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棰，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并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
在用最美好的词句，铺陈了即位以来的业绩后，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犹不忘加以粉饰：“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似乎无须多言，人们自可看出这祖孙两代皇帝在思想境界上的差异。
有人可能会说，乾隆《遗诏》当出自和珅的手笔，因此其中难免谀颂之词。乾隆《遗诏》是如何产生的？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已很难判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件《遗诏》准确地体现了乾隆在生前对自己的评估，几乎每一条都可以援引乾隆的有关谕旨、御制诗文等来印证。这里只想着重说说所谓“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以允准廓尔喀国王修贡、停兵、议和之请，胜利地结束了廓尔喀之役。乾隆皇帝亲撰《十全记》，第一次提出了在位六十年的“十全武功”，就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乾隆朝武功之盛，在当时及后世都是公认的事实。两次平定天山以北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和平定天山南麓回部（维吾尔族）上层叛乱，对于我国版图的最后奠定，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堪称前无古人的伟大功业，对此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两次廓尔喀之役，也是完全正义的反侵略自卫战争，其结果是稳定了西藏地区政治动荡的局面，加强了朝廷对藏地的控制。作为上述各次战役最高统帅的乾隆皇帝虽有失误，但能独排众议，决策用兵新疆，当战争进入关键时刻，乾隆往往深夜披衣坐待军报，动至达旦，遇有紧急军情，即使夜半，也必召来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指示机宜，动辄千百言，这无疑是应永垂青史的。但乾隆为了夸示武功之宏伟超绝，竞醉心于把某些并不光彩的战争也硬拉在一起，拼凑成所谓“十全大武功”，则实在令人遗憾，令人难于理解。
所谓“武功”，在传统的观念中，一般指开疆拓土的大征伐，其敌人当然是武力强悍的异国或境内其他民族。一次一次地从全国抽调大兵，横渡台湾海峡，去镇压不堪贪官污吏残虐揭竿而起的以林爽文为首的台湾汉族人民起义，胜之不武，还腆着脸把“靖台湾”列入“十全武功”，实在让人齿冷！前后两次金川之役为的是镇压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两条支流——大金川和小金川一带藏民的动乱。这块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上，跬步皆山，鸟道羊肠，直插云天的峻岭上积雪终年不化。当地藏民骠悍尚武，工击刺之术，因此自古不敢轻言征剿。第一次大金川之役进展艰难，乾隆一怒之下杀掉了总督张广泗和经略大学士讷亲，最后派出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也只能凭借宿将岳钟琪的声威，以招抚草率了结。乾隆并未接受教训，于是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前后用兵长达五年之久，消耗军费近七千万两白银。如果加上盐商富贾们捐输的军饷、临时设立的“捐纳事例”所得，总数恐怕突破白银亿两，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最大一项财政收入——地丁银总数的三倍。就是这样，战争也打得极为艰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官军统帅温福的木果木大营被藏族武士袭破，大量军器辎重损失之外，阵亡、被俘文武官员兵弁四千余名。温福中枪，坠马而亡，他的红顶子和花翎亦被抢走，作了大金川首领索塔木的战利品。五年中间，十几万帝国大军就这样与人户不超过三万的两个藏族部落反复鏖战，尽管乾隆可以举出用兵金川的各种理由，并把两次“扫金川”列入“十全武功”，但这实在是一场选择了错误地点、错误的对象，旷日持久而得不偿失的战争。如果说台湾、金川之役还能勉强搞些献俘午门、奏捷宗庙、紫光阁图功臣像、勒石树碑以夸诩武功之类的花样，那么，对缅甸、安南的两次战争就只能靠粉饰以至撒谎掩饰败绩了。
对缅战争前后经历了四大战役。第一次统兵的云贵总督刘藻畏罪自刎；第二次继任的大学士兼管云贵总督杨应据又以调度乖方、夸张欺饰被赐令自尽；第三次将军明瑞陷入缅军重围，自缢身亡；明瑞为孝贤皇后亲侄，天朝将士又几至全军覆没，势成骑虎，上下两难。乾隆只好授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调援军，硬着头皮开始第四次的“大张挞伐”。傅恒率军分路长驱而入，一路虽时有报捷，但终于顿兵于缅军严密设防的重镇老官屯之前，由攻势转入劣势，逐渐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幸好缅军统帅同意议和罢兵，双方草草签定和议，傅恒急忙焚舟熔炮班师，起程回国向皇帝请罪。他先已染瘴腹泄，回京不久也病故了。对如此的结局，乾隆在向全国颁布的明发谕旨中竟能堂而皇之地说什么不值得将八旗劲旅“尝试毒疠之乡”，且新街一战又已大挫其锋，足示惩创，“是以降旨撤兵”云云。这只能被认为是虚浮骄矜、讳败为胜了。
