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曼·马利克告诉我们, 袭击我的男人是一名叫阿陶拉·汗的塔利班, 他曾在2009 年军方的军事行动中被捕, 三个月后被释放。据媒体报道, 阿陶拉拥有杰哈兹布大学物理学学位。马利克说,狙杀我的计划是在阿富汗被策划出来的。他说他悬赏100 万元给任何能带来阿陶拉头颅的人, 并承诺一定会找到他。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被逮捕———无论是杀了贝·布托的人,暗中密谋以飞机失事的手段杀死齐亚·哈克将军的人, 或是杀死我们第一届总理利亚格特·阿里·汗的人, 他们都还逍遥法外。
在我的枪击事件发生后, 只有两个人被逮捕———我们贫穷可亲的司机乌斯曼大哥与学校的会计, 后者也不过就是接了个乌斯曼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会计几天后就被释放了, 但乌斯曼仍在军方的监控之下, 军方说他们需要他来指认脸孔。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他们逮捕了乌斯曼大哥而不是阿陶拉?
11 月10 日, 枪击案件发生后一个月零一天, 联合国宣布将每年7 月12 日定为“马拉拉日”。我没有特别留意这则消息, 因为我正在为第二天要进行的面部神经修复手术进行准备。医生已通过电子脉冲进行测试, 发现神经没有反应。因此, 他们判断神经已被截断,必须尽快动手术, 以免我的脸部瘫痪。院方照常向记者们汇报了目前的情况, 但并没有公开手术的事情。他们不希望引起公众的注意。
手术定在11 月11 日, 为我动手术的, 是外科医生理查德·厄文。他向我解释, 这根神经能控制我半边的脸部, 包括让我的左眼开合、移动我的鼻子、拉高我的左眉, 以及让我微笑。修复这条神经的手术非常精细, 需要八个半小时。首先, 外科医生帮我清理了耳道中的疤痕组织及骨骼碎片, 随即发现我左耳的鼓膜有损伤。接下来, 他沿着从颞骨开始进入头骨的面部神经, 一直检查到它的终端, 一路上帮我清出更多的骨骼碎片。这段时间内, 就是这些碎片限制了我下颚的运动。他发现, 这条大约2 厘米长的神经, 在即将从头骨绕出去的地方消失了。因此, 他将正常情况下应该从耳后绕道的路径改道至耳前, 借此来补足那段缺失的神经。
手术很成功。但足足三个月之后, 我的左脸才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知觉。每天, 我都要面对小镜子做一些脸部运动。厄文医生告诉我, 六个月之后神经才会正常运作, 但我永远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可是, 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很快又能微笑眨眼了。随着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 父母在我脸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表情。虽然这张脸是我的, 但其实对它能够恢复正常功能感到最开心的, 是我的父母。事后, 厄文医生说, 这是他20 年来动过的所有面部神经手术里, 复原结果最成功的, 约有86%的功能都恢复了。
另一个最令人高兴的消息是, 我的头痛终于消失了, 而我也再一次开始读书。我从《绿野仙踪》开始读起, 这是戈登·布朗送给我的那叠书里的一本。我喜欢阅读多萝西助人的章节。虽然她一心想回家, 但还是会停下脚步, 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例如胆小的狮子和生锈的铁人, 伸出援手。她必须跨越很多障碍, 才能继续前进。
