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理学受到自身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获得了涅槃式的新发展，但孕育于理学的封建礼教却开始走向衰微，然而，由于封建礼教思想已经渗透于传统家庭教育中，所以，它又形成了束缚人们行为的家庭礼制。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发展的后期，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都显示了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在经济领域，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已经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思想领域，则出现了反思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潮。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是这股文化思潮中的代表人物。
李贽，可以说是明代思想界的“异端”，他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他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他认为，是非应随时代变迁发展而改变，不应以孔子的话作为永久不变的定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其中黄宗羲有力抨击君主专制，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一家之法”的限制君权的主张。顾炎武则倡导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的国计民生，反对空谈性命之学。王夫之更强调世界的物质性，批判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几位思想家的主张与程朱理学专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礼教有很大不同，它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激发了先秦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儒学摆脱了“理学”的禁锢，可以说，它们动摇了封建礼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是，封建礼教并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生活。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同时，他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试图挽救日渐消亡的理学，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他很重视“礼”，而且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首先，他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要求大家“克己求仁”。其次，他用“礼”来“辟异端”，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总之，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既用于维护家国的安定统一，也被用来当做镇压农民革命的依据。曾国藩坚持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也限制了自身变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八股取士的考试方法，要想有所作为，人们必须读程朱理学注解下的“四书”、“五经”，所以，这些读书人的思想仍然被禁锢着。
在对待女性的教育以及地位方面，明清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改观。“三纲五常”、班昭《女诫》中的“三从四德”等仍然是主流观念，而且，明代的时候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这种思想使许多女子不能读书识字，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也无缘去改变自己的思想与命运。
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还流行着一些“家训”、“乡约”，这使得家庭教育受到了礼教的约束，可以说，相对于宋代时统治阶级用礼教控制人们，明清时期，礼教在家庭中的影响更明显。
总而言之，儒家的礼的思想，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学到的更多的是它的表面的制度化的东西，礼的真正内涵并没有被人们所领悟。也正因此，“礼”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内部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冲击，并在近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攻击目标。
延伸阅读
班昭和《女诫》
班昭（约49—约120），字惠班，又名姬，东汉扶风安陵人。班昭身世显赫，父亲班彪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和儒学大师；大哥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二哥班超投笔从戎后，两次出使西域。在父兄的影响和鼓励下，班昭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长大后成为班氏家族中博学多才的才女。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她所写的《女诫》一书。
《女诫》共七篇，本是用于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写成后却被人们争相传抄，不久便风行全国各地。在“卑弱”篇中，班昭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应该恪尽本份。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敬谨服侍。在“敬慎”篇中，主张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在“妇行”篇中，规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