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否认希特勒在柏林自杀，有人以“两个相貌相同的人”来表明希特勒似有“金蝉脱壳”之嫌。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一名摄影师在一家报刊上登出了希特勒“尚在人间”的照片。更耸人听闻的是电影中有报道希特勒的画面，并配有虚夸的字幕：“希特勒”——安静地进入蒙太奇，这轰动一时的消息震惊了世界各家报刊。
当然，大多数人肯定希特勒已在柏林陷落前夕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身亡，然后被浇上汽油焚尸灭迹。但是，他们对于希特勒自杀的方式，则各执己见。
一种说法以希特勒的贴身侍卫林格的招供为据，林格说：“希特勒用一支7.66毫米口径的手枪向右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这支枪和另一支备用的6.35毫米口径的手枪都落在他脚边。希特勒的脑袋稍稍偏向墙壁，鲜血流在沙发边的地毯上。”而后，林格亲手将尸体裹上毯子抱出，浇上汽油焚烧。
另一种说法来自希特勒尸体的解剖报告。“在被火烧得变了形的躯体上来发现明显的致命伤或疾病”；“嘴里发现有薄玻璃瓶的瓶身和瓶底的玻璃碎片”。在对报告详细研究之后的结论是：“由于氰化钾中毒致死”。此外，尚有两点旁证：（1）在4月30日下午3点到4点希特勒自杀时的地下屋内充满了苦巴旦杏仁味，这是氰化钾的气味；（2）4月29日到30日的夜间，希特勒将三个装在子弹壳里的小玻璃瓶拿给总理府医院院长哈泽教授看，“希特勒说，这些小瓶里装着快速致死的毒药，这些毒药是他从施登夫赫尔大夫那儿得到的”，并且希特勒当场请哈泽在自己的爱犬身上试验药性。
关于希特勒自杀时是否有枪声，这也说法不一。认为希特勒用手枪自杀的人自不必说，认为希特勒以氰化钾自杀的人对有否枪声亦各有说法。有些人认为当时希特勒房间里根本没有枪声，或者只是当时在门外的人们的一种幻觉。另一些人则认为，当时在场的希特勒的卫兵、传令兵和女秘书等都听见了枪声，这不应视为讹传。但他们认为打枪的人不是希特勒，而是林格。这些人的证据是希特勒私人卫队长腊登休伯的供词：“看来，希特勒怀疑毒药的作用，因为他长期以来每天都进行注射，所以他命令林格，让林格在他服毒之后向他开枪……林格向希特勒开枪了。”
关于希特勒尸体的下落，也是各有各的说法。希特勒当时身边的一些人，如为他育犬的托尔诺夫、厨师兰格尔等都认为“元首死了，他的尸体一点也没留下”。据亲手烧掉希特勒尸体的林格说，希特勒自杀的时间是15时30分，而后他就将尸体用毯子裹好搬到花园里，浇上早已准备好的汽油焚烧，“7时（19时）半，遗体还在继续燃烧，我不再管它。”由时间推断，尸体已焚化得所剩无几了。
苏联人则不然，他们声称发现了希特勒已焚烧过的尸体。1945年5月5日的备忘录记载，有几名苏军官兵“在柏林城内的希特勒总理府地区，离发现戈培尔及其妻尸体处不远的地方，在希特勒的私人避弹室附近，发现并取出两具烧过的尸体，一具女尸，另一具男尸”。“经过仔细研究后确定，这是希特勒和爱娃·布朗，尸体上也有特征。”另一旁证是，与这两具尸体同葬在一个弹坑中的还有两条狗，而那是“希特勒私人的狗”。决定性的证据是对希特勒牙齿的鉴定，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牙齿完全相同。苏联人找到了希特勒牙医布拉什克教授的助手霍伊捷尔曼。她帮助苏联人找到了希特勒牙齿的X光照片和没有来得及戴的金牙套，并且凭记忆描述道：“希特勒的上一排牙是金桥，支撑在左边第一颗戴牙套的牙上……”这些与苏联人手中握有的希特勒的牙齿基本吻合。最后她仔细对照实物，“确认这是希特勒的牙齿”。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说法，如希特勒尸体“通通烧化”，骨灰被与蒙克小组一起突围的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阿克斯曼带走了。或者如英国历史学家特雷沃尔·罗别尔所说，“希特勒总算达到了自己的最后目的……被自己的追随者秘密葬在意大利的布其托河边，当今的人类摧毁者也永远从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奇闻种种，矛盾重重，是否有真正水落石出的一天，我们翘首以待。
隆美尔是反希特勒的英雄吗？
隆美尔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却在二战结束前几个月被迫自杀身死，这个结局无疑又给他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隆美尔这个名字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一员骁将，为希特勒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北非无垠的大沙漠上，他独当一面，以较少的兵力与强大的英美联军周旋，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敌人中间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美称。