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船山的“珍生”、“务义”就是其生死价值论。一方面，人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所以，应该也必须“珍生”：“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周易外传·系辞下传》。；“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周易外传·临》。可见，船山“珍生”的观念，完全是由其生死本体论出发的，因为人之生是天地之本体的精华凝聚而成，所以必须要“珍”。进一步推论，船山认为，人之珍生绝非堕入贪生畏死，亦非恣情纵欲，而在实现生死本体在人之身上表现出来的“义”，此为所谓：“死者天之事，生者人之事，人所必尽者，人而已矣。人尽而归之天，所以赞天而善其化也。”《四书训义·论语·泰伯》。“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尚书引义·大诰》。“赞天”者即是世间之人在存在的层面上与生死之本体相沟通，“载义”亦即生死之本体显现于人之生命的本质。所以，人们必须在人生过程中，以实践“义”的价值为最高，因为“义”之价值比“生”之价值更大。人之“生”因承载有“义”而可贵，亦因践“义”而能视死如归，这正是人的生命之为可“贵”的关键之处。船山先生还比较了二种人的生活。一种人沉迷在“求食、求匹偶、求安居”，“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俟解》。俯仰而不知者，是说这类人不能在生命存在的本真上与自然之本及生死之本相沟通，故而随波逐流，毫无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意识，整日柴米油盐、妻子儿女，如此之人生便是虽醒而如在梦中，眼虽明而无疑如盲人，四肢虽发达而心灵却被蒙蔽。另一类人船山先生称为“无恒之人”：“富而骄，贫而谄，旦而秦，暮而楚，缁衣而出，素衣而入，蝇飞蝶惊，如飘风之不终日，暴雨不终晨。”《俟解》。这是一种无人格之人生，只图富贵荣华，而无气节操守，无良心道德，无人生定则。这两类人皆没有很好地“贞生贞死”，没能从生死观上直溯本体而确立人生定则，所以泯灭了生之可贵在于“务义”。如此，其“生”也就不可贵，其死也必不可“荣”。船山云：“是故天地之以德生人物也，必使之有养以益生，必使之有性以纪类，养资形气，而运之者非形气；性资善而所成者丽于形气。”《周易外传》卷六。人与物皆天地好生之德的创造，当然应该要“益生”，要“养资形气”，注重日常的生活。但人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满足于此，应该进而使自我之人生体现“天德”——“为善”，亦即在日常生活中贯之以人伦道德。船山先生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只要是人之“生”而非兽之“生”，就必跃出个体生命的限囿，去认识、体悟宇宙之本体、生死之本质，再返归人间生活，由此获得“生”之幸福和“死”之安宁，使生活更有价值，生命更有意义，人生实现永恒。生死实践论：“历忧患而不穷，处死生而不乱”王船山不仅承易学、孔孟之道、张子之“绝学”，建构出生死本体论和生死价值论，从而大大推进并完善了儒家的生死哲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一生恰恰实践了这种生死哲学。儒学是一种实践性非常强的学说，强调“为己之学”，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其学即其为人，这种理念在王船山的一生中显现得尤为完整和鲜明。船山先生一生的忧患可谓多矣。其父王朝聘虽为一醇儒，满腹经纶，却一生七次参加乡试而不中。船山自幼聪慧异常，十四岁即考中秀才，后三次赴试皆不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船山与其兄介之同赴武昌应乡试，船山中式第五名《春秋》经魁，介之中式第四十名举人，似乎传统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由科考而入仕的坦途已在船山面前展开。谁知此时天下已大乱，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科举考试不仅推延，而且根本是不可能了。胡发贵先生写道：“船山本想一雪父亲之耻，一显家族的光荣，可叹世运不济，梦想化为泡影。
不难想象在此国破家恨的双重苦难下，船山的心情是多么悲愤。”《王船山与中国文化》，胡发贵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之后，王船山避之深山荒野，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几无正常的生活。船山先生一生所临生死之境亦多矣。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军胁迫船山佐助，船山刺面刺腕，并以毒草敷在伤口上，甘受生命危险而不从。顺治四年（1647），王船山与好友夏汝弼“为匪人所困，将毙沟渎”。后数年之间，船山之妻、二哥、父亲皆相继亡故。顺治五年，船山以一介书生，联络各方好友豪杰，发动了衡山起义，“垂死犹致声，心魂相合吻”。起义失败，船山亡命天涯。顺治六年（1649），去探母的船山再次遭劫，性命几不保。次年，时任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的船山上书“死诤”，受冤难伸，“愤激咯血”。顺治八年，船山带妻子侄儿“间道归楚”，途遇六十日淫雨，差一点就与妻子“同心双骨埋荒草，有约三春就夕晖”。清初，强制推行薙发令，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但船山自10岁束发，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了48年之久，一直没有剃发。《清史稿·王船山传》称其“完发以殁身”，这也相当于冒了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危险。粗略一算，船山一生历生死之境凡七次，生死之险贯之其整个后半生，这对一介书生而言，不仅是劳心苦志动筋骨的磨难，而更是九死一生之考验。问题在于，文弱书生王船山何以在忧患之中能“不穷”？在生死之迫下能“不乱”？应该说，正是他自己的生死哲学支撑着他渡过了人生的坎坷，泯灭了生命中的忧患，在死亡的狰狞面孔前心无所动、志无所移。1685年，船山先生曾大病一场，痊愈后写有《病起连雨》诗，云：“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故国”当指已灭亡之明王朝，但在船山先生心中，其余魂不绝，仍激励他在残灯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学术研究。他做的是一种绝笔的名山事业，他要通过学术文化的研究，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地传承下去。