我认为, 如果你想要达成一个目标, 沿途一定会遭遇很多困难, 而你必须勇往直前。阅读这本书让我觉得很兴奋, 所以我很快就看完了, 然后与父亲分享。父亲听得很开心。因为他觉得, 如果我能够记下内容, 并重复讲述书中的细节段落, 那表示我的记忆力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知道父母很担心我的记忆力, 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不记得任何与枪击有关的事情, 同时也一直忘记朋友们的姓名。而这些名字并不难记。有一天, 父亲要求说: “马拉拉, 你可以唱首普什图的拓帕给我们听吗?” 我唱了首我们都喜欢的诗句:
当你将蛇的尾巴视为你旅行的起点时,
你的终点就会是蛇头口中的毒液之洋。
对我们来说, 这诗词所指的正是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他们原想利用武装分子, 而现在却陷于他们自找的一团混乱之中。接着我说: “其实我想改写一首拓帕。”
父亲满脸好奇。拓帕是流传于普什图民间的数百年的集体智慧结晶, 一般人不会去修改它们的内容。“哪一首?” 他问我。
“这首。” 我说。
如果男人们打不赢这场仗, 喔, 我的祖国啊,
就让女人出征, 为你们赢得荣耀吧。
我想把它改成:
无论男人能否打赢这场仗, 喔, 我的祖国啊,
女人来了, 女人将为你们赢得荣耀。
他哈哈大笑, 并将这个故事讲给每一个人听, 就像他以前常做的那样。
我遵从物理治疗师的指导, 在健身房里卖命地训练, 以恢复我手脚的功能, 也因而获得了奖励: 12 月6 日, 我第一次离开医院去旅行。我告诉伊玛我喜欢大自然, 因此她安排了两名员工, 带我和母亲去伯明翰植物园郊游, 那里距离医院不远。他们没有让父亲同行, 因为他们认为他经常在媒体面前曝光, 很容易被认出来。即便如此, 我仍然非常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回归外面的世界, 可以亲眼欣赏伯明翰和英国的景致。
他们要我坐在轿车的后排中央, 不要靠窗, 这个要求有点恼人,因为我好想亲眼看看这个崭新国度的一切。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的头部, 免得我在车辆颠簸时, 伤及自己的脑袋。当我进入植物园, 看见满园绿意盎然的植物与树木时, 我深深地思念起了家乡。
我不停地说“我们河谷里也有这个品种” 以及“我们也有这种”。我为河谷里美丽的植物们感到非常自豪。看见其他在植物园里的访客, 感觉有点怪, 对他们来说, 这不过是一次日常的出游;而对我来说, 感觉自己就像多萝西, 来到了旅程的终点。母亲很高兴, 她打电话告诉父亲: “长久以来第一次, 我感到很开心。” 那天天气寒冷, 所以我们走进了一家咖啡店, 点了美味的茶水及糕点,我们的饮料叫作什么“鲜奶油茶”。
两天之后, 我见到了第一个家人之外的访客———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院方并不希望他来, 他们知道这样的会面正是媒体疯狂追逐的, 但对我父亲而言, 他实在很难拒绝这个要求。扎尔达里先生表示, 政府不只会帮我支付全部医疗费用(到我出院为止总数约为20 万英镑), 还帮我的父母在伯明翰的市中心租下了一间公寓, 这样他们就可以搬离学校宿舍。那次见面的时间是12 月8日, 星期六, 而整件事情听起来就像是会出现在007 电影里的剧情一样。
一大早, 医院外就聚集了很多新闻记者,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总统会被带到医院来探望我。事实相反, 我裹着一件带帽的紫色御寒大衣, 走了员工专用的出入口, 一路坐车到医院的办公室。我们的车直直穿越满是记者和摄影师的人群, 有些人甚至还爬在树上, 他们压根没有注意到我们。然后, 我在办公室里坐下等待, 同时在计算机上玩一款名叫《精灵保龄球》的游戏, 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但我成功击败了弟弟阿塔尔。当扎尔达里和他的随员们分乘两辆车抵达时, 被人从后门带了进来。有约莫十个人与他一起出现,包括他的参谋总长、军事秘书, 以及巴基斯坦驻伦敦的高级专员———他接替了菲奥娜医生的工作, 在我父母抵达英国之前, 担任我的法定监护人。
