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先生（1919—1969）自称是“五四后期人物”，作为思想家，他承接“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做了大量思想启蒙的工作，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而从个人的人生道路而言，他遭遇的则是社会的冷落、制度的横逆，最后壮志未酬身先逝，使人有“人生悲剧”之叹。但殷先生个人生命的过早终止及人生过程中的诸多苦难正酿造出中国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从而给后人留下深深的感叹和无尽的思索。人生意义问题殷海光先生一生中写下了大量论著和文章，主要集中在逻辑经验论的引介、自由主义的诠释、文化传统的批判、政治时论等方面，对“人生问题”殷先生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1966年4月8日，他在一次演讲中专门阐述了人生的意义问题。参见《殷海光全集·学校与思想（三）》，《人生的意义》，下不注明者皆出自该文。殷先生认为，谈人生的意义问题非常重要，其原因一在他个人好思索，且人生经历又“辛酸波折”，对人生问题有较深的体会；二则当今社会处在转型之中，文化在蜕变，心灵在沉沦，所以必须要重视人生意义的问题。殷先生对人生问题之所以重要的判断是相当正确的。实际上，中国自19世纪中叶“西风东渐”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大的“转型”期：从军事上的“求强”，到经济上的“求富”；从制度改革的“戊戌变法”，到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再到所谓“心灵革命”的“五四运动”，都表征着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由表及里的“转型”。但是，人类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努力无不最终要落实于生活水准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换，以及人生观的变革上。所以在20世纪的2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遍及整个知识阶层的科学人生观与玄学人生观的论战。虽说是“科玄论战”，但实际上还有以陈独秀、翟秋白先生为代表的“唯物史观之人生观”的出现，从而使这场规模颇大、影响深远的论战呈现出复杂的鼎足而立之势。三种人生观恰好代表着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曰欧化、传统化与俄化思潮。
自由主义者把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如科学、民主、自由、法治等引入中国，一反传统中国社会的神秘、集权、个性压抑与专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但自由主义的追求与执政者的需要总是处于十分尖锐的紧张状态，这就埋下了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步入悲剧性人生道路的深层缘由。殷先生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人生之路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厄运。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回顾道：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却又孤独地独行；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的思索。《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陈鼓应著，台北环宇出版社，第23页。自由主义者的殷海光在临终前已将其人生过程中的坎坷与痛苦全部承担下来，他也并非不清楚，这些人生的苦果恰恰是其自由主义的思索与追求造成的，可他毫无悔意，相反却以对各类复杂问题的解答为人生的主要内涵，并坚持要“思索”，还“焦虑的思索”，他唯一的遗憾是将不能再思索：“所憾有……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有一个最后的交代……”《殷海光先生遗嘱》，《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第1页。自由思想者殷海光终其一生追求的是自由的思索和思索的自由，用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启蒙大众，且推进政治与社会的变革。这样的人生追求与行为必与现实政治与社会发生矛盾与冲突，这就埋下了殷先生人生悲剧的种子。但殷先生对自我的人生苦难却无所畏惧，所憾的是自我的责任还未完成，这种人生的精神源于何处呢？殉道的人生精神应该说，殷先生“殉道”般的人生精神与其持有的人生观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人生可分为四个由低至高的层次。第一层叫“物理层”，指的是人作为自然物，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物理定律）的支配，由此而言，人是有限的，不能“太狂妄了”。第二层为“生物逻辑层”，指人作为“生物”还要受到生物法则的支配，如饥食渴饮男女等。第三层是“生物文化界域”。因为人不是一般的生物，人类是有文化的生物，所以人们御寒之后求衣饰之美，饱食之后求饮食之精，男女婚配有复杂的仪礼等等。殷先生指出：“我们满足人类之生物的要求，就是生物文化。但人类的生存并非发展到此就结束了”。所以，人生还有第四层：“真善美，道德理想”。