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魅力既然是如此的巨大，那么，它本来面目就是如此的吗？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但大多数的人未必又知道这中间是经历了哪些我们所不知道的过程。我们可能也通过了《茶缘》之类的作品了解了一些，但仍不够全面。在这浩浩的茶文化发展进化的长河中，关于茶的饮用方法一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变化。亦是饮茶方法发展的四个阶段。
煎饮法
当我们的祖先还处在原始部落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常常食不果腹。当他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的时候，采食茶叶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祛热解渴，而且能兴奋精神、能医治多种疾病时，茶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茶是药。当时茶叶产量少，也常作为祭祀用品。
羹饮法
从先秦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象郭璞在《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味的作料，煮做粥状。至唐代，还多用这种饮用方法。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在唐代接受饮茶的习惯，故他们至今仍习惯于在茶汁中加其他食。
研碎冲饮法
此法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山现了，唐代开始流行，盛于宋。
三国时代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迹，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滗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饼，饮时再捣末、冲沸水，这同今天饮砖茶的方法是一样的，应该说是冲饮法的“祖宗”。但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葱、姜、桔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过渡的痕迹。唐代中叶以前，陆羽已明确反对在茶中加其他香料，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说明当时的饮茶方法也正处在改革之中。纯用茶叶冲泡，被唐人称为“清茗”。饮过清茗，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能获得极大的享受。宋人以饮冲泡（淹茶）的清茗为主，羹饮法除边远地之外，已很少见到。
泡饮法
饮茶的第四个阶段，可叫做全叶冲泡法。此法始于唐代，盛行于明清以来。唐代发明蒸青制茶法，专采春天的嫩芽，经过蒸焙之后，制成散茶，饮用时用全叶冲泡。这是茶在饮用上的又一进步。散茶品质极仕，饮之宜人，引起饮者的极大兴趣。为了辨别茶质的优劣，当时已形成了审评茶叶色香味的一整套方法。在宋代，研碎冲饮法和全叶冲泡法并存。到了明代，散茶制造渐成主流。在产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饮用方法基本上也以全叶冲泡为主，这同今天改茶方法很接近了。
目前开始的速溶茶、茶饮料等饮用方式也许正是新兴茶饮法的开端。
综观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
煎茶道
煎茶法究竟是始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在唐以前是有饮茶的记载，但未提及方式。确切的文字记载始于陆羽的《茶经》。茶经是我国也是历史上第一本茶叶专著，这一点已不需要多说细论，浪费笔墨了。《茶经》初稿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又经修订，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稿。《茶经》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后，裴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庭筠撰《采茶录》，皎然、卢仝作茶歌，椎波助澜，使中同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择器、水品、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择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炭挝、火笑、镘、交床、爽纸囊、碾拂末、罗、台、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笑、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水品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张又新于公元825九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伯刍评判天下之水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刚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川之。”温庭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沂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渭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元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能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聊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清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祥，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斐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对煎茶遭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砂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五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二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澜”，“若援垒跻岩，引垣入洞”，则饮苯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条幅之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花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楔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习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道观僧寮、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条幅。
（四）修道
《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险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日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茶经》“四之2S”，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的《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钸有“坎上哭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复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
《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诗僧皎然，与陆羽结成忘年交。皎然精于茶道，作茶诗二十多首。其《饮茶歌诮崔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首标“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玉川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钱起《与赵菖茶宴》诗写主客相对饮茶，言忘而道存，洗尽尘心，远胜炼丹服药。
裴汶《茶述》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茶，性清味淡，涤烦致和，和而不同，品格独高：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一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日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