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乾隆的文治
清朝自入关以后，历代皇帝都了解：要统治众多的汉人，不能单靠武力。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到顺治、康熙以迄雍正，都推行崇儒尊孔的国策，都举办科举考试来笼络汉族读书人。乾隆当然知道这一国策的重要，因此他在即位之后，先排斥道、佛与祥瑞迷信的思想——这些都是他父亲雍正生前提倡并用以加强对人民统治的，转向推崇儒家学说，“以儒学为宗主，接尧舜为心传”。初期他也强调他祖父康熙认为最完美的程朱理学，他自己诵读理学的书，也叫大臣们“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明体达用，以为启沃之资；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不过理学在康熙后期已经产生流弊了，不少学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加上后来乾隆自己要提升皇权，强化专制统治，于是理学的地位逐渐下滑，而汉学慢慢地成了显学。这种转变也可以在科举考试上看出来，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以后，原先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规定内容的政策被改变，而迎合汉学研究的方向，专门出些经史考据的题目。如此一来，一大批在经史学问上研究有成的人就进入了政坛，听命皇帝，借以整饬吏治政风，并建立另一类为皇帝服务的队伍。
乾隆真是一位幸运的皇帝，他接管的江山是他祖先多年辛苦经营的基业。他的时代正是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四方无警、物阜民安的一个盛世，他自己又是奋发有为，因此在确定文化国策之后，他就开始从事很多相关的工作了。
首先他注重培养人才，培养一批“顺民”式的人才。所谓“帝王敷治，文教是先”，兴办学校是首务。康熙也说：“兴学校以端士习。”让大家从小就知道“尊君亲上”，绝对服从政令家规。乾隆时期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他自己统治的要求，他非常重视士风、学风。他常说：
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后文章；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为士者当思国家待士之重，务为端人正士，以树齐民之坊表。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
乾隆又教大家要知书，有书气。他认为一个书生如果做了官，一定会“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至于书气二字，尤为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而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直到乾隆晚年，皇帝还是以士风、文风为念，坚定认为“士子读书讲学，原应湛深经术，坐言起行，方为敦本崇实之道”。总之，乾隆是以学校来振刷士气与文风，造就一批“顺民”，将来为大清朝工作。要年轻的读书人品学兼优，成为“书生”，当然对各级学校的教师应给予优渥待遇，以示隆重师儒。像免除杂差、增加俸银、供应经史资料等等，这些措旌确实收到不少维系知识界和社会凝聚力的效果，对政权巩固有良好助益。
除了正常的考试录取从学校训练出来的以及私人家族培养出来的人才之外，乾隆又仿照他祖父的办法，亲自下诏求贤，要大家举荐人才，考试录用，以博学鸿儒科、孝廉方正、经学科以及皇帝出巡时当面召试等等不同名目与方式收罗人才。乾隆元年诏开博学鸿儒科，初取刘纶等十五人，第二年又收录万松龄等四人，各授以翰林院职官。十四年，下诏举经学大儒，得吴鼎等四人，授以国子监司业。乾隆在各地巡幸时召试而被录取的人则更多，在浙江得王昶等八十五人，在山东得黄道熙等十七人，在天津得姚文田等十六人，在五台山得龙汝言等九人，还有在其他地方收得的人才，当时选拔人才之盛，方式之多，堪称历朝罕见。
乾隆不但注重人才，收搜人才，更难得的是他也相当怜惜人才。钱维城是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中榜的进士，因为他被认为是可造之材，因而被选上到翰林院攻读满文，以备未来升大官为国家服务；可是钱维城在三年期满结业考试时，他竟交了一份自卷。乾隆听到此事后，大怒说：“钱维城以国语不足学耶？乃敢抗违定制，将置于法。”后来大学士傅恒为他说情：“钱某汉文优者，尚可宽贷，……上异其才，命南书房供奉。”皇帝也违法宽恕了钱维城，并命他到南书房工作，乾隆也因此找到一个好秘书，培养了一个好画家。另外传说江阴缪炳泰为乾隆画像，因画出“耳窍毫毛”，皇帝认为他做事实在，赏了他郎中官职。梁诗正的亲戚杨瑞莲，在内廷充缮写人员，因为“工篆隶书”，而且人“甚诚实”，乾隆赐他为举人。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在在可以说明乾隆对人才的重视与怜惜。
搜求资料与编辑图书也是可以表现倡导文治的，同时还是一种有效的网罗人才与控制思想的手段。乾隆当然不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做得比他祖先还更好。
搜求图书资料在康熙朝就举办过了，皇帝当时以“稽古崇文”为名，说古帝要致治隆文必具备典籍，用来“广见闻而资掌故”，所以他命令地方官或付钱购买，或“借本抄写”，把一些善本好书搜访后送到京城中来，“用充秘府”的不足。乾隆即位之后，也效法他祖父，先后在六年与十五年，两次下令采访遗书，“以广石渠、天禄之储”，让内廷有更丰富的图书收藏。后来到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皇帝再下征书的命令，这次征书不但规模最大，成效最好，也是最具政治目的的一次。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开始大规模征访全国遗书，直到四十三年才结束，之所以费这么长时间，一是最初地方官员不把这件命令当急事办理，总认为这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后来皇帝再下令催行，大家才认真搜集；二是因为当时文字狱大行，人人自危，骇怕家藏书中会有违碍的文字，拿出来说不定会弄得家破人亡，民众不愿意合作；三是好书善本多存收藏家手中，珍本不易求得，送进京中是有风险的，能不拿出来当然尽量推延。乾隆逐渐了解这些情形之后，便想出一些配合的措施，使藏书的人愿意合作。第一，皇帝一再说明，书中若有忌讳文字，表示宽大处理，他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记载失实，固所难免，果其略而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颐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他甚至还保证说：“至书中既有忌讳字面，并无干涉，必不以此加罪。”第二，定出奖励办法。对于进呈书籍的人，凡在五百种以上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的赏《佩文韵府》一部，这就是“奖书”的办法。进书人若送来的确是精醇的善本，皇帝亲自为这些书咏评并题识在书的卷首，并将这些书尽快抄录后发还给原收藏人。还有一种奖励办法是“记名”，就是把原藏书人的姓名附记在各书的提要后面，以便留名。第三，严令地方大吏努力搜求，皇帝甚至指出江南某些大藏书家的人名，派人去逐一查访，务必让天下收藏都尽收内廷。经过将近七年的收集，各地珍本秘籍不断地被进呈入京。据史料记载，这次大规模收集，一共征集了一万三千零一种宫中没有的图书，其中进书最多的是江苏省，先后奏进书目清单三十次，呈进的好书有四千八百多种。其次是浙江，共送达的图书四千六百种。其他各省也送呈遗书，不过数量都不多。
