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
今人杨启樵根据史料，力排他说，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首先，胤祯并未受年羹尧的钳制，因胤禛继位极为秘密，手操京师兵权的隆科多，于圣祖（康熙）驾崩后翌日，即令六日内紧闭京城九门，故消息无法泄漏，更谈不上胤祯挥兵争位受年扼。其次，既如此，年也并无拥立之功，故雍正杀年以灭口的杀知情者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了。恰恰相反，他认为从雍正朱批中，可发现很多雍正对年羹尧的赞语，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朱批：“军旅之后，获兹膏泽，实乃大将军年羹尧忠勤之所感召。”又如给嵇曾筠朱批：“西海一事，岂人力所能者，皆因年羹尧能此二字，天下大臣，皆当法其心也。”更有在朱批中称年羹尧为忠臣、功臣、恩人的。且年在雍正二年入京觐见之前，与雍正并无个人私怨，雍正及在京百官均“极盼”与年羹尧这一功臣相见。然入京觐见不到两月，雍正即屡屡下旨严斥，何也？主要因年恃功自傲，妄荐亲信胡期恒为甘肃巡抚，岳周为西安布政使，刘廷琛为广西布政使，滥参四川巡抚，致疑。雍正后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可见已招世宗猜忌。
总之，杨启樵认为年羹尧被杀原因有三：一是世宗赏罚分明、功赏过罚，毫不留情；其次，世宗因派到年羹尧手下监视年的情报员被收买，大为恼火；其三乃是年羹尧骄横贪暴自致死地。结果“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而多年来，却使世宗反蒙杀功臣的污名”。
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须进一步研究。
圣马丁隐退原因何在？
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集华盛顿和拿破仑之天才于一身。在爱国自我献身的美德上，他与华盛顿不分伯仲；在军事上他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与拿破仑比毫不逊色。那么，这个人是谁？此人便是19世纪初南美洲独立战争最杰出的领袖，至今仍被阿根廷、智处、秘鲁三国称为“祖国之父”的圣马丁。
何塞·圣马丁1778年2月25日诞生在阿根廷北部的一个小镇，其父是西班牙驻殖民地的官员。他8岁时和家人一起回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曾当过军官。1812年阿根廷爆发了独立战争，圣马丁于同年回到阿根廷参加了独立战争。1814年任阿根廷北方军总司令。阿根廷独立后，他又率军先后解放了智利和秘鲁，被秘鲁人拥戴为“护国公”。他执政时期曾废除奴隶制和实行其他改革。为了彻底打败殖民军，取得南美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决定与当时南美北部另一位与他齐名的独立战争领袖玻利瓦尔联合起来共同作战。
1822年7月26至27日，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在瓜亚基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是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参加会谈的只有他俩，并且没留下一个字的记录。会谈结束后，28日凌晨1点多，圣马丁不辞而别回到了秘鲁。9月22日在利马召开的国会上，他声称作为军事指挥者已完成了任务，决定辞去秘鲁政府首脑的职务。随后他便离开了秘鲁，又到了阿根廷，1823年他又离开阿根廷前往法国，1850年在法国逝世。
圣马丁此举使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作为南美杰出的领袖人物，他领导三国的独立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受到了人人的敬仰和崇拜，从事业上看正处在顶峰时期，而从年龄上看他刚满44岁，年富力强正处在人生鼎盛时期，为什么在功成名就之际却突然隐退了呢？尤其是他隐退之前曾与玻利瓦尔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这更给他的隐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所以，圣马丁隐退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谜。
100多年来，许多人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作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在瓜亚基尔会谈中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发生了权力之争。玻利瓦尔不容别人在独立战争中和他并驾齐驱。圣马丁为了避免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和不必要的牺牲，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隐退。但是有的人则认为，圣马丁隐退并不是出于其“高姿态”，而是由于他在权力之争中的失败。