一方面，国家虽可亡，而若文化传统未失，那么，其民族便能永存。在此情况下，一个文弱的书生只能以一支绝笔在残灯下研究学问，使民族精神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只要民族之魂不散，民族复兴就有希望。这是船山几十年深研学问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船山也希望能通过“立言”之路而达致生命的永恒，人生的不朽。这是船山作为个人的一种生命祈求，所以，他感叹道：“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之间，谁为授此者？”《噩梦·序》。其最担忧的不是个人之生死，而在其学其精神的传承。这种生死追求，内蕴的恰恰其是对生死本体的求索。中国古代的“儒者”，首先是文化的承继者与传播者，故而其一辈子要耗损大量的精力与时光研习传统文化，并进而开业授徒，以传之后世，船山先生不就是如此吗？一名真正的“儒者”不仅是学以传人的老师，更是一位成仁取义之“道德人”。其取之于天地之“道”而为己“德”，以仁义礼智信为人处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船山先生不也如此吗？所以，一名真正的儒者不仅要有文化的承当，不仅要有道德的承当，更要有天下国家与民族的担当。其“修身齐家”，正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关心民间疾苦，是儒者的本色；直言上谏，是儒者的本性。在民族国家的危难之际，真正的儒者必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慷慨赴难。船山先生的生死实践不正如此吗？他说：“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春秋左传博议》。这也正是贞生贞死之后才能获得的人生准则。当然，儒者本质上还是一介书生，几根傲骨怎能撑得起一个倾覆的王朝？由是，船山先生隐于田野山间，一心做藏之名山，以待来世的文化事业，希望从学术理论上为民族精神的承接与传授贡献一个儒者的全部精力、智慧，乃至生命。史载，从康熙三十年（1691年）起，船山先生便身衰体弱，常常气喘不止，昼夜不停。先生自知可能不久于人世，从容命人取来笔墨，撰下了自题墓碑：“有明遗臣行人王船山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刘越石即东晋的刘琨，他曾试图力挽东晋的危难时局而壮志未酬，船山先生以之自比，暗喻自己也为反清复明呕心沥血而未果；张横渠是北宋大思想家，为儒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之一，船山先生以其学为承续对象，并自谦未能将横渠之学发扬光大，实则他大大推进了张子之学。这一自撰墓碑铭文一方面显示出船山先生面对死亡的临近毫无恐惧与焦虑，惟一遗憾的是其志未成其学未竟。
另一方面，这几句话也的确高度概括了船山先生的一生，包括他的追求与企盼，他的生活与生命，以及他的生死哲学。次年的正月初二日午时，一代大儒船山先生溘然长逝，享年七十有四，葬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对王船山生死智慧之现代沉思综合上述所讨论的内容，可获得以下结论：1.在儒学发展史上，应该说，生死本体论在《易》中已开其源，而《易传》中提出的“原始反终”、“死而不亡”等观念则奠定了儒家生死本体论的基础。但由于孔孟不太谈此一问题，而是由对“命”的强调而让人专注于“生”的道德践履活动，故而战国之后，儒家生死本体论并未获得展开和大的突破。张载始发掘并大大推进了儒家生死本体之论，而王船山更视此为张子之“绝学”，并进行了很好地阐释和发展。尤其重要的是，船山先生指出了“贞生死”才能立“人道”，以及如何从贞生死来确立人生准则，这就把死亡观的建构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这是对儒家生死本体论的重大贡献，对现实中的人如何建构合理的生死观亦有极大的启迪。2.生死价值论实际上是确立人之生命的存在基础、生活所循的规范，以及人生发展的方向。王船山承先儒之说，从生死本体论出发，把儒家之人伦道德提升为生死的根本价值，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从不恐惧于死到勇于赴死，摆脱死亡对人生的束缚，获得生死之大自由。这与道家的“逍遥之游”不同，更与释家的“往生”论相异。也就是说，儒家及船山先生提倡的生死价值论不是从精神上齐同生死以获自由，也不是由进入不生不死之境来获得对生死的超然，而是行仁取义、实做其事，为“道”在人间的实现而可以终于劳苦，也可以弃生就死，并由此而获得对生死的超越和精神上的不朽，这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生死之最高价值所在。3.船山先生同人世间的其他逝者一样，必不可免地走了，但他却留下了皇皇八百万字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看，船山先生不仅建构了一个生死哲学的理论，而且以其一生实践了这种哲学，虽死犹荣，逝而不朽，其生命之流永远在人间澎湃。而这，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儒者们终生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