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唐朝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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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唐诗里的唐朝(1)

小小的故事,可以蕴涵深刻的道理;寥寥数语的唐诗,可以藏隐一个王朝的雄浑与神秘。诗与时代相融,博大、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已经让人分不清是唐中诗还是诗中唐。

唐诗与时政

诗在关注人的自然本质时,关怀的是自然的人,是人的生命个体存在,此时,诗与时政无关,抒写的是生命体验;诗在关注人的社会本质时,关怀的是社会的人,是人的群体存在即社会存在,此时,诗的意义在于兴观群怨,在于发挥“美刺”功能。

君臣之间的诗来诗往

大政治家多是大文豪,唐诗为什么那么引人注目?因为唐太宗的诗不是很差,有他的提倡。明代的对联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因为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没有读过书,却喜欢作对联。唐太宗诗好,他的臣子也多是大文学家,如魏徵等的诗就很好。那又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政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其文名也被他的政业盖过了。在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也多是大文学家。我们祖上的那位老粗皇帝汉高祖,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换做是别人还未必可以作成这个样子,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大政治家一定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淳厚,才能轻松愉快地为政。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事实上的奠基者,武功文治为中国帝王中第一人。史载唐太宗“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由于他的喜好与提倡,始开一代尊崇诗歌的风气,其功不可没。他的臣子魏徵是青史流芳的诤臣,太宗从谏如流,这是历史上君臣际遇的极致,流传下来许多佳话。然而,这二人还有一段诗缘,极能表现出这对君臣的凛然正气和优秀品质。

一天,太宗设宴群臣,兴起时提议,各赋一诗咏一事。太宗先赋《尚书》:“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预,商辛亦荒湎。恣请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有积善。”以夏康、商纣王荒淫亡国的史事来警醒自己,彰显了一代圣君的明智。其主旨也意在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居安思危,修德黜恶的警劝相通。随即魏徵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咏汉高祖刘邦虽经长期征战在马上打下天下,但终靠得是制定礼仪制度,才获得了皇帝的尊严,而更重要的是汉朝的统治据此才得以巩固。诗旨仍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劝君向善的诤臣本色。唐太宗听罢为此感叹说:“魏徵未尝不用礼来约束我啊!”

这对君臣的这两首诗虽为宴饮之作,但意关宏旨,内容雅正,以他们的至高地位,无疑对当时的诗风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两首诗艺术上无甚突出特色,有特色的是贤君和直臣的气度胸襟!

唐诗里不仅有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诗交诗谊,还有以诗讽谏的佳例。在诗的委婉与涵义中表现君臣之间的进退攻守。

《庚溪诗话》中有个薛令之,为东宫(太子宫)侍读,没有其他的吏职,俸禄不高,便题诗于墙壁:“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无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后来被玄宗见到,索性拿笔续之“啄木觜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桑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见到因惧而谢病归乡,从此不再复用。

薛令之,长溪(今福建霞浦)人,中宗神龙二年 (706年)进士,官左补阙兼东宫侍读。因为阶低俸薄,久不升迁,遂题壁以自悼。名为自悼,实为自嘲,出语诙谐,如同“打油”诗,倒也形象生动。试想盘中仅有几根苜蓿菜,饭匙自难将它勺起来;羹稀,插入筷子,自然有“宽绰”之感。唐玄宗是不满下属这样的牢骚,有趣的是他未当面斥责(即常说的龙颜大怒),而是再题诗于壁予以讥讽。君以诗斥臣,称得上是文雅别致,非文网宽松、政治清明的盛唐莫能有。当然,唐玄宗续诗口气也是颇为严厉的,斥薛令之不安于贫困如长嘴啄木鸟,不修其德如短羽之凤凰,暗讽他另择去处。“嘴长毛短”今仍为关中一带俗语,喻人好吃懒做、道德不修。可知在唐时长安已流行这样的话语了。

科举与诗赋

以诗称著的唐代,进士科最受士人青睐,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之说。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奭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

至隋朝开始,中国的官吏在选择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形式——科举。它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选出了如此长的政事当中的层层官员,管理着偌大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一个官吏的网络体系。

在唐代,因其国力的强盛,各个方面都显示出高度发达的状态,包括科举在内。科举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在唐代人的心目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刘宾客嘉话录》中就有一则记录充分显示出这种重要地位之所在。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苗给事的儿子苗瓒要去赶考,而偏偏这时苗给事因为中风卧病在床。等到考试临近,他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重了。儿子苗瓒看到这种情况,便问父亲是否去参加考试。苗给事这时虽不能说话,却还能写字,当即写出两个字:‘入!入!’其子苗瓒看到之后,便不顾病情危急的父亲,匆忙赶考去了。”

科举,其实就是设科取士的意思。即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的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设置一定数量的科目,使地主阶级文人根据各个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志趣,分别选择一项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它最大的优点是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它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有知识才能的人,无论你出生如何,年龄如何,只要你能通过考试,就能够升入官吏网中,迈进豪门。这是科举相当开放性的一面。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士族垄断政治、为庶族打开仕进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

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或许应该这样说,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纵观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就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历史上人们也多认为唐代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也有人认为从省题诗来看,对唐时期促退的作用,认为省题诗中像唐代天宝年间的《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很是少见,清人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引《丹阳集》云:“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就连白居易中第的省题诗也被人评作“像老妪能解的平民诗人底手笔。”

科举,对于诗人来说,其实是一堵墙:墙内、高官厚禄,墙外、穷困潦倒;墙内、是政治;墙外、是文化。内外之间反差之大,使多数的读书人两边都有瓜葛,两边都有期待。但后来又两边都不着实,两边都通难落地。

难以想像,一个读书人只要一通过科举,通过那堵墙,就可以为朝廷出谋划策,整顿钱粮,管理赋税。朝廷与诗人,政治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同的吧!爱幻想的诗人们,思绪翩翩,天南地北,文笔一动,思绪泉涌。可真的处理起时务来,却未必能够胜任。

所以,这时的文人们从文化本位上说,失落了文化良知,因为他们只是把文化当成一种通过科举进而做官的工具,这并不是文化本身的目的所在。而从政治台阶上看,又缺乏政治品格。以至于在政治、科举、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怪异的关系:不娴熟政治,是因为文化;不能保全文化,是为了政治。是官吏呢?是文人呢?似乎就无法定义,不着边际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真正的本质是从一大群的文人中选出几个作为官员,是一种文官选拔的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以诗赋文章作为试题,也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才能,而是测试一般的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史而在于政治史。

李白曾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借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意欲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

此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然而,李白最终却只是以诗人的身份称雄于文坛,至始至终没能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彪炳史册。这与作为政治中心的科举,不能说没有关系。科举的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文人心态,成就了诗人李白的辉煌,却把政治的李白轻轻的搁浅在宦海岸边。

边塞诗里的王朝

别林斯基说:“艺术性在于,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而诞生的边塞诗,寥寥几笔,却如曲曲动人心弦的乐章,咏唱着一个个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