩子呀！”老师望着我，缓缓归了座，见我已略抬起头，就眯细了一双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簿，接着说：“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笔头上学作文，就不要模仿了吗？一边吃奶，一边学话，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也就算是好孩子了……”这时候，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更斗胆抢过话来，问道：
“那，那作文呢？”
“学童习文，得人一字之教，必当终身奉为‘一字师’。你仿了谁的文章，自己心里老老实实地认人家做老师，不就很好了吗？模仿无罪。学生效仿老师，谈何‘剽窃’！”
我的心，着着实实地定了下来，却又着着实实地激动起来。也许是一股孩子气的执拗吧，我竟反诘起自己的老师：“那您也别给我打红圈呀！”
老师却默默微笑，掐灭手中的香烟，向椅背微靠了靠，眼光由严肃转为温和，只望着那本作文簿，缓声轻语着：“从你这篇文章看，你那几处抄引，也还上下可以贯串下来，不生硬，就足以见你并不是图省力硬抄的了。要知道，模仿既然无过错可言，那么聪明些的模仿，难道不该略加奖励么——我给你加的也只不过是单圈罢了……你看这里！”
老师说着，顺手翻开我的作文簿，指着结尾一段。那确实是我绞得脑筋生疼之后才落笔的，果然得到了老师给重重加上的双圈——当时，老师也有些激动了，苍白的脸颊，微漾起红晕，竟然轻声朗读起我那几行稚拙的文字来……读罢，老师微侧过脸来，嘴角含着一丝狡黠的笑意说：
“这几句么，我看，就是你从自己心里掏出来的了。这样的文章，哪怕它还稚气得很，也值得给它加上双圈！”
我双手接过作文簿，正要告辞，忽见一个人，不打招呼，推门而入。他好像是那位新调来的“训育员”：平时总是金丝眼镜，毛咔叽中山服，面色更是红润光鲜，现在，他披着件外衣，拖着双旧鞋，手里拿个搪瓷盖杯，对崔老师笑笑说：“开水，你这里……”
“有。”崔老师起身，从茶几上拿起暖水瓶给他斟了大半杯，又指了指茶几底板上的“加利弗尼亚”，笑眯眯地看了来人一眼，“这个，还要吗？”
“呃……那就麻烦你了。”
等老师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得含笑而去后，我望着老师憔悴的面容，禁不住脱口问道：“您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喝？您看您……”
老师默默地，没有就座。高高的身影印在身后那灰白的墙壁上，轮廓分明，凝然不动。只听他用低而弱的声音，缓缓地说道：“还是母亲的奶最养人……”
我好像没有听懂，又好像不是完全不懂。仰望着灯影里的老师，仰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憔悴的面容，又瞥了瞥那听被弃置在底板上的奶粉盒，我好像懂了许多，又好像还有许多、许多没有懂……
半年以后，我告别了母校，升入了当时的北平二中。当我拿着中学第一本作文簿，匆匆跑回母校的时候，我心中是揣着几分沾沾自喜的得意劲儿的，因为，那簿子里画着许多单的乃至双的红圈。可我刚登上那小屋前的青石台阶的时候，门上一把微锈的铁锁，让我一下子愣在那小小的窗前。听一位住校老师说，崔老师因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上，是那盏油灯：灯罩上蒙着灰尘，灯盏里的油，已几乎熬干了……
时间过去了近40年。在这人生的长途中，我确曾经历过荒山的凶险和陋巷的幽曲，而无论是黄昏，还是深夜，只要我发现了远处的一豆灯光，就会猛地想起我的老师窗内的那盏灯，那熬了自己的生命，也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永不会在我心头熄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