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唐朝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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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逐鹿:唐朝开国的历史博弈(3)

唐高祖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贞观之治的取得不应该忽视李渊的重要作用。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

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又分四司作为办事机关。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察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现在的“邻里”一词便与此有关。

唐朝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满十六岁男子)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六十岁以上)、笃疾、废疾的人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至五顷。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作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即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

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就是地方向国家推荐、“进贡”人才。

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举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

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有的白了头发还在考。到了宋朝,特设了“恩科”,专门录取一些这种矢志不渝的老考生。

唐朝和宋朝不一样,唐朝科举录取后不立即“释褐”(即脱掉百姓的粗布衣服换丝质官服做官任职),所以,有“白衣卿士”之说,即前途无量的刚中举的读书人。

在隋朝末年,隋炀帝随意破坏法制,致使用法混乱。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和刘邦一样,和百姓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称帝建立唐朝之后又废除了隋炀帝徒有虚名的《大业律》,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开始时制定的是《五十三条新格》(格是皇帝诏书敕令的筛选汇编,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后来则是在《五十三条新格》的基础上制定的较完备的《武德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唐高宗时制定)修订所依赖的基础。

府兵制,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

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

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败仗经常出现。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在唐朝,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基本定型,后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学习中国文化主要是学习唐朝的文化,包括学校的教育内容。

在唐朝,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是相州邺(今河北临漳西)人,在李渊做隋朝地方太守时便和李渊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在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因为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他退位让给了李世民。但李世民也赞同傅奕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的观点,虽没有灭佛,但毕竟没有迷信佛教。《西游记》中说唐太宗李世民极其重视佛教不太准确,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唐高祖的文化贡献还有下诏编撰《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书,引用的古籍共有1431种,所引的古籍保存至今的不足十分之一。所以,等于为现在的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古籍。

还有修史方面,在李渊时已经下诏开始,为后来的史书修成创造了条件,也打下了基础。

总之,唐高祖李渊的工作是全方位的,严格来说,是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唐太宗是完成了贞观之治。这正如统一全国的战争是李渊全面统领部署的,但真正统一则是到唐太宗的时候才最终实现。

政坛赌局里的赢家与附手

历史的公正与否是无法改变的,但有一点不会错:劳苦功高却须格外谨慎,不恃功骄,不贪权贵,不积私怨。一颗平常的心,可保一生平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赢家策略里的进退攻守

李渊于公元617年五月斩王威、高君雅,誓师起兵。不要说他想不到,恐怕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李世民也不会想到:隋朝失掉的这头鹿竟然如此容易得到。

起事之初,他卑词厚礼与突厥和亲,表面上的意思是要借兵买马——此时他确实马匹严重缺乏,深层含义却是怕突厥在他后面抄袭他的老窝,许诺给突厥始毕可汗的是他最喜爱的子女玉帛,始毕可汗对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自然乐得笑纳。

李渊巩固了后方,便留下最小的儿子李元吉任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然后率精锐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向附近郡县发布告,说明自己不是要造反夺权,而是要到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代王杨侑却不领情,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驻守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骁果(隋炀帝后期招募的禁卫军之一)数万驻扎河东,以逸待劳,扼守险要,准备迎击李渊。

李渊率军一路攻城略地,连战皆捷,到了距霍邑五十多里的贾胡堡,却发现寸步难行,此时又下起雨,形势对李渊极为不利。

两军相持近两月,宋老生、屈突通只是坚壁不战,扼守险要,要等李渊军粮耗尽,不得已退兵时乘胜追击,倒是很高明的军事策略。

其时雨已停,李渊急于速战,李世民便用一个简单的辱骂法激怒宋老生出城迎战。世子李建成正面作战,李世民却绕到宋老生后面出击,宋老生全军溃散,自己也被唐将刘弘基斩首,唐军顺利攻克霍邑,而仅在五十里外,与宋老生成掎角之势的屈突通却坐视不救,只是守着坚固的城池自保。此时沿途有许多小股义军投入李渊麾下,“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李渊的唐军不断扩大,到了长安城下时,已有二十多万的兵马。

公元617年11月,李渊率军攻克长安,并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这种官样文章人人皆知,李渊自己称帝只是时间问题了。李渊自己下诏,进封自己为唐王,官职是“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公、大丞相”,前面三项还沿用北魏以来的官名,总之是一切权力归自己。

攻占隋朝首都长安,和一般的攻城略地绝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时距李渊起兵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夺取政权的神速令人瞠目,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捉住了隋朝失掉的鹿,下一步就是要杀掉那些虎视眈眈、觊觎这头鹿的抢夺者。

