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性，使得仅从单一学科去研究复杂现象会遭遇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团。要认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不仅需要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还需要有心理学、伦理学、生态学的视角。要解开市场经济谜团，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可或缺，心理学、伦理学、生态学的视角也同样重要。
为什么现代大多数人不喜欢计划经济而喜欢市场经济？除了私利、效率等社会学、经济学的原因外，还与人类的生物学本能尤其是心理进化倾向有关。所有生物在本能上都是相互依赖性与独立自主性的矛盾统一体，而且生物的进化程度愈高，独立自主性也愈强。人类由于进化出了发达的心智，这种相互依赖性与独立自主性已突破了生物学本能的局限，上升到了由意识、观念、判断所支配的行为选择中，并更加突出地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倾向性。全球化、货币化、信息化的发展既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整体相互依赖性，也加强了人类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为什么许多人放弃不担风险的较稳定的工作而选择甘冒风险的自主性创业？为什么人们普遍不喜欢包办婚姻而喜欢自由恋爱？不喜欢听命于人而喜欢自作主张？总之一句话，为什么现代人类如此看重独立、自主、平等、人权，反感别人指手画脚、越俎代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在生物进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已进化出了强烈的独立自主性的心理倾向。
但是，就结果而言，自主选择未必全都是好的，包办代替未必全都是坏的。在婚姻中，古代的父母包办婚姻造成了很多怨偶，但也结成了不少良缘，如果认为古代父母包办的婚姻都是悲剧，那就太过武断，因为无法充分举证或极易反证；古代也有不少自由结偶的，但始乱终弃的悲剧同样发生。现代的自由恋爱虽然结成了一些眷属，但也造成了无数悲剧，现代人的离婚率和家庭暴力如此之高，婚外情、情困、情殇如此之多就是有力的证明。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个问题是信息不充分，因为在父母包办的婚姻中，尽管父母出于对子女的负责，在挑选婿媳时会对所能获得的信息作出种种比较和经验判断的选择，但由于信息不充分，更缺乏当事人直接接触所获取的信息，因而选择也就很有限。在自由恋爱中，当事人虽能通过直接接触而获取大量的直观感受信息，但仍很难获得对方心理活动的信息，也缺少父母的经验信息借鉴。例如，在对张三、李四、王二的直观感觉比较中，张三外表光鲜、谈吐不俗、善于逢迎；王二其貌不扬、才情内敛、木讷寡言；李四居二者之间，平淡无奇。恋爱中的人会选谁呢？可能性最大的是张三，因为他最易使恋爱中的人智乱神迷，但张三恰恰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这种选择会导致人们争相仿效张三，从而使社会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绣花枕头。其结果是什么呢？是现代人频繁地折腾在恋爱、结婚、离婚、婚外情之中，到头来都是情同陌路，爱情异化成性刺激或权、钱、性的交易。这能怪谁呢？这是你的自主选择，只能是自作自受。另一个问题是婚姻经营，包办婚姻虽然信息不充分，但当事人独立自主性弱，相互依赖性强，这有利于双方协同经营婚姻，因而婚姻反而可能稳定。自由恋爱看似信息充分而其实不可能充分，加上当事人独立自主性强，相互依赖性弱，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移情能力缺乏，经营婚姻的能力弱，婚姻的稳定性也就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如此。计划经济指定每个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并分配给每个人数额差别不大的货币或实物，它限制了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使社会相对公平正义，虽然难免会使人有为什么我只能干这不能干那？为什么干多干少报酬差不多的心理上不平衡，在人们的依赖性心理强，自主性心理弱的环境中，社会还是相对稳定，但当人们的上述心理发生逆转，独立自主性趋强的心理选择就不会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你可以自主选择干这或干那，有希望多多赚钱和在市场上选择你所需要或喜欢的东西，虽然你的生产性选择失误连连，消费性选择上当频频，你雄心壮志、努力奋斗，甚至费尽心机、牺牲自尊，到头来还是忽起忽落，昨日金满堂，今日巨债背，你怨愤冲天，但又能怪谁呢？这是你自主选择的结果，只能自作自受。
这样，我们就不难作出比较：虽然包办婚姻和计划经济不是一无是处，自由恋爱和市场经济多是雾里看花，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人的心理进化呈现出独立自主性倾向强而相互依赖性意识弱的趋势，或者说，相互依赖性虽然无所不在，处处制约着你，但它只是外在的、隐性的关系，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独立自主性则是自我的、显性的表征，是自我实现的表现形式。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包办婚姻和计划经济费力不讨好，抗冲击的承受力弱，当事人既很难充分认可“包办”之恩，因为它牺牲了自我的多样性选择；更不会承担失误之责，而会把所有对失误的怨气集中发泄到婚姻包办者、计划制定者的身上。而自由恋爱、市场经济却是当事人自主选择、自担责任，虽然人人都时时在失误，无数的个体失误汇聚成的总失误可能要远大于包办婚姻和计划经济，但它是分散在无数的个体身上，虽然个体因各种失误而备受挫折，他人和社会却能“置之事外”。因而，自由恋爱既满足了当事人的自主性欲求，也使父母获得责任解脱和免责保护，这对父母是一种解放；而市场经济则赋予了社会的化功大法，既能满足当事人的自主性欲求，又能把其攻击性像泥牛入海一样化解于无形，这对社会管理者也是一种解放。为什么社会的发展会导致大家庭向小家庭甚至单身家庭，独裁制向民主制甚至社区自主制的演变，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伴随的心理自主性进化倾向密切相关，这本身也是人类个体独立自主性进化和社会适应性进化的重要途径。