从军事史的角度上看，他创造的一些战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却在大战结束前几个月被迫自杀身死，这个结局无疑又给他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1944年，法西斯德国日暮途穷，在战场上，强大的同盟国军队已开始全面反攻，并逐步向法西斯的老巢进逼，法西斯轴心国之间、法西斯德国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德国军队内部一些高级将领和希特勒早有分歧，并多次试图行刺希特勒，影响最大的就算“七月阴谋”（指7月20日对希特勒的谋杀）了，这次行刺差一点让希特勒丧命。问题就在1944年7月20日行刺特勒的行动与隆美尔的关系上，毫无疑问，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在“七月阴谋”后的清洗中牵涉到了隆美尔，他也因此而自杀身死。一般看来，问题已经很清楚，深入研究下去，也不过就是隆美尔与谋反集团合作的程度问题。所以，许多历史学家、传记作者都顺理成章地把隆美尔看成是反希特勒的英雄。已翻译成中文，并数次再版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也确认了隆美尔与谋反集团合作，并且有不少合作细节的描写，还说谋反集团打算在希特勒之后推选隆美尔为政府首脑。在斯奈德的《第三帝国百科全书》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在1944年6月17日和29日，隆美尔两次见希特勒并想说服他应该结束战争，这样德国还可以保留相当可观的军事实力，但这位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的元首用愤怒和讽刺来回答他的坦诚。在1944年7月17日，也就是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英国飞机击中他的汽车，他受了重伤，被送回家乡尤姆养病。这时，隆美尔日渐醒悟，这不仅是因为希特勒不现实的军事领导方法，而且是因为世界上对纳粹暴行的强烈反响。这个坦率、单纯的军人开始转向政治，他反对计划中的对希特勒的谋杀，因为这会使希特勒成为烈士，他提议比较好的方法是把元首送上审判台以向全国揭露他的罪行。隆美尔从没有在“七月阴谋”中担任积极角色，虽然谋反分子要他在希特勒死后担任政府首脑。谋杀行动失败后，一个谋反分子在临死之前被挂在一个吊肉的大钩子上，在极度痛苦之际，脱口供出了隆美尔的名字，隆美尔的厄运就定下来了。元首希特勒于1944年10月14日派两名军官到隆美尔在黑林根·倍·尤姆城的家，让他决定接受审判还是自杀，“我将在十五分钟内死去”，隆美尔告诉他的妻子，然后服下了毒药。
1977年，也就是《第三帝国百科全书》出版后的第二年，英国传记作家大卫·欧文写了一本《狐狸的审判》，对隆美尔作了与众不同的政治评价。他认为，隆美尔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始终忠于希特勒，他从未参与过谋反活动，虽和谋反分子有过交往，但反对谋杀希特勒，认为希特勒还能在政治上为失败找到一条出路；他并不知道他的同事中有人参加了谋反活动；隆美尔之死是由于被捕的谋反分子故意供出一些著名的元帅，以掩盖其真正的同谋。这些观点一出，不仅史学界大哗，也引起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一些杂志连载其文，一些刊物大加赞扬，隆美尔的儿子、原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长曼弗雷德·隆美尔认为欧文“生动和引人入胜地描绘了我父亲的生和死”。当然，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一些报刊先后刊登了一些反驳文章，反驳得最起劲的就是作为谋反分子被捕而又惟一幸存下来的原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他撰文说，隆美尔在当时几次和他谈话，不仅谈过要结束战争，并且要推翻纳粹政权，所以隆美尔是属于谋反集团的。但欧文认为他口说无凭，不足为信，并引了隆美尔夫人1945年9月的书面声明来否认此说。
可以说，欧文所引的原始材料是以前的作者所不及的，他在成文之前也必然仔细揣摩了另一派的观点，这种说法可不是单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仔细看来，欧文的评论也并非证据十足，经过推敲有的地方尚需进一步说明。（1）如果说隆美尔缺乏政治头脑，是一个只知道忠于希特勒的“军人的军人”，他何以想到在激战之际与西方盟国统帅签订停战协定，以便在东方继续战争（欧文亦如此说）？又为什么他在与谋反分子谈话后，不把谋反分子的活动向他所效忠的元首报告？欧文所引材料只能证明他在某些措施方面与谋反分子有分歧，要证明他没参加谋反活动，理由也不充足。如果说隆美尔之死是谋反分子故意乱招供所致，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轻信呢？要知道，隆美尔多年负责希特勒的警卫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还被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这在第三帝国的军官中是一种特殊的宠幸，而且对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得力干将，甚至把他逼死以后还得大模大样地进行国葬，难道就可以说是希特勒的轻信而错杀吗？如果说斯达派尔回忆与隆美尔的谈话不足以信，那么隆美尔夫人的书面声明又何以能作为最后结论呢？而且，更无法证明隆美尔夫人是否每次都参与隆美尔与斯达派尔等人的谈话或者私下将谈话录音，他所引的隆美尔夫人的书面声明也同样是不足为信的。