在殷先生看来，人与物、与生物最大的不同乃在于有“意识”，其他生物皆不知自身的生死问题，唯人知晓有生就有死，人类求生畏死的意识，使文化大大丰富起来，产生了许多神话、许多礼仪，殷先生指出：就这样，慢慢的发展，扩充我们的界域，由单纯的物理层，进为生物逻辑层，再由此发展到生物文化界，继续发展，然后人类有真善美的意识，有理想、有道德，这也就是价值层。这层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层级，生物逻辑层则是凡高等生物皆有。生物文化界别的高等动物虽可分享一部分，但人最多。唯最高层是人所独有。我们讲道德，追求理想，要创造理想社会，从柏拉图、汤玛斯、穆尔的乌托邦，以至我们要追求真善美等等，这都是超生物逻辑的东西，借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精神的创造”。殷先生关于人生四阶层（界域）说，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人何以为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中国古代儒者将人性归为道德的善；法家则视人性为“恶”，要达到“善”，则必须“伪”。殷先生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类有意识，有对真善美理想和道德的追求，这与儒者的看法有相似性。虽然儒者不谈“真”，而在逻辑上有相当造诣的殷先生特重“真”的问题。（其实在儒者们看来，“善”之价值无疑是“真”的，知识论由此可阙如。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殷先生与儒家思想有一致性的话；那么，在殷先生有关人生意义探讨的这一方面，则两者的观念则有明显的分野。殷先生正确地指出了人首先是个“物”，所以要受物理定律的支配；人又是个生物，所以又受到“生物逻辑”的控制，然后才能达到“生物文化界”，并最终进入“价值层”。这种看法当然是具有科学思维者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所以，殷先生认为传统儒学极力推崇的人生价值，如君子谋道不谋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首阳之山，义不食周粟”等等，都是一种“想法高得很，但也空得很的”观念。不谈人的物质需要，不讲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生的价值层面是很难达到的。
“在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经此层而跳至最上层。因为，如果腾空而起的话，高等精神文化的发展和道德实践便失去支持。”所以，在殷先生看来，传统文化价值的最大弊病之一，就在于把重点放在名教、仪制、伦序、德目的维系层次上，而忽视“生物逻辑层”。这样一座文化的高楼，“上一层的人在吹笙箫，底下一层劳动终日难得一饱，于是空了。整个文化建构都发生了问题。”殷先生将他的人生四阶层说的理论运用于观察当今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则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人们解决了生物逻辑的问题之后，却并不热衷于去追求那些崇高的精神价值，丰衣足食即安，这是殷先生最痛心疾首的事，他说：“要人生完美，必须透过生物文化层再往上升。生物文化层满足了，我们还要真善美、理想、道德，这样的人生道路才算完成。”在此，殷先生提出了一个人生选择的两难问题：“如果我们要满足衣食等生物逻辑，那么势必牺牲道德或理想；如果我们要维持道德或理想，那么势必因难以满足衣食等生物逻辑的要求而难以生存。处此困境之下，我们怎样作决定？”这一两难问题自古皆已存在，不过在当今这样一个大多数人皆以金钱与利益为人生主要追求内容的时代，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殷先生提出了解决此一问题的三条原则：“第一，我们万不可在自己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时为了换取现实利益而牺牲道德原则。第二，在我们的生活勉强可过时万不可因要得到较佳报酬而牺牲他人。第三，当我们因生活困难而被迫不得不放弃若干做人的原则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作‘道德的抗战’，把道德的领土放弃得越少越好，而且要存心待机收复‘道德的失地’。”殷先生此一人生选择之两难问题，与古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儒家观念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但儒者认为，在道德选择的问题上，可以完全置物质利益于不顾，乃至“饿死”亦要维护“节操”。而殷先生则坚持人们有“生物逻辑层”和“生物文化层”的需要，它们在道德选择的过程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当然也有那世俗人高不可攀的“圣贤”可以做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芸芸众生则不可能不顾及到现世的物质利益问题。所以，殷先生的三原则不是空中楼阁式的抽象理念，而是正确地估价到现实人生的状况而提出的，具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殷海光生死智慧给我们的启示实际上，殷先生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恰恰就是他上述人生学说的现实化过程。当他还是湖北黄冈龙山镇的少年时，就表现出他的倔强和叛逆性格。在校读书期间，他又显现出对真理近乎狂热地追求，于是才有他对逻辑的挚爱，以一中学生的才力对《逻辑基本》一书的翻译，尤其是得到金岳霖先生的接纳，成为金先生的弟子。