公元618年3月,坐困江都城只管淫乐等死的隋炀帝,被他平日宠爱的大臣宇文化及和侍卫首领司马德戡所杀,大隋的命运就此终结。

开创大隋王朝的隋文帝杨坚不仅不是秦始皇那样残暴不仁的人,相反还是一个爱民敬业的好皇帝,他一手终结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延续三百多年的南北大分裂局面,重新使华夏一统,历史功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亲手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也都很完善,一直到李世民做皇帝后,还是基本沿用隋朝的各项制度,只是在小的地方作些修订。所以隋朝本应是和唐宋明清一样的长命王朝,可惜却因一个荒淫无道的儿子。如同李渊有李世民一样,但炀帝杨广不仅是天才,还邪恶绝顶,历史上坏的皇帝很多,明朝皇帝十有八九都是混蛋恶棍,只是缺乏才能,所以大明朝能苟延残喘了二百七十七年,杨广太有才能,所以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仅为自己掘好了墓,连带强大的大隋王朝也成了他的殉葬品,这倒似乎能从中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皇上是天才未必是福,好的如太宗李世民,则国家兴旺发达;坏的如隋炀帝,国家就会快速灭亡,真应了那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论是“勃兴”还是“忽亡”,确实只有天才皇帝们才能办到,那些平庸帝王们只有愧叹“不逮远甚”了。

炀帝一死,李渊知道称帝时机已到,便自立为帝,名义上当然是他扶植的隋恭帝禅位让贤给他。李渊称帝后,建国号为唐,年号为武德,大唐王朝就此开创。

其时宇文化及拥有炀帝在江都留下的全部军事力量,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可惜士心不附,上下离散,实力便大打折扣,宇文化及不甘心如炀帝一样坐困江都,更重要的是将士们都是北方人,思乡情重。宇文化及便悉众返回,准备攻打东都洛阳,却被蓄势以待的李密一举击溃。

随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王世充和李密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激烈决战,一直占据上风的李密却遭致惨败,手下将领也分别投向李渊和王世充两面。这位夺标头号种子选手却率先出局。

李密自以为自己一方长期围困东都洛阳,吸引了隋朝的绝大多数兵力,又断绝了隋军向首都长安的退路,才使得李渊父子乘虚而入,顺利占据长安,缔造帝业,自己也算得上李唐王朝的功臣了,所以决定向李渊投降,并附带所属山东一百多座城池。

李密的投诚令李渊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光禄卿、上柱国、邢国公,并经常称他为弟弟。李密却以为自己功劳当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窦融,即便不封异姓王,也应当位在功臣之首,做个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或者宰相。大失所望之下,便又和部将王伯当叛逃出去,联络旧部,准备东山再起,被唐将盛尽师击败后斩首。

李密军事集团被消灭后,李唐王朝直接面对的便是一直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了。

王世充一战击溃李密后,也兼并了不少李密的人马和土地,力量陡然间膨胀起来。他先是奉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此时便一脚把皇泰主踢开,和李渊一样在洛阳上演了一幕禅位让贤的闹剧,国号为郑。

占据河北的窦建德见群雄纷纷称帝,也不甘寂寞,不过他倒是很谦虚,只是自立为长乐王,建国号为夏,但出入却“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便有些不伦不类了。

其时割据一方,建号称帝的人很多,如萧诜、刘武周、梁师都、薛举、李轨等,但都不具备逐鹿天下的实力。不过是趁世事混乱,割据一方,称帝自娱耳。真正有实力和李唐争夺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了。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率主力进攻王世充军事集团,王世充收缩兵力,死守洛阳四城。李世民率兵昼夜急攻,半个多月也未能攻克,唐军损失惨重。李世民的部将劝他放弃攻城,李渊听说后也下诏令李世民班师回长安,李世民却认为大敌当前,困难虽多,也不是不可战胜,而攻克洛阳,消灭王世充是件一劳永逸的事,便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坚定了军心,并改强攻为长期围困,要困死王世充。

王世充虽然守住洛阳,粮食储备并不多,将士居民人数又多,不久便粮食耗尽,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屡次出战又遭败绩,陷入战既不得,守亦难久的绝境,无奈之下只得向宿敌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仁慈爱士,宽厚待民,极得臣民爱戴。他素来鄙视贪婪、奸诈且又残暴不仁的王世充。不过他也认识到:群雄虽多,有实力的只有长安李渊、洛阳王世充和自己三人而已,恰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力量的平衡便会被打破,况且李世民吞并了王世充的郑国后,实力会大增,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吞并自己了。

他虽然没受过正统教育,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懂的,不管这“唇”和“齿”是朋友还是宿敌,总归是相互依存的,便率领自己的全部精锐部队赶来救王世充。

窦建德倾力来援,令唐军上下大感惊恐,王世充所率领的都是长江、淮河间的精锐战士,实力并不弱,只是缺粮,又处于不利的境地,才处处受限,窦建德所率的更是河北百战之兵,又刚刚大破孟海公,士气高昂,更是不容小觑。两股劲敌合兵一处,唐军便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所以有不少部将建议向后退军,放弃洛阳,静观其变。李世民却认为王世充受困日久,屡遭败绩,已无能为力,洛阳城指日可下,窦建德的夏军将骄卒惰,不难击破。便中分麾下之军,令名将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锐三千五百人抢先占据虎牢关,扼住夏军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