乾隆收集到如此多的各种图书，倒也不是他一个人“独乐乐”，他是有两层愿望的：一是编辑成大丛书，让全国读书人参考阅读；另一愿望则是仔细检查书中文字，若有反满反清或是对政府不利的言论文字，借着这次机会给予销毁。乾隆朝所编辑的创世界纪录的大书就是靠这次收集而后编成，它就是《四库全书》。关于这部书的编纂等有关情形，将在下一节里叙述，现在先来谈谈乾隆朝官府修书的大概。
乾隆年间，由于财政富裕，人才辈出，加上皇帝的热心，数十年中，政府所修的书籍多达一百二十余种，而且都不是粗制滥造的作品，有的一部书是花了十多年才编成出版的。若给予分类，至少可以有经注经疏类、乐律类、文字音韵类、史著类、史评类、经略方略类、传记类、地理类、职官类、典制类、政书类、考工类、目录类、金石类、儒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历法类、阴阳五行类、艺术类、诗赋文集类、丛书类等。就以上面最后一类“丛书类”来说，其中《四库全书》一种，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而动员了一时之选的大学者及其他抄录人员总共三百六十人。后来又钞成复本六套，再费了十年的光阴。幸亏乾隆高寿，否则他生前是不能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不仅如此，在编辑这部将近八万卷的大丛书的过程中，乾隆皇帝还亲自主持，不断询问修书的情形。他从体例的制定、内容的增删、人员的组织到史实的考证、文字的订正等等，无不参与。有时他断然行事，绝不马虎，使得所有工作人员都认真地工作，不敢稍懈。这部丛书的辉煌成就，皇帝也是有功劳的。
乾隆对文化活动的提倡确是不遗余力的，而他个人的躬亲参与则更能造成风气。他强调实学，教大臣们“以实心行实政”，他自己也是整日辛苦，处理军国大事。他也雅爱文学，一辈子写成四万多首诗，没有一个诗家能与他匹比。他几乎每天写诗，有时还写作好几首。赵翼说过：
上每晨起即进膳，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省督抚摺子毕，以次召见大臣，……见毕日加已，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
也有人说乾隆皇帝喜欢作诗，“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制’字，众臣莫晓，高宗（乾隆）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制以行’也。”这些也许是皇帝在作“秀”，表示他有学问，但是他这样做必然刺激大臣专心深人地读书。
乾隆年间，由于有既定的文化国策，有雄厚的财力，有安定的学术环境，有高深学术成就的人才，加上皇帝自己亲身的提倡与参与，营造了一种博大宏伟的文治气象。全国资料得到妥善的收集，专书丛书不断地问世，给予读书人极大的便利，学术思想在不违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得到空前的发展，吴派、皖派、扬州学派鼎立江南，为经世致用之学重新奠定了再现的基础。乾隆以文治统治了国家，国家也因文治而显现了盛世的绚丽。乾隆时代的文化建设可以说到达了传统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高峰，皇帝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不过，乾隆大倡文治也确有其政治目的的，他培养人才，是想培养“顺民”为他效忠服务；他收集资料，多少有着过滤“反动”思想的用意在。他编印专书意在防止异端言论“煽惑”士人，他主持的“御制”、“钦定”出版品根本就不准有不同声音与看法的出现，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二、纂修《四库全书》
中国是个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从事著书立说的，代不乏人。经过两千年的积累，到了清代，国书文献的成就数量非常可观。可是由于历经变乱以及其他天灾人祸的损失，也使很多著作亡佚不存，而有些则是讹脱或是衍误不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是很多学者的期望。可是这是一项巨大而又艰难的工程，少数私人是绝对不能做到的。正好到了乾隆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财政盈余，人才辈出，加上皇帝好大喜功，做各种事都希望比别人又强又好，因此在以上多种机缘聚集下，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乃纂修问世了。
在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皇帝下令向全国搜求遗书、充实内廷图书文献的同时，有人向皇帝提出校录图书的建议。朝廷王公大臣有不赞成此举的，因为“非为政之要”；但是皇帝最后还是批准了此案，并且下令“详加剔择校勘”《永乐大典》中的收录书与清代官刻本书以及各省征集来的各类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名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书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四库全书》就这样开始纂修了。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廷中央正式成立四库全书馆，负责纂修的工作，由亲王、大学士领衔为总裁官，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另外根据工作性质需要，分设纂修、缮书与监造三大处，邀约了全国知名学者多人参加工作，其中名望较高的有纪昀、陆锡熊、任大椿、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程晋芳、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王引之、彭元瑞、朱珪、庄存与、刘墉、谢墉、门应兆等等，真是“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成为学界空前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