持此观点的人说法又略有不同。一种说法认为，圣马丁当时已44岁，病魔缠身，体衰力竭，在人民当中威望不断下降，他对完成独立战争并在战后指导各国政治既无才能又无兴趣。而玻利瓦尔则正相反，他年仅39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对领导独立战争至最后胜利并在战后指导各国攻治充满信心。因此圣马丁无法与玻利瓦尔相匹敌，可他又不甘心听命于玻利瓦尔，所以只得隐退。另一种说法认为，在瓜亚基尔会谈前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就围绕着争夺瓜亚基尔的统治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圣马丁失败了，圣马丁很清楚自己不是玻利瓦尔的对手，只好急流勇退。也有人提出圣马丁隐退是内部分裂之所迫，他们认为，阿根廷独立后，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圣马丁已无法从阿根廷得到任何援助。瓜亚基尔会谈之前秘鲁已有人起来反对他，当他在瓜亚基尔会谈时，秘鲁就爆发了反对他的密谋活动。这些迹象表明，圣马丁在阿根廷和秘鲁的权威和声誉已丧失殆尽，他不得不辞职。还有的人提出圣马丁隐退完全是出于健康的原因。持此说的人的主要根据是早在1814年圣马丁就曾因患严重的胃病，休息了一年。后来他又得了风湿病，1819年他的病再度恶化，不得不住在门得萨斯靠写信来指挥军队作战。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他的病一直没得到医治并越来越严重，以前由于独立战争处在紧张时期，他无心疗养，到了1822年独立战争全胜大局已定，所以他决定隐退疗养。
但是有的人对上述所有观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圣马丁的隐退与上述原因毫无关系。圣马丁自从在利马担任首脑以来，决心执政不超过一年，他只想领导独立战争胜利，从没想在解放后当官。他在去瓜亚基尔前四个月已同他的国务兼外交部长加西亚·德尔里奥详细商定了他辞职或隐退的具体办法。
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圣马丁隐退问题，至今人们的看法分歧还很大，还没有出现一种令大家信服的说法。所以圣马丁隐退问题还是个谜。朋友，你能解开这个谜吗？
林则徐死因之谜
1850年11月22日，广西道上，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任，日夜兼行百余里，至广东潮州普宁，不幸突然死亡。
林则徐的死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特别颁发了《御祭文》和《御赐碑文》，盛赞林则徐一生的业绩。他的死也引起了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极大的震动，纷纷以诗文和挽联等形式来悼念这位伟人。
林则徐的死使朝野如此哀悼和重视，乃是由于他不仅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我国大门时，第一个奋起组织抵抗，坚持严禁鸦片，惩办走私活动，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序幕；而且他为反抗外国列强，挽救民族危机，不囿于传统旧习，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同时他又比较注意发展生产和关心民生疾苦。无论在整顿河工、兴修水利、救灾放赈，还是在查禁鸦片、改革财政等方面，他都表现了杰出的才干。
这样一位既干练又爱国的边疆大员在奉旨赴任途中突然亡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产生种种的猜疑和传说，所以对于林则徐的死因，前人或后人都有各种记载和传说。前人的记载就有多说。
一说认为林则徐是在赴任途中病死。如《清史稿》本传说：林则徐“行次潮州，病卒”。一般官方记载都持此说。
另一说则谓林则徐系洋商买通厨人投毒谋害致死。因伍氏曾被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时锁拿于越华书院，故而忌恨在心，这次又闻林则徐起任广西巡抚，伍氏忧其再次复职督抚广东，特遣派亲信携巨款贿赂林的厨师，用夷药投入食品中，致使林则徐一路上泄泻不止，终于委顿而死。另有一个叫平如衡的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则说是“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
近人则依据前人的有关材料和新发现的记载，加以排比考证，提出了几种不同看法。有人根据林则徐在临死时曾三呼“星斗南”的说法，认为“星斗南”者，就是指洋商聚居之地的“新豆栏”。福建方言“星斗南”与“新豆栏”的发音相同，由此说明林则徐在临死时已发觉自己受洋商所害，所以连呼“新豆栏”。
近年来又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他们根据新近发现的林则徐《讣文》和林则徐之子林汝舟《致陈子茂书》等材料，认为林则徐的死因不是被毒死也并不只是腹泻。自11月12日至15日，林则徐一直在赶路，没有服药，所以吐泻情况已很严重。15、16日服用“中和之剂”后，吐泻情况有所好转，但林则徐抱病继续日夜兼程，辛劳颠簸，身体得不到休息，病情则转为“胸次膨胀”、“痰喘发厥”，引发了心肺旧疾，以致“两脉俱空，上喘下坠”，“喘急愈甚”。在元气大亏、脾胃虚寒的情况下，医生却又“投以参桂重剂”、“连进葠剂”，结果药力未及奏效，反使喘咳增加，舌蹇气促，加上他已是66岁高龄之人，经不起路途颠簸，终致无法挽救。
丹东是否为英国的间谍？
