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市场的好处，最好是反过来思考：如果没有市场，现在应是怎样？这种思考不需要有太多假设和想象，因为有仍然残存的采猎部落和封闭的农业群体案例可供参考。
本书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尚残存的采猎部落虽然处在边缘化的土地上，但他们人口密度低，生存状态仍可认为是营养丰富、闲暇安逸、平等互爱、身心轻松、与自然和谐，他们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大多却拒绝融入现代社会，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社会人际关系太复杂，生活节奏太紧张，贫富差距太悬殊，利益争斗太激烈，其繁华的背后是人性的异化。同样，现代人也很少有人愿意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与已适应的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相比，局限于狭小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小群体，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难以满足“文明人”多样化的欲望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就社会而言，当然就更不可能选择采猎生存方式，因为原生自然生态系统已基本丧失，即使能够恢复，也无法养活现代巨量的人口。
至于定居下来的封闭的农耕群体，其生产力虽有提高，但生存状况则更糟。１５２６年欧洲人发现新几内亚，１８５２年荷兰传教士到此定居，１８８４年欧洲殖民政府成立，但他们从不知道崇山峻岭之中还有土著人。这里的沿海低地是沼泽，内陆是连绵陡峭的山峰，森林密布，英国一支探险队于１９１０年１月４日登岛，向内陆１６０公里外的山峰前进，至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的１３个多月中只穿越了７２公里，因举步太过艰难被迫中途而返。到１９３０年５月２６日，两位澳洲探矿人为了寻找金矿，翻过东部的俾斯麦山脉的一座山脊，发现后面是个山谷，晚上朝谷中望去，惊异地看到无数火光闪烁———土著人的灶火，一个拥有几千人的农耕部落才为外界所知。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３日，雅柏驾机在西部飞行，第一次发现大河谷中有着地貌平整、整齐划分的田地，田地四周的沟渠及散落的小屋，这里居住着被称为丹尼人的农耕土著。这些与世隔绝的土著人的生存状况如何呢？没有详细的研究报告，只知道他们从不远足，不知山外有人，更不知白人已在山外海岸边活动了几百年，１９３０年的探矿人与土著接触时，吓坏了土著人，他们把白人当成是返回人间的阴魂，后来把白人埋下的粪便挖出来检视，并派吓坏了的女孩去伺候闯入者，发现白人会大便，与他们一样，是人。他们也不近交，即使是紧邻的村落相互间也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跨越边界要征得同意，擅闯者有杀身之祸。狭小空间的封闭隔离，使新几内亚有１０００多个这样的土著和语言，每个土著千人左右，生活在方圆约３０公里的范围内，文化习俗的歧异很大，如食人、多妻、同性恋、全裸、毁坏身体、夸张式的招摇阴茎与睾丸、烦琐的性规矩、放任孩子、严厉惩罚孩子等等各不相同，并还有一些各不相同的遗传缺陷和风土病，包括很高比例的苦鲁症（吃尸体而患下的一种慢性滤过性病毒造成的疾病）、麻风病、聋哑人、没有阴茎的男性、早衰症、晚熟人等等。这种情况表明，狭小而又封闭环境中的农耕群体的生存状况并不像“桃花源”那样美好，它甚至不利于人类的生存，新几内亚农耕土著的人口密度高，可食的野生植物本就很少，没有大型动物，靠野生食物无以维生，而种植的植物种类则更少，主要是一种有怪味的西米椰。
在没有地理阻隔的平原地区，不同的农业群体之间进行交往和交换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几百万年的全球性迁移过程，对自身生理和心理进化有着极重大的意义，这一过程使人类在进化历史上曾尝遍百味，见多识广，这既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形成了对多样性、丰富性的依赖，也形成了改变现状、探奇求新的欲望。当人口不断增长带来人类各群体自由迁移的空间不断缩小，最终被迫在某个狭小的生态系统中定居下来后，由于定居地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种类受到所在生态系统的局限，不能满足群体多样化的欲求，即使种养的种类不局限于所在生态系统，有外来驯化物种的引进，仍然会受到所在生态系统地形、水土、气候不同的限制，多样化欲求的满足仍然很有限，相邻群体间的互通有无的物物交换也就必然会发生。
由于种养提高了单位面积的食物产出率，从而使可交换的产品数量增多；交换带来了不同群体间的信息交流，虽然受古代交通运输条件所限，最早的直接交换只是发生在相邻群体之间，但群体与群体相邻的链条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延伸得很远，这会形成“蝴蝶效应”：相距遥远的地区产品会通过交换网链相互传递，近邻间的直接交换会获得遥远外部世界的信息，从而会刺激对更远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对其产品的需求，进而推动着交换半径的不断延长，最终，世界贸易网络被殖民主义战争全面打通。这里撇开世界贸易网络打通的手段，只看市场对推动人类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巨大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市场增进了效用的满足和效率的提高。山区的农人有多余的兽皮和很多用不上的木材，但却缺少粮食，其平原的邻居有多余的粮食，却缺少做衣服的兽皮和建造房屋、用具及烧饭取暖的木材，二者都以所余之物相互交换，双方转让的都是对自己而言是多余的没有消费价值的东西，但交换之后，双方的需求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从这种最简单的交换中，我们可以认清交换的本质。