医生们先向总统简单汇报了我的近况, 同时要求他不要提及我的脸部。接着, 他跟他的小女儿阿西法一起进来见我, 她的年纪比我大一些。他们带了一束花送给我。他碰了碰我的头, 这是我们的习俗, 但父亲担心我的头顶除了皮肤之外一无所有, 没有头盖骨保护我的大脑, 而我披巾下的头颅也凹了一大块。在那之后, 总统跟我的父亲坐在一起。父亲告诉他, 我能够有机会到英国接受治疗是我们家的幸运。“她如果留在巴基斯坦的话, 也许一样能活命, 但可能无法完全康复, 而且可能会毁容。” 他说, “现在, 她将找回她的笑容。”
扎尔达里先生要高级专员帮父亲安排一个“随行教员” 的职位,这样, 他就能拥有一份可以养家的薪水和一本外交护照, 而无须通过寻求政治庇护的手段才能留在英国。父亲听了以后安心不少, 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生计发愁。戈登·布朗基于他在联合国的身份, 也询问父亲是否愿意担任他的顾问, 但是无薪。总统认为未尝不可,父亲可以同时兼任。这次会面之后, 扎尔达里先生向媒体形容我是“一名独一无二的女孩, 是巴基斯坦的荣耀”。然而, 并非每个身处巴基斯坦的人都对我有如此正面的评价。虽然父亲瞒着我, 但我知道有些人说其实开枪的是我父亲, 甚至我根本没有受到枪击, 这不过是一场戏, 让我们能顺理成章地移居海外。
2013 年的新年很美妙, 我在1 月初就出院了, 总算能够与我的家人团圆。那名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在伯明翰市中心一个很现代的广场的一栋大楼里, 为我们租下两套酒店式公寓。公寓在十层, 比我们以前住过的任何地方都要高。我和母亲打趣, 因为在那次地震之后, 当我们搬进那幢三层楼高的建筑时, 她就说她再也不要住进公寓大楼了。父亲跟我说, 当他们抵达这里时, 母亲陷入极度恐慌,并说: “我会死在这部电梯里面!”
我们很高兴全家团聚。弟弟胡沙尔和以前一样烦人。两个男孩子因为被迫远离了他们的学校与朋友, 成天被关在狭小空间里等待姐姐身体康复而觉得百无聊赖。阿塔尔还好, 为眼前崭新的一切而兴奋。我很快就注意到, 我可以用任何我想要的方式对待弟弟们,没有人会因此而斥责我。那年的冬天很冷, 当我从巨大的玻璃窗看见窗外的白雪从天空飘落时, 多么希望能在雪中拔足奔跑, 追逐雪花, 就像我们还在老家的时候一样。有时候, 我们会出去散步, 借此锻炼我的体力, 但我总是很快就感觉疲累。
广场里有座喷泉和一家Costa 咖啡厅, 透过玻璃墙面望进去, 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聊天。而他们不分性别群聚的方式, 是住在斯瓦特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公寓坐落在一条热闹的道路旁, 路边商店和俱乐部林立, 叫作宽街。我们会去逛那些商店, 不过我还是不喜欢购物。在夜晚, 我们的双眼都瞪得老大, 看着街上的女人穿着各种暴露的服装———几乎与内裤一样短的迷你裙, 赤裸的大腿, 高跟鞋,就连在寒冬都不例外。我的母亲吓坏了, 她大叫: “嘎尔卡·修玛!”（Gharqa shoma, 意思是“我快淹死啦”）并恳求我的父亲: “拜托带我到迪拜, 我没办法在这里过日子!” 后来我们把这件事情当笑话来讲。“她们的脚是铁打的吗? 怎么都不怕冷?” 母亲问我们。
有人告诫我们在周末夜晚时, 不要在宽街上逗留到太晚, 怕我们会遇到危险。我们听了以后大笑。这里再怎么不安全, 总不可能会比我们的故乡还危险吧? 这里有塔利班在街上剁下行人的头颅吗?我没有告诉父母, 但只要看到长着一张亚洲脸孔的男性靠近, 我就会心生畏惧。我以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枪。
每个星期, 我都会用Skype 跟我还在明戈拉的朋友聊天, 他们告诉我, 他们仍在教室里为我保留了一个位子。在我中枪的那天, 老师把我的巴基斯坦研究这门课考卷带到了班上。我考了满分75 分,但因为我没有考其他科目, 所以第一名仍是玛丽克·努尔。虽然我在住院时补上了一些课, 但我还是担心自己的进度落后。现在能跟玛丽克·努尔互相比拼的只剩莫妮巴了。“没有办法跟你一较高下好无聊喔。” 玛丽克·努尔告诉我。
