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恣意歪曲、篡改和伪造党的历史。他们不仅颠倒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是非，篡改史实，而且从根本上扰乱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以假乱真。我们必须以坚持实践标准，尊重历史，拨乱反正，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政治上、理论上划清是非界限。根据大家对党史教材及党史教学问题的讨论，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认真加以澄清。
一、颠倒敌我，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所谓“民主派”、“走资派”，为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
在叙述我们党的历史时，充分歌颂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充分肯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只有准确地阐明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业绩，才能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真实地而不是虚伪地肯定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巨大作用。林彪、“四人帮”以突出毛主席为幌子，千方百计地打击、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伪造的“党史”中，对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就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在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时，除写毛泽东同志这处，没有提及其他任何人的名字，在当时影响很大的由周恩来同志、蔡和森同志领导的旅欧支部，连一个字也没有。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建党所作的贡献被一笔勾销了。不仅否认陈独秀对创建党的历史事实，而且即使写了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也是竭尽诬蔑之能事。早在1969年夏天，“四人帮”张春桥就跟他们的党羽说“李大钊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从此以后，便一口咬定李大钊同志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来欢迎十月革命的”。“四人帮”及其余党之所以对李大钊同志倾泻那么多的诬陷之词，就是要从党史第一章打开缺口，由此及彼，打击一大片，把建党早期大批共产主义者全部都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除了攻击李大钊同志外，还多次窃窃私议，“不承认周总理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诋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伪“党史”在开头这一部分里，李大钊同志的形象被歪曲了，周恩来同志的英名不见了，其他如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邓中夏等著名烈士的名字也统统不提了。这样一来，一方面，架空了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人民的领袖，领袖是在党的集体之中，是在人民群众之中。抹掉老一辈革命家的卓越革命活动，就把毛泽东说成了独身奋战，独打天下。另一方面，把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一股脑儿打成执行“错误路线”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机会主义者，可以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我们必须戳穿林彪、“四人帮”的罪恶阴谋，拨乱反正，正确地处理好歌颂毛主席和肯定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系，按照历史事实，增写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要把他们的名字放到应有位置，而且要写他们的卓越活动和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抹杀党史的重要内容，用所谓“路线斗争史”代替党的全部历史
讲党史要讲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些是密切相连、缺一不可的。只有准确地阐述这些内容，才能完整地反映党的历史。林彪、“四人帮”用所谓“路线斗争史”来代替党的历史，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讲毛主席革命路线一、二、三、四点，从哪里来的则不讲；讲错误路线也是一、二、三、四，从哪里来的也不讲，说什么正确路线是天然正确，错误路线是天然错误。不仅如此，在他们的伪“党史”中，还打着“贯穿两条路线斗争”的幌子，大肆混淆路线斗争中存在着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打，硬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玩弄的这些阴谋手段，就是要把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一股脑儿打成执行“错误路线”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机会主义者。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伙同林彪大骂朱德同志和贺龙同志是什么“黑司令”、“老右”、“军阀”、“土匪”等，完全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
大家知道，两条路线斗争是要讲的，正确地研究党内路线斗争对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发生、发展是有好处的。但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讲。路线斗争是构成党史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能代替党的历史。因为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离开社会阶级斗争来讲路线斗争，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单讲路线斗争，不讲其他斗争，就会在整个党史中出现许多空白。某种思想倾向要发展成为路线斗争，这是要有一定条件的。错误思想发展成为路线斗争，要表现在纲领、政策、制度等方面，这才成为路线斗争。只讲党内的路线斗争，不讲阶级斗争、思想斗争，那就必然留下许多空白。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早已有之，到“二七”斗争（注：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罢工。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汉口、长辛店等地镇压罢工工人，造成流血惨案，罢工失败）失败后发展了，毛泽东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对抗，只半年时间，1926年底到1927年初，在这半年内，陈独秀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到右倾路线错误，对此也要作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如果说党史只是路线斗争史，那就只有1926年底到1927年初可讲，其他很长时间不就成了空白。林彪、“四人帮”把几十年的党史说成是与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作斗争的历史，而对党领导人民向三大敌人（注：指民主革命的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历史不清楚，所以出现有的青年学生找老师问我们有没有同蒋介石打过仗这样的问题，把旧中国的“四大家族”（注：是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即蒋介石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说成是蒋介石、宋江、孔老二和陈伯达。于是，我们讲党史，必须完整地讲述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在讲路线斗争时，又要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阶级斗争之中来讲。
三、捏造史实，颠倒黑白，竭力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为自己“登台”造舆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讲正确路线是这样，讲错误路线也是这样。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正确路线，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毛泽东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是在同三大敌人（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中，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日益丰富和完善起来，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林彪、“四人帮”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任意篡改、编造党的历史。他们为了达到诬陷、打击老一辈革命家之目的，耍尽了各种阴谋手段。一种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比如，在说“古田会议”时，抓住红四军暂时失去毛泽东领导这个引子，无限上纲，攻击朱德、陈毅同志是“一贯反对毛泽东”。一种是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比如，攻击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大军阀”，攻击贺龙同志是“大土匪”，攻击陈毅同志是“黑大炮”，攻击谭震林同志是“大叛徒”、“黑干将”，等等。同时，林彪、“四人帮”为了美化自己、抬高自己，也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历史，胡乱编造。如在某个展览中，把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伪造为林彪与毛泽东会师，把朱总司令挑米上山篡改为林彪背米上山。
“四人帮”步林彪后尘，利用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和霸占的舆论阵地；搬出“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个蓝图，把一顶顶桂冠往自己头上套，什么“正确路线代表”、“文艺革命旗手”、“马列主义理论家”，等等，把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吹嘘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斗争”。
我们讲党史，一定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尊重史实，从党史的本来面目出发。讲党史与讲哲学、政治经济学不同，有它的特点，就是要讲历史，历史科学就要讲时间、地点、条件，要讲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要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讲正确的，不要讲成百分之百正确，讲错误的，不要讲成生来就是错误的。要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当然，又不能是纯客观的，搞客观主义。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前提下，应该有取舍，既要科学性，又要革命性，使党史教学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四、阉割理论，篡改史实，毁坏“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我们讲党史，主要讲毛泽东，讲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讲他们是怎样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的历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句就是讲“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林彪、“四人帮”反对马列主义，说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太远了，过时了，现在主要讲毛泽东思想，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根据了。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又是怎样呢？他们搞的是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歪曲原意、胡乱引用那一套。摘抄毛主席的几条语录，不讲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讲针对什么问题而讲，只是抽象的几条语录，胡乱引用，造成打语录仗。他们这样搞，还不能反对，反对了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其实他们连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也没有。
我们讲党史，必须遵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重讲解毛泽东是怎样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的历史，着重讲明毛泽东是怎样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思想，从“五四”运动开始萌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形成基本思想，而完整的表述则是在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这就说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发展、丰富和完整起来的。我们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就要结合斗争实践来学。所以，我们在讲毛泽东著作时，要讲当时的历史条件，讲当时政治的、经济的状况，针对当时的实际状况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来讲明毛泽东是怎样指导中国革命一步步取得胜利的。这也告诉我们，讲著作，不能离开当时的革命实践，要紧扣党的历史来讲毛泽东著作，讲党史。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为讲解党史提供了思想战器。
（此文系1980年8月在浙江省大专院校政治理论教师暑假备课会上对党史教学讨论的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