但是，不能把这种独立自主夸大到极端而否定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共生进化、相互依赖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关系，也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本质关系，它只是在人类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性的解放”过程中因独立自主性的突出而被掩盖而已，人类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都无一不处在共生进化、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无视共生进化、相互依赖的独立自主无一不受到惩罚，只有共生进化、相互依赖与独立自主的统一，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
亚当·斯密从人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提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自私的富人不知不觉地增进社会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个体未意识到但却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利己也利人而不是损人利己的关系。斯密没有把“看不见的手”神秘化和绝对化，他既不赞成只有无私才是美德的观点，认为自爱如节俭、勤劳、专注也是较低级的美德；更反对孟德维尔学说完全抹杀罪恶和美德之间的区别的观点，孟德维尔认为人从来只会关心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的幸福，如果谁表现出更关心别人而非自己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个骗子，在人身上所有自私自利的激情中，虚荣心是最强烈的一种，一个人为同伴的利益做出牺牲，是为了获得远大于他放弃眼前利益的大肆赞扬所带来的快乐，所有公益行动都是一种欺骗行为，斯密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强烈谴责：
“很多时候，自私自利是可能有损于某种以仁慈为动机的行为所具有的美感，但这并不能归于自爱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自爱的原因而使仁慈缺乏了应有的强烈程度，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品质是有缺陷的，是应该受到责备的。源自自爱的行动如果同时具有仁慈的动机的话，我们会觉得这种行为是合宜的”“孟德维尔的致命错误在于，把所有激情（不论其程度及作用对象）都一律说成是邪恶的。他把虚荣心看做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并且做出了令人震惊的诡辩式结论：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曾经一度风靡的孟德维尔博士的美德体系，虽然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罪恶，但却让一些罪恶的人披着冠冕堂皇的外衣，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
斯密把“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斥之为“令人震惊的诡辩式结论”，因而很难想象他会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无条件的“追逐私利即促进公益”，这里的“追逐私利”无疑要排除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的“个人劣行”。许多人对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感到困惑，认为二者是矛盾的，其实矛盾来自于片面化、绝对化思维方式，正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却并未有新的论述，斯密是一个善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全面看问题的人，他并不像一些人那样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护佑就万事大吉，相反，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了社会的正义和个人道德的重要性：
“人人互助的社会就会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人人和谐共处，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美好……如果人们之间老是尔虞我诈，社会就难以为继。人们之间的相互伤害、愤恨和敌意会导致一切社会纽带的断裂……如果没有了正义，整个社会肯定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说，正义是社会的基础……只有正义才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石。”“人类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这种准则又称为责任感，这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项重要原则……如果人类没有保持一种对那些重要行为准则的敬畏的话，人类社会就很难维系。”
“看不见的手”不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的潜意识的关系，我称前一种关系是“看不见的脚”，后一种关系是“看不见的心”。不包含这两种关系的公平、正义、平等、美德是有严重缺陷的，它使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局限在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藩篱之中，导致了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去破坏地球生命共生进化和自身生存的基础。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地的悲剧”模式，哈丁本人及许多研究者对这一模式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读，但都未中肯；有些人把“公地的悲剧”解释成“公有制的悲剧”，认为只有把公地私有化，才能避免毁灭性悲剧，那就更是与模式的真义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模式的真义是：公地上的居民（私人）竞相逐利最大化＋公地宏观无控制＝毁灭。地球就是这样一块公地，地球上的各个国家、机构、组织、企业、个人等利益主体竞相逐利最大化，而地球却没宏观上的统一管理和控制，其结果就是毁灭。因而，这个模式展示的正是传统的全球市场经济的暗淡前景。这个模式没有给“看不见的手”留下护佑人类福祉的空间，是因为“看不见的手”不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决定性的毁灭不是别的，正是地球公地生态环境的崩溃。