我的身体逐日强健, 但我的手术还没结束。我的头盖骨仍旧未归原处, 医生也很担心我的听力。当我们去散步时, 我无法在人群中听清父母说的话。我的耳朵里总有一种又尖又细的杂音, 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2 月2 日, 星期六, 我回到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接受手术。这次帮我动刀的是一名女医生, 名叫安文·怀特。她先把我的头盖骨从腹中取出, 但在检查过后, 她决定不将它装回去, 因为保存情况不佳,她担心我会有感染的风险。她实施了一种叫作“钛金属板颅骨修补术” 的手术(我现在学会了很多医学专用词汇), 把一片特制定型的钛金属板嵌进我的头颅, 再加上八颗螺丝, 补全了能够保护我大脑的头骨。
手术期间, 那位曾经医好我面部神经的欧文医生也想到了一个办法来医治我受损的左耳鼓膜。他把一个叫作“人工电子耳” 的小型电子仪器植入我的头颅, 靠近耳朵处, 然后告诉我在一个月之后,他们就会在我的头上装上外部装置, 届时, 我就应该能够听得见声音。我在手术室里待了五个小时, 动了三个手术, 但我不觉得自己经历了什么大手术, 而且我在五天之内就住回了公寓。几个星期过去, 当我的耳朵后面装了接收器后, 我的左耳第一次听得见毕毕的声音。一开始, 任何声音听起来都像是机器人在说话, 但很快地,情况变得愈来愈好。
我们人类从来也不会意识到真主有多伟大。他赐予了我们一颗超凡的脑袋和一个敏感纤细、充满慈爱的心胸; 他赋予了我们双唇,让我们能言语, 并表达我们心中的感受; 他赋予了我们两只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世界的七彩与美丽; 他赋予了我们一双腿, 让我们能走在生命的路上; 他赋予了我们一双手, 来为我们工作; 他赋予了我们一个鼻子, 让我们能嗅到各种奇异芬芳; 他赋予了我们两只耳朵, 让我们能听见关爱的字句。正因为我找回了自己的耳朵, 才知道人的每一个器官具有多么强大的能力。除非有一天, 人们失去了它, 才会明白它的重要。
我感谢阿拉赐给我认真的医生们, 让我康复。我感谢阿拉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 让我们在这里挣扎求生。有些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有些人则走上了歧途。一个人开枪射出子弹, 子弹击中我, 在一秒之内使我的脑袋因积血而肿胀, 偷走了我的听觉, 还切断了我左半边脸的神经。而在那一秒之后,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为我的生命祈祷, 还有最杰出的医生们帮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体。我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在我心中, 我唯一的渴望就是帮助他人。这和得奖与否或金钱无关。我总向真主祈求: “我想要帮助别人, 请赐予我这样的能力。”
一名塔利班在一辆校车上近距离向三个女孩开了三枪, 却没有一个人死亡, 这听起来的确不像是真的。人们说我“奇迹般” 地复原了。我那中了两枪的朋友夏息雅申请到了位于威尔士的大西洋联合学院的奖学金, 也来到英国念书了; 而我希望卡内的申请也会顺利。我知道是真主让我免于踏入坟墓。这让我觉得, 我现在的人生其实是我的第二条命。人们祈求真主饶我不死, 而我自己, 却是因为一个理由活下来的———我要用这条命来帮助别人。当人们在讨论我是如何中弹以及当时所发生的情况时, 我会觉得那是马拉拉———一个被塔利班枪击的女孩的故事, 我一点也不觉得那个故事与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