其后，经过战火中的颠沛流离，殷海光先生得以就读于西南联大，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殷先生的这些求学经历，充分展示出他对知识之“真”的执着追求。其次，殷先生无论在其作为报纸主笔的期间，还是作为台湾大学教授的时期，乃至被迫离开台湾大学，苦苦抗争的阶段，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显示着一位真诚的知识分子对知识之“真”、道德之“善”、人间之“美”的热切向往。王中江先生指出：“他是一个追求不止的人，是毫不掩饰地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的人。对于他来说，已有的东西总是一个起点，它的不完满需要未来的作为来改变，他始终处在一种不断充实、不断提升自我的生命冲动中，他的理想追求永远是没有终点的。”《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台北水牛出版社1997年9月版。殷先生在知识与学问、教书与为人方面之所以有永不竭止的崇高追求，恰恰与其人生观中把真善美和道德理想置于人生的最高层次有关。实际上，真善美作为某种理念的存在，也许是人类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彼岸”；但也正因为此，它们才成为了人生奋斗的永恒目标，激励着人类为之努力不息。殷先生就是这样，他对科学与民主，尤其是自由主义的不懈追求，虽然因现实政治状况而严重受挫，但其人格精神和崇高理念则激励着千万后来者，实际上其终生奋斗以求实现的政治民主的理念已逐渐地、部分地成为中国的现实。所以，殷先生的人生道路虽说充满着挫折、弯曲，甚至失败，但其生命可说已至不朽之域，其道德人格可谓光照后人，这无疑也是其人生的辉煌与成功。殷先生的人生思想与人生经历留给后人可资借鉴者、发人深思者良多，但最可注意者有三：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以及教育制度的某些缺陷，越来越使知识分子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只有“知”而缺乏“识”（见识、洞识）者比比皆是，而没有终极关怀、没有思想理念的知识者就更多了。加之唯利主义、唯物质主义、唯享乐主义盛行，思考型、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更是少而又少了，这也许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之一，亦是现代社会之不幸。殷海光先生一生的感人之处，不仅仅在他的好学敏思，以探索事物本质为己任，更在于他在政治上对黑暗腐败，以及不自由之制度的顽强、尖锐的批判。由此，殷先生成为了社会的“良知”，无愧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者殷先生对世俗社会弊病的抗争精神。处于殷先生那个时代，他颇有“举世皆浊吾独清”之叹，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批判性、抗争性知识分子所普遍遭遇的人生境况。如何解决？有屈原式的投江自尽，以眼不见、命不存而释然；或者如庄周陶渊明那般，隐逸山林田园，琴棋书画垂钓自娱，作精神的逍遥之游。殷海光先生则不然，他走的是抗争、批判一路。他从不隐匿自我的看法，绝不逃避现实，且用辛辣的文章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世。这种人生道路较之前二者更困难也更危险，殷先生义无反顾地走了这条路，且在临终时这样说：“我活不成了！平常看到人把棺材一副副的抬出来，我们看了却很淡然，为什么今天面临自己，却有异样的感觉呢？其实，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倒了下来……”《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第34页。
殷先生在生死关头，万分留恋人世间，但他并非是怕死，也不是舍不得这花花世界，而是觉得自己责任未竟，苦难中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迎来曙光，他这个抗争的战士不应该倒下。死神最终还是把这位热爱生命、生活与人生的思想家、民主自由的战士带走了，但其崇高的人生追求与道德人格则永恒地留存下来，启迪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找回社会使命感和道德良知的身份。第三，殷先生知行合一的精神。古之学人为学主要是“为己”，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道德品格，所以，学者的目的是达到知行合一，所学之内容与个人的人生践履要完全合一。但今之为学者则往往是“为人”，知识分子把学习当作谋生的手段，学问变成了科学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学习本身并不解决人生境界和道德修养问题。于是，今之知识分子知行脱节十分严重，有许多在专业领域有精湛渊博的知识者在道德上却十分堕落。殷海光先生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崇拜罗素、海耶克和波普尔，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但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却继承了传统精神。今人可指出殷先生学识上的诸多不足之处，但很难指陈殷先生有不真诚、虚伪、人品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殷先生毕生追求的真理亦就显现为他的具体人生之中。他在十分艰难的岁月里，一直保持了他对民主与自由理念的执著，由此而发显在对社会黑暗的抗争和对政治的批判上。在此，殷先生已把他的学问与做人以及人生践履完全融为一片，不分彼此。这也许就是殷先生之学与之行留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