把争论的双方论点作一归纳，可见比较一致的是，隆美尔在一些问题上与希特勒有分歧。事实的结局是，反希特勒集团的暗杀行动失败，隆美尔受到牵连被逼自杀了。问题在于隆美尔与哪一方的分歧是本质的，或者说他倾向或支持哪一方，争论的焦点也不过如此而已。这个问题如果得到满意的回答，那么隆美尔是第三帝国的屈死鬼还是反希特勒的英雄问题也就清楚了。
戈林服毒自杀之谜
戈林是委身投靠“第三帝国”起家的。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戈林的罪恶生涯也走向了末日。
赫尔曼·戈林（1893—1946年），是希特勒的头号帮凶和忠实走狗，深得希特勒的信赖，被其指定为法定的继承人，并被擢升为惟一的帝国元帅。他在纳粹掌权12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戈林出身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个有地位的普鲁士官员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在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战争结束后，他依仗老婆的财力，到慕尼黑大学学经济。在这所纳粹党重点活动区域的大学里，他深为纳粹主义所吸引，加入了纳粹党。不久他又协助罗姆出色地组织了“冲锋队”。1922年，希特勒任命他为“冲锋队长”。他为希特勒上台出了大力。例如，他1923年参与“啤酒馆暴动”；一手策划“国会纵火案”；首创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集中营；是他第一个使用了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词句，他的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在“第三帝国”里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为空军总司令的戈林千方百计地在希特勒面前让空军出风头：袭击波兰，征服法兰西，空袭英伦，突袭苏联等，他的空军无不率先行动，他还在飞机上装上可怕的哨音，以此来制造战争的恐怖气氛。
戈林是委身投靠“第三帝国”起家的。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戈林的罪恶生涯也走向了末日。1945年4月20日，苏军兵临柏林城下。他预感元首的死期已到，自己是元首的当然继承人，继承元首职位已为期不远了。但由于他操之过急、野心毕露，希特勒命他辞职免死。他的死对头鲍曼趁机将他及其手下人员逮捕入狱。
1945年5月，戈林在狱中被盟军俘获。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戈林被控告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戈林对此供认不讳，被法庭处以绞刑。戈林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也本应受到正义的惩罚，但在临刑前，他瞒过看守，服毒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戈林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后，行刑前两小时突然服毒自杀的。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世界，成了1946年的一大新闻。纳粹战犯关押在纽伦堡监狱，这座监狱戒备森严，看守林立。为防不测，看守们注视着战犯们的一举一动。犯人又都是单独监禁，没有与外界接触的条件。然而，戈林的毒药从哪里弄来的呢？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怀疑是他的妻子探监时带给他的。可是探监时，她与戈林隔两层铁栅栏，两栏间相隔数尺，双方只能交谈，不能传递东西，更没有接触的可能。因此，这种说法似乎不能成立。还有人说，戈林把氰化钾胶囊放在烟斗里。因为他在死前两天对理发师开玩笑说：“本想把烟斗送给你，可我离不开它，等我最后一次离开监狱时把它砸碎扔到窗外。”但是这种说法也无据可查，只是一种推测，仍解不开戈林服毒自杀的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