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与他的父亲同样自负，同样自负得可笑，但具体操作起来，又总是反其道而行之。雍正对曾静反清案的料理出人意表。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起兵推翻清朝统治的现行大逆正犯曾静免予刑事处分，还给了他几千两银子，放回老家现身说法颂扬皇恩，吕留良却因所写的文字作品影响了曾静而招致开棺锉尸、亲属流放极边的惨祸。为肃清吕留良的思想，雍正不惜以万乘之尊，与吕、曾一介草民公开辩论，并把他们的反清观点一一收入了《大义觉迷录》，印发到全国各地，令士子们初一、十五诵读。吕留良的诗文作品，雍正交代一律不必禁毁，其他一些讽议时政的书籍也听之任之。乾隆即位伊始，就把曾静和他的弟子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这是对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曾静）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谕旨的公然背弃。乾隆还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私藏者罪之。中年过后，乾隆又处处以监谤者自居，督责各省大吏在全国张起连精神病患者的荒诞文字也未能幸脱的绵密文网。但他深知文网再严密，也不过治标而已，要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就只有效法秦始皇，把一切“逆书”搜剔净尽，一了百了。不难看出，乾隆稳健、缜密、阴鸷，而雍正作风强干硬朗，但不免失之浮躁、粗率、孟浪。雍正年幼时，康熙说他“喜怒不定”，告诫他遇事要“戒急用忍”。这说明阅人甚富的康熙已经看出这位四阿哥在先天素质上存在某些缺陷，是不是担得起大清江山这副重担还有问题。当然，雍正很注意改这个遇事躁急的毛病，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气质这东西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特别是当上了皇帝，说一不二，恣意而行，于是在成就许多响当当改革大事的同时，也干出了不少诸如与曾静、吕留良公开辩论，把即位内幕、皇家隐私也大曝其光之类逾越专制统治常规的蠢事。他的某些出格的做法，今天如何评论另当别论，但以专制帝王通常的行事准则而论，总有点怪癖乖张。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帝王，乾隆的气质要好得多，这一点也早在康熙的洞鉴之中。晚年的康熙很喜欢弘历这个孙子，爷俩初会圆明园牡丹台，康熙就有相见恨晚之感，立命送到宫中养育。由于康熙如此宠爱弘历，因此当时及后世就有了康熙之所以传位雍正，正是为了将来在雍正之后由弘历来承继皇统的说法。事实证明，康熙对子孙两代皇位继承人的性格评价很精确。在事实上仍实行民族压迫，满汉民族间的敌忾情绪还远远没有化解的时候，硬要靠宣讲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征服汉民族的心，只能起到替吕留良等反满思想家作义务宣传的副作用。乾隆心知其不足法，为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以及其他一切不利清朝统治的思想，他先是打算不断制造文字狱以窒息人们并胁迫交出民间稍有忌讳的文字，最后认定除查办销毁禁书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之外，别无良图。不可否认，乾隆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人们吓得不敢说话了，甚至不敢思想了，古代没有几个专制帝王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蓄意制造了一起扫荡朋党恶习的文字狱一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内外臣工为胡中藻因文字有疵被砍掉了脑袋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就不惜搞特务手段，想方设法刺探士大夫们的反映。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是个绝对忠实的奴才，陛辞时皇帝交待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是否心怀怨望。梁诗正在兵部任过职，富勒浑曾为他的下属，于是借这层关系去梁府套话。没想到梁诗正十分机警，没上当，他一本正经地向富勒浑表示，胡中藻罪有应得，并顺势谈了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富勒浑没套出什么，不甘心，不久又借故到了梁府，引出胡中藻的话题，梁诗正依然大谈为官之道：“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乾隆原本估计梁诗正对胡中藻诗狱必有怨言，得到富勒浑的密报，很满意，在富勒浑的折子上批谕：“梁诗正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探求？”过了两年，又起用梁诗正当了工部尚书，就是因为梁诗正“知惧”，被文祸吓怕了，不敢说了，不敢思考了，彻底驯顺了，够奴才资格了。梁诗正，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汪景祺的大同乡。汪因写了《西征随笔》，斩首枭示，此事对这位青灯苦读的江南才子自然是刻骨铭心，感触尤深。紧接着，梁诗正的小同乡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又因被抄出的日记有问题身后戮尸，梁诗正更成了惊弓之鸟。为了汪、查两个浙产“逆种”，雍正特旨停了浙省的乡试，梁诗正也连带被误了前程。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复准开科，翌年春闱，会元及三鼎甲竟全让浙江人包了，而探花就是钱塘梁诗正。深深领略了宦海惊涛、笔墨招祸的梁诗正怎么可能不乖起来呢？此后他自然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再看梁诗正和富勒浑提到的那个刘统勋，他可是个整个乾隆朝不可多得的大人物。此公过世，朝野以为国家失去栋梁，乾隆特赐谥“文正”，给了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人才，做官竟到了“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的谨小慎微的程度，庙堂之上还有什么希望！所以孙嘉淦说当时官场触目皆是“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的政治奴才。没有思想，没有节操，有的只是个人的荣华富贵，只是一副奴颜媚骨。
如此卑劣的官场风气，与中国传统寺士大夫崇尚的气节有着霄壤之别。所谓气节，是指人应该有理想，有志气，有操守，有一点精神。气节的核心虽说是忠君，但在古代还蕴涵有对民族、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执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遇到桀纣之类的暴君，敢于犯颜极谏，为民请命；面对民族高压，又总能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他们推重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格言，他们敬仰的是历史上浩气长存的仁人志士。在他们的观念中，道德价值是高于生命价值的。他们平素十分注重砥砺志节，为人居官讲究廉洁清正，又不断在强化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为的就是一旦面对诸如富贵、贫贱、政治高压以至生死之类严峻考验时，能够不动心，能够保持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便从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中吸吮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营养，这些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官僚队伍中，因此他们的气节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也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