传统的全球市场经济只会导致地球公地生态环境的崩溃，那么，市场的未来如何呢？就个体的视野而言，古代人与现代人并无差别，每个人都只看到那么一小块地方，即使是你终身游走四方，也总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地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似乎是无限的大，虽然现代科学使我们认识到地球的有限性，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个体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传统观念。因而，我们每个人似乎都认为，无论我个人做什么，都不会对地球的整体状态有所影响，我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之想做。但是，随着人口总量和人均消耗与排放的迅猛增长，我们的上述观念已经过时。早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就有人把地球比作宇宙飞船，７０年代又有向太空移民的建议出台，这在当时看来，似乎还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但在近半个世纪即将过去的今天，全面加深的人类困境，已把地球飞船狭小和太空移民无望的现实无情地呈现在人类的面前，这就迫使我们要回到这一论题上来思考人类和市场的未来。
今天的人类已不得不正视现代科学所揭示的一个简单事实，人类是地球宇宙飞船几十亿年生物进化在近几百万年才分化出来的一个物种，人类世世代代生存所需的一切都要靠这条船自创生、自循环、自平衡的生态机制来实现自给自足；在茫茫宇宙中，地球宇宙飞船没有任何停靠、避险、补给、中转的港口和上岸的陆地；人类也没有把已有的数十亿人经过千百万年的太空移民，而转移到另一艘类地宇宙飞船上去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可能。因而，人类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自己能否走出以往竞相生育、消耗、排放和征服地球、相互征服的误区，转向全球协同适应地球飞船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生态平衡机制。
这种转向对于主导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社会而言，无异于是思维方式的痛改前非、基本价值的脱胎换骨。正如两度撰文谈地球宇宙飞船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所言：
“宇宙飞船的比拟法突显了地球的狭小、拥挤和资源有限性；必须避免毁灭性的冲突；以及要像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机组人员那样和谐共处，形成一种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在太空人经济中，最迫切需要的决不是产量，事实上，产量被认为是应该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的东西。量度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根本不是产品和消费，而是整个资本存量的性质、数量、质量及复杂性，包括该系统中人类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在太空人经济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是资本的维持，显然任何能够以更少的产量（即更少的生产与消费）来维持一个既定资本存量的技术革新是有价值的。这种生产和消费都是坏事而非好事的看法对经济学家而言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执著于对收入流量的研究，几乎拒绝接受资本存量的概念……一个社会如果不再认同后代人的利益，丧失了对未来社会的积极关注，那么它也就丧失了解决当前问题的能力，很快就会走向崩溃。”
因而，未来的市场是在宏观上有管理、受控制的市场，这种管理和控制是要确保地球宇宙飞船“整个资本存量的性质、数量、质量及复杂性，包括该系统中人类的身体及精神状态”都具有可持续性，这就要求市场不能越出自然可持续之界和社会和谐之界，前一界限要求消耗和排放最小化，后一界限要求在前一界限之内实现社会和谐，像机组人员那样和谐共处，这就要有社会互利共享最大化、私人占有排他最小化，和人类的心理、伦理和文化的适应性进化。市场交换的形式也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正在迅猛发展的“网购”就已跳过了市场交换中的许多中间批发、零售环节，而使生产与消费直接衔接，从而大大降低了中间环节的人力、物力、能源等消耗和排放，也大大减少了传统市场的信息复杂转换所造成的变形和误判。随着信息社会发展的成熟，衔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传统中间环节将趋于衰落是必然的，同样，信用卡的普遍使用也会带来现金流的萎缩。但现在要预言市场和货币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还为时过早，网购无疑有价格上的优势，也能避免市场购物拥挤的麻烦和路途及逛街的时间耗费，但居家和旅行途中即时需用的商品和服务，零售店和现金会有更便捷的好处，逛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种乐趣；有研究表明，触摸实物比网络信息能给人产生更强烈的情感联系，人类对触摸情感的满足，可能不是数字化技术所能完全替代的。但无论如何，把传统的市场经济视为理想的、历史终结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今天的人类处在极其复杂的自然衰退和社会矛盾的夹击之中，这两大类问题相互关联和影响，任何一种孤立的单方面的解决自然问题或社会问题的办法，都不过是原地转圈，没有出路。人类必须彻底放弃征服自然和相互征服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一百多年来，人类为推进“两个和解”作出了巨大努力，虽然目标的实现仍然遥远，但实践的深入、问题的暴露、理论的拓展终将不会白费，它使人们看到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不能达到目标，而必须在推进人类文化进化的巨流中去完成复活自然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