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凯蒂：
在我们隐居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页应该是关于政治的，不过我个人对这个话题并不那么感兴趣，所以通常不说也罢。但今天这封信就用来和你谈谈政治吧。
毋庸置疑，关于这个话题要说的实在太多了，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在眼下这个艰难的时期，要说它是最受欢迎的话题也不为过。然而，若为此进行没完没了的争吵却是十分愚蠢的。
他们可以沉思、大笑、咒骂、嘟囔，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全当他们自作自受，只要别吵架就好，因为那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从外面进来的人常常会带来大量小道消息，但目前来说，至少我们的收音机没有骗过我们。亨克、库菲尔斯、梅爱朴、爱丽和克莱勒都曾经激烈地发表过他们对政治的见解，只是亨克讲得最少而已。
在“密室”里，我们对政治的感受一直是一样的。关于反攻、空袭、演说等问题，大家进行过无数次争执，其中人们听到的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如果他们现在才开始反攻，那还得持续多久啊？”又或是“真精彩，一流的，棒极了！”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有那些满怀激情地发表自己观点的现实主义者们。就像对别的事情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有时，某人得罪了他的太太，只因他发表了对英国不恰当的看法，有时，某位绅士攻击他的太太，因为她对他热爱的国家用了调侃和贬损的语气。他们似乎从来不会疲倦，而且我还发现争论的效果非常惊人，就像拿根针刺了某人一下，然后再得意地等着看他怎么跳起来。我就是这样做的：只要一提起政治，哪怕只有一个问题、一句话、一个词，他们马上就沸腾起来了！
好像德军的新闻公报和英国的广播电台还不够似的，现在又增加了“空袭特报”。总而言之，实在太精彩了。但另一方面又令人大失所望。英军正忙着空中作战，就和德军忙着说谎一样有热情。所以现在几乎一天都开着广播，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是十一点都还有人在听。
这显然说明大人们有无限的耐心，但同时也说明他们大脑的接受能力异常低下，尽管也有例外。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但每天收听两条新闻还不够吗？但这些老人家们，唉，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管是劳动台，还是“奥兰制”电台，是弗兰克·菲利浦斯还是威廉米纳女皇，他们全都要听，而且一如既往得专心。只要不是吃饭或睡觉，他们就一定会出现在收音机旁谈论吃饭、睡觉和政治。
噢！多么烦人啊，要想不让自己变成一个呆滞的老人还真不容易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政治对父母们的伤害更大的了！
但我要说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外--我们崇拜的温斯顿o丘吉尔的演讲简直太完美了。星期日晚上九点。茶泡好了，上面盖着暖罩，客人依次入坐。杜塞尔挨在收音机的左边，凡·达恩先生坐在正前方，彼得在他旁边，妈妈挨着凡·达恩夫妇坐在后面，皮姆坐在桌子旁，旁边是玛格特和我。男士们吸着香烟。彼得紧张地听着，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衣。凡·达恩太太因为经过的飞机而紧张得颤抖，它们只管愉快地飞向埃森才不管什么演讲呢。爸爸喝着茶。玛格特和我紧挨在一起，熟睡的木西愉快地霸占了我们两个人的膝盖。玛格特在头发上夹着发卷，而我穿着又小又窄又短的睡衣。现在这一切是那么亲密、舒适、安详。但我却恐惧地等待着一贯的结果。他们总是等不到演说结束，就会跺起脚来，激动地开始讨论。他们就是这样，直到好好的讨论变成激烈的争论。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