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地区的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在地理上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历史上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其文化面貌相对较接近。这一地区，西北连长江，南界黔东北，东邻湘西北，东北与鄂西南接壤，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是古代沟通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的重要交通通道。其境内主要属于乌江水系。
乌江，历史上又称巴江、延江、黔江、涪水、涪陵江，是长江三峡地区川江流域南面最大的支流，自古以来就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是渝东南地区交通的生命线。早在战国时期，秦国攻打楚国就是沿着这条线上溯行进的。《华阳国志》载：
涪陵郡，巴之南郡，从枳南入，溯舟涪水，本为楚商于之地，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历史上，乌江通道一直是进兵、转输食盐、茶叶、山货等物资的交通要道。现在，我们就从这条道路的末端出发，去看看昔日的盐巴沿途留下的痕迹。
由现涪陵长江边的乌江口上行，可以看到沿岸山势高耸，江水湍急，不少地方几无人烟。乌江进入武隆县境后，在沿江的公路边，有一处顺江排列的古镇。古镇不大，也就一条小街，背靠大山，把山脚的一小块狭长形平地塞得满满当当。这个古镇就是白马镇。白马镇夹在大山里，一眼望出去，除了脚下碧绿的乌江，头上一块不大的蓝天外，就是两岸的高山绝壁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周围几乎没有人烟、没有耕地的地方，是如何形成这个小镇的呢？查阅文献资料，我们好不容易发现，原来，清代川盐济楚的时候，渝东地区的各盐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食盐供不应求，经营盐业者均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人们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但是，盐卤资源却是有限的。对于后来者，他们很难从生产经营秩序已经形成的各盐场插进足。正在这时，传来了武隆白马发现盐卤的消息。于是人们开始在此投资生产食盐。然而，对于一个没有生产经验的盐场来说，熬盐工艺就显得特别重要。他们熬出来的第一桶盐色泽既不好，又耗费了太多的资金。于是，人们从云安这个川东最大的盐场请来了技术能手，经过他们对盐灶的改造，以及传授各种经验技术，终于熬出了达到要求的白花花的食盐。
白马的盐卤就在镇子对岸的乌江边。每到枯水季节，江水下降，那些从岩石缝里流出来的卤水就被人们接走，运到对岸的盐场里熬煮。那些溢出的，则漫过江边的石滩，被太阳一晒，隔江就能看到像覆盖了一层白雪的石头。但是，夏季的洪水常常淹没卤源，咸咸的卤水融入江水后，被稀释得一点盐的味道都没有了，这时候，白马的盐灶就全部熄了盐烟，处在一片寂静中了。
其实，白马的盐卤早在宋代就被发现，并且那时已经得到开发。但不知道为什么，白马一度销声匿迹，失去了踪影。白马的再度复活，除了机缘之外，或许与那些被盐渍白的石头有关，或许与人们查阅文献知道了这里曾出产盐卤有关。
《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四《涪州·景物下》称：“白马津，在武龙县北三十五里，有盐官。”这个白马津就是现在的白马镇，既置有盐官，就必定盛产食盐。自发现盐泉后，这里很快就开始大规模制盐。“未巳已有四百余灶，由是两山林木芟薙，悉成童山。”因为盐业生产的繁荣，白马津成为当时武龙县（现武隆）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草市镇。在《宋会要·食货·商税杂录》中就有记载。白马由于盐卤量少，浓度不高，再加上受江水影响较大，导致了宋以后的一度沉寂。
乌江由武隆南上，至现彭水县城附近，有一条墨绿色的河流汇入。这条小河被称为郁江。郁江是渝东南盐业生产的中心。著名盐史专家任乃强先生在其《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强调指出：“郁江上游的郁山镇有伏牛山盐泉自山麓涌出，被人类利用甚早。早在巴族尚未立国以前，即已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的食盐来源。”郁山镇位于郁江支流中井河、后灶河与郁江交汇处。这里一直是古代“黔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早在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置涪陵县，县治即位于今郁山；三国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又设涪陵郡于此；此后，北周时奉州、黔州，隋代的彭水县，唐代的黔州、黔中道均置于郁山。到了宋嘉定元年（公元1228年），因“盐泉流白玉”而置“玉山镇”；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因避讳（代宗朱祁钰即位）更名为郁山镇；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置黔彭军民厅，辖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
郁山之所以一直受到历朝的青睐，与出产盐有关。这里以盐业产地为中心，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涪陵（今彭水县）在乌江流域最早设县，与郁盐直接相关，因盐利而聚众，聚众而成邑。据《晋书·地理志》，到西晋时期，涪陵郡的人口数量比巴郡还多，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谢本上表刘璋要求独立时，“求以汉发、丹兴为郡”，目的就在于郁山的盐和丹兴县的丹砂。
