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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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招贴即扯”》

1933年8月23日,鲁迅在《“论语一年”》中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老实说罢,他(按:指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其实质,不过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早在1932年,周作人等提倡明朝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标榜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文章,林语堂在上海立即响应,出版了《人间世》、《论语》等杂志以宣扬所谓“性灵”。正如鲁迅后来所说:“袁中郎……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林语堂等以袁中郎为广告,鲁迅坚决撕下这广告,他借用“招贴即扯”这个成语,表示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本篇起得突兀:“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实则为下文作了伏线。其中“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林语堂怕骂倒袁中郎,因为自己将他肩出来作为“性灵”的招牌。鲁迅指出:“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分清了漫骂和实事求是评论的界线,这就不使论敌引为口实,据以诬告,取得了自己立论的主动权。于是进入了正题。鲁迅在这里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比喻,讽刺了林语堂之流肩出袁中郎来作为招牌,一面将他画成“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的死敌”,一面却责怪看客不该议论他们将袁中郎“撕破了衣裳”,“画歪了脸孔”。他们把看客的议论“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于是就“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其实袁中郎是被他们“画歪”的,他们用“画歪”了的袁中郎为自己做广告。

鲁迅认为评论历史人物,“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论,这就是说,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鲁迅正是这样来评价袁中郎的,他指出了袁中郎的“更重要的一方面”的史实:明万历三十七年时,袁中郎主持陕西乡试,在试卷命题中,有“过劣巢由”(过失比巢父、许由还要大)之语。监考的人问:这是什么意思?袁中郎回答说:现在连南方一带大贤大材也不见出来,将使世道无所依赖,所以要发此感慨。鲁迅认为:由此可见,中郎“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这就回了袁中郎的本来面目。

有了充分的论据,结论就十分有力。“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这里,前半句是指林语堂之辈唯恐他们的“中郎爷”被骂倒,但其实是不会骂倒的;后半句讽刺林语堂之流将袁中郎画歪。因为读者之所议论的是画歪的袁中郎。林语堂之辈自己将袁中郎画歪,却翻过脸来反唇相讥不许别人议论被他们画歪的袁中郎。鲁迅认为,林语堂之辈正是袁中郎的蛀虫,因此,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恢复袁中郎的本来面目,也就使袁中郎“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题为“招贴即扯”,就是不许将袁中郎做广告。

本篇揭露林语堂等以袁中郎为广告,张起“性灵”的旗帜,在国统区麻痹人们的斗志。然而他们以攻为守,却反而诬告别人要骂倒袁中郎,因此,鲁迅首先就缴了他们的械,指出:“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接着,鲁迅就指出了袁中郎的实际来,证明他恰恰是被画歪了,证明了实际存在的袁中郎并非整天飘飘然的陶醉于“性灵”,因而不可能被骂倒的。倒是画歪者的人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