安南之役失败得更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深入安南黎城的清军被广南阮氏打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想要花言巧语加以讳饰都难以说圆，于是只好靠撒谎来维持天朝的体面。清军主帅孙士毅首先弃城而逃，亲附清朝的安南王黎维祁也单骑尾追北上。刚过富良江，孙士毅就命砍断竹筏浮桥，以致被围困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以下数千清军全部战殁。被吹嘘为“十全武功”之一的安南之役就是这样以彻底失败而结局的。事后孙士毅向皇帝奏报战况时诿过于黎维祁率先奔逃，动摇军心，又谎称自己在北岸等候一天之久，才断桥北归；但与阮军作战失败情形他未敢欺饰。孙士毅原折说：“无如（阮兵）愈杀愈多，将大兵四面密围，并中分数处，臣与许世亨等遂不复见面。”在钦定的《安南纪略》中，这句话被窜改成：“我兵俱人人裹血力战，所向披靡，无如愈杀愈多，将大兵四面密围，臣率同将弁，与提、镇等直扑前敌。许世亨以臣系总督大臣，非镇将可比，设有疏虞，关系国体，再三劝阻，遂派副将庆成护送，并令千总薛忠将臣马缰牵挽，臣用鞭打喝禁，誓欲奋往，薛忠不肯放手。臣复思许世亨之言有关大体，因率庆成等整队殿后而出。”这样一来，败军之将孙士毅被描写成了誓欲殉国的英雄，阮兵合围后与孙士毅并未谋面的许世亨则成了深识大体的烈士。乾隆借谎言替孙士毅开脱，说到底是为自己遮羞。他在后来记述安南之役的诗中说：“除逆扶危师有名，孱王（指黎维祁）仍自弃其城。一臣（指孙士毅）振旅堪称智，二将（指许世亨、张朝龙）捐躯可惜贞。”又在诗下自注：“（孙士毅）振旅而还，无损国威，尚惟深识大体。”把弃军而逃说成“振旅而还”、“深识大体”，这就不仅仅是遮羞，而是打肿脸充胖子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后人不能以“常胜将军”苛求乾隆皇帝，这里也不是对乾隆时代的军事方面的功过作全面的、科学的评论，而只是想就此比较深入地探讨乾隆的政治美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事物只有达到“十”才称得上完美无缺。最早大概是《周礼》说的：“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药非十全，不能称大补；菜非十锦，不足言其全；佛家行好事讲究“十善”，帝王制定刑律也要把最严重的犯罪凑成“十恶”，仿佛“九恶不赦”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似的。高明如乾隆皇帝非但不能摆脱这姑名之“十全十美”文化的俗套，他的醉心于“十全”比凡人还执着得多。平准几次战争打得好，本来有几次算几次即可，但他于心不甘，非把不应列入所谓“武功”的台湾之役、得失悬殊的两次金川之役，以及几至全军覆没的缅甸、安南之役也统统拉上，硬凑成超越古今的“十全武功”才满足，真是可笑又可悲！
武功如此，文治亦是。乾隆主持下汇辑天下群书的工作成绩斐然，在大约十年中间纂修成著录书籍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堪称我国古代空前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他夸示此举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钦定《四库全书》的名称，从乾隆对此丛书绝高的评价，也可以窥出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纵情恣意于宏伟气象、追求超越古今的绝对完美的心态。
其他如政治、家庭生活，以至年龄等等，乾隆皇帝无不表现出刻意追求十全十美，并陶醉于其中的兴味。乾隆皇帝七十岁时，自称“古稀天子”，写了一篇《古稀说》，请看其中一段：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曰外患、日权臣、曰外戚、日女谒、曰宦寺、日奸臣、日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
此时的乾隆皇帝心目中只有一个人为他所敬服，那就是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因此南巡不逾六度，即在位之年亦不敢上同康熙纪元六十一年。及至周甲归政，完成授受大典，以太上皇训政以后，眼看要寿登九秩、六世同堂了，于是有些飘飘然，有些忘乎所以，私心以为“皇祖”福气也不如自己，只因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一场大火，才使这位“千古第一全人”头脑清醒了一点。
对封建帝王的追求功利，不宜一笔抹煞。乾隆皇帝自视极高，就清朝一帝而言，他要为本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重大政治悬案做出最后结论，并力图为后世子子孙孙亿万斯年铁打江山奠定基础；就中国历代皇朝之一帝而言，他则要荡涤前此一切导致亡国的污泥浊水，成就超迈古今的千秋大业。平心而论，在他当政时期，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以至遗惠今天的诸多伟绩。但他陶醉于夸示宏伟气象，处处要达到十全十美的绝高境界，在实际上便难免沦为浮夸和粉饰，盛极一时的清帝国正是在乾隆时代酿成了种种积重难返的隐患。
当代法国政治家、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有一句名言，他说：“乾隆没有死，他的精神仍然存在。”今天，由乾隆所集中体现的中国古代帝制文化是否已经在神州大地绝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