“庇特的黄金”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传的一句名言，意为由英国政府出钱豢养的法国流亡贵族及特务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旨在颠覆法兰西共和政府，庇特即指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然而，法国共和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防止国家机密被间谍盗卖给敌人，打击王党分子与奸细的破坏活动，曾组建了著名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了敌人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共和国的安全。但是，在日趋尖锐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通敌”的罪名往往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凡持不同政见者动辄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到了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更是走到极端，甚至连雅各宾派自己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幸免，雅克·丹东即是其中之一。
丹东早年是外省的一位律师，1789年革命爆发后被选入议会，曾任著名的哥德利埃俱乐部主席、共和政府的司法部长等职，他能量甚大，精力充沛，与马拉、罗伯斯庇尔一起并称为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他曾为拯救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1792年9月，正当外敌入侵迫在眉睫的时刻，是他发出了“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号召。
1793年6月，雅各宾专政建立后，他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主张对内实行法治，对外休战议和，提倡宽大和人道，成为“宽容”派的代表，终于引起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诸人的不满和反对。1794年3月30日，丹东被捕入狱，圣茹斯特指控他勾结米拉波，从王室领取贿金、图谋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与吉伦特派结盟、主张对敌和解与宽容、与可疑的外国人勾搭、个人财富急剧膨胀……丹东曾自我辩解道：“……我卖身？我？我这样的人是无价之宝，是买不起的。这样的人额上有用火烙上的自由和共和的印记”，“虚荣与贪婪从未主宰过我，从未支配过我的言行，这种情欲从未使我背叛人民的事业，我对我的祖国赤胆忠心，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她”。但是就在这一年，丹东还是以叛国通敌、危害共和国罪名被判处死刑。
丹东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间谍？究竟是否领取过“庇特的黄金”？可说是疑团重重，扑朔迷离。
早在1789—1790年有人诬陷马拉一案时，丹东便遭流言蜚语，称其是“密探”、“英国间谍”、“王室走狗”、甘愿“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一个想收买他的人”等等。后经哥德利埃俱乐部向各区及制宪议会、市政厅发出为丹东辩解的陈情书，流言才稍趋平息。
当然，从人或人的品格来说，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魁梧高大，爱财好色，生活豪奢；后者个头矮小，严于律己，清贫简朴，不可腐蚀。在革命期间，丹东成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在1790年底时还债台高筑，到1791年春季不仅偿清了债务，还购置了大片田产及新的住宅等，物质财富出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膨胀。他的钱财从何而来，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据说，丹东被捕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英国外交部给当时在巴黎从事阴谋活动的银行家别尔列格的指令信，要他向信中指定的一些人支付钱款，以作为效忠英国的酬金。人们怀疑丹东即是领取钱款者之一，否则信件为何落入丹东之手。据史家们推测，在最后审判丹东分子时，革命法庭曾出示丹东与英国间谍勾结的证据。
1794年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为那些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死去的议员平反恢复名誉，名单中恰恰没有丹东。这又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
1803年，一位名叫丹特累格的保皇党人潜返巴黎，被拿破仑当局捕获，他在供词中声称，丹东曾参与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的密谋，并以此向英国人索取高额酬金。后来在另一位名叫拉米特的保皇党人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1851年公布的米拉波与王室代理人拉马克公爵的通信中曾有一信提到“丹东收到3万里弗尔……”，更是提供了对丹东极为不利的证据，丹东的名声更是阴影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