专家对这一地区盐矿进行地质考察后认为，郁山具备两种典型的储盐地质构造：既位于褶皱构造背斜轴部，卤水受压，易于富集；又沿断层面卤水富集并沿断层上升或渗出。郁山背斜长100公里，呈波状起伏，轴部开阔，两翼陡峭，盐矿储存于寒武奥陶两纪地层中。由于中井河、后灶河呈东西向侵蚀切割郁山背斜，使含盐岩层出露或接近地表，再加上多断裂，卤水极易开采。和四川盆地其他井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被著名盐矿专家袁见齐教授命名为“彭水型”卤水，其主要特点有：地质时代早；盐矿埋藏浅，多天然出露。郁山古代盐井深皆在2～10米之间，多建立在天然盐泉出露的基础上。郁山盐井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位于喀斯特溶洞中，如长寿井、歧井、黄泥泉井、飞水井等，这在四川井盐地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专家实地考察，郁山现存盐井有13口。这些盐井主要分布在郁江支流中井河和后灶河上。中井河和后灶河之间为伏牛山脉，即任乃强先生所说的“伏牛山盐泉”。据文献资料看，郁山现有的盐井最早属于东汉时期。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也曾发现一些汉墓。但是，郁山在西汉即已设县，那时就应当有比较发达的盐业生产了。任乃强认为，郁山盐泉的开发应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四川师范大学李小波在考察了郁山后认为：“郁山盐泉具有天然性和浅层性的地质特点，很有可能是井盐最早开发利用的地区之一，郁盐开发与巴蜀、荆楚地区早期人类活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无独有偶，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按照这一说法，后照应为巴人始祖，比廪君还要早。后灶河是否就是因为巴人始祖“后照”在此开发盐泉而得名的呢？
弯弯古盐道，静静石板街。如今的郁山，盐厂虽已停产，但镇上那些古老的街道、商铺，还有雕刻精美的磉礅，无一不在提示我们，郁盐曾经带来的繁华。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郁山）有盐井，比年以来，井更旺而灶更多，邻省商人，行盐其地者，往往家焉。虽彭地贫确，百产不滋，彭民托业经商绝少，而卤泉涌出，利本自然，富民之挈资而来结庐而处者踵相接，衡相望也。”
郁山食盐除供渝东南地区外，还远销湖北和湖南。“郁山厂盐运赴楚之咸丰、来凤二县。”的记载便是明证。郁盐出郁江，沿乌江上行，有一处必经之地——龚滩。龚滩主要得益于乌江山险水恶。龚滩早在晋代就有县治设置于此，但明万历元年（1573年）凤凰山崩后，所有过往龚滩的载货船均不能行，需要转输。郁山盐及其他沿江上溯的川盐亦不例外。在龚滩古镇上，有块名叫“永定成规”的碑。碑文内容显示，龚滩镇是川盐入黔的重要中转站，所转运之盐称“客盐”。另外还规定了上下船搬运的力价，每包盐上载船仓的运费为5文，从船上卸运下来抬至盐仓处则每包加6文。
龚滩因为在盐业转输方面的重要地位，曾设盐运办事处，置盐务防护军。在龚滩镇上，有一座保存十分完好的古建筑——西秦会馆，相传即为陕西帮商人张朋九所建的盐号。
乌江并不仅仅是盐业运输的专道，在古代，它还是沿江人民运输桐油、茶叶、苎麻、蓝靛等物资的通道。为了改善乌江航运，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祯转奏官运盐务总局批准治理乌江，整治航道，开凿纤路。各地绅耆商民纷纷捐资集款，乌江航运大有改观。以龚滩为例，并筑闸坝数处，开凿纤道，先后共计15段，500余米。乌江纤道的开凿，使乌江自古以来作为渝、黔、湘物资交流和商旅往返的主要通道更加通畅。同时也应当看到，乌江纤道是乌江航运二千多年发展的结果，是乌江流域经济、交通、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
在龚滩镇的附近，有一条名叫阿篷江（也叫唐岩河）的河流注入乌江，它发源于湖北西南部。沿乌江上运湖北、湖南的郁山、富顺食盐，即转此而上。但那些往贵州的货物，则可以沿乌江继续上行。近年来，川盐行销贵州的历史，在考古者的手铲下，已经被推进到了商周时期。
2005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贵州沿河县乌江边的黑獭遗址发现了少量的炮弹状尖底杯，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一发现，无疑表明三峡或郁江的食盐在商周时期即已行销到了贵州。此外，基本只现身于三峡地区的一种叫做船形杯的陶器亦在这里现身，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船形杯也是一种与盐有关的制盐工具。
2006年下半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四川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酉阳县邹家坝遗址、清源遗址。这两处遗址位于龚滩镇上游约10公里的乌江边，隔水与贵州相望。考古工作表明，邹家坝和清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人群在此活动。到了商周时期，这里出现了大量的尖底杯和尖底盏，数量相当可观。同时，考古者们还发现了带有巴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甲骨多枚，有可能这里是早期巴人在乌江下游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邹家坝和清源遗址所在地并无盐泉出露，显然，尖底器并不是用来制盐的，而很可能是外地运销到此的、装满食盐的盐模！可以设想，这些食盐不仅满足本地的需要，而且还由此分销到附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