正如新古典经济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说，一般而言，人类从事经济活动，都遵循着尽可能更好地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如果甲认为自己所有的某一财货的一定量对他的价值，较之乙所有的另一财货的一定量对他（甲）的价值为小，而乙的评价则相反，两者将上述财货进行交换，则双方都认为自己获得了欲望更好更完全的满足（或都赚钱了）。使用价值互通有无的物物交换的局限性很大，因为各人的有余和不足及对其评价并不一定恰好相反，而且恰好相反的甲与乙如果没有机会相遇也无从交换，克服这个障碍需要一个辅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货币”，最初的货币是某种在当时当地最为一般人所接受、最能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换的商品，将较小销售力的商品与这种较大销售力的商品相交换，然后再在市场上找到有自己所需商品的所有者，用较大销售力的商品与较小销售力的商品相交换，他就能较容易达到获得所需财货的目的。货币的出现，为交换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所有进行交换的人，其目的都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交换的结果却是使所有的当事人都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自己需要的满足与他人需要的满足从而整个社会利益的增进通过交换而得以统一和实现。
交换刺激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亚当·斯密以制造扣针为例，说由于分工，平均一个小厂工人一天能成针４８００枚，如果独立地干，无论是谁如何竭力工作，一天都制造不出２０枚，甚至１枚也制造不出来。他认为分工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有三：第一，终生从事某一单纯的操作，能大大增进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其准确和速度可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第二，如果一个人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不断地转换工作，会浪费很多时间，且很难集中精力，其工作效率会大大降低；第三，分工使劳动简化并使人的注意力集中于单一事物上，只要工作还有改进的余地，劳动者就会发现一些更好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一些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中的许多机械原是普通工人的发明。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由于分工使各劳动者生产的产量大增，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于是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
分工的程度受交换能力的制约，一个小村落由于市场太小，容纳不了一个屠户、裁缝、木匠、铁匠、泥水匠、搬运工、烙面包师、酿酒人，这些事都是农人兼做。因而，发展分工需要开拓大的市场，由于水运的成本低，所以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工艺、产业、商贸和城市也发展得最早最快。大城市的出现和大市场的开拓会带动周边内陆地区分工的发展，同时，先富的效应也会刺激内陆分工的主动跟进，于是，改善内陆交通、改进运输工具及相关的科技研发就有了强大的动力，这一过程推动着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建立。
如何认识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曾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人们始终未能摆脱二者矛盾冲突的束缚，斯密确认人的自私性，指出一些人雇用千百人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增进社会的利益，他还通过分工、交换、竞争对效率、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增进进行论证，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一个答案，这是斯密的一大贡献。所有的人都要从外界取得多样化的生存资料才能身心健康地生存，因而，是生存的本能使人具有多样性的欲求，这种欲求的具体内容与各人的生存状况相关，从而也只有各人自己才能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说，人都有利已之心，这也就是斯密所说的：“自私实乃人之天性，况且每个人也是自身事务的最恰当的管理者。”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个体的正当的自利行为，放弃绝对的利他主义幻想。因为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无偿地为别人付出而自己毫无所取，他就不能存活。同时，任何人又都不能孤立地凭个人所能从外界获得身心健康所需的多样性的生存资料，要获得这些生存资料，他须臾也离不开人类的相互协助。但协助不是索取、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辈子靠索取、恩赐过上好日子，这些只能偶一为之，如果成为普遍的社会常态，整个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因而，绝对的利己主义也不能为社会所容。所有经济主体从利己的欲求出发，通过交换而达到所有经济主体的利己欲求满足，以利己的目的进行交换而同时又满足了利他，从而不知不觉中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这就是市场机制既具有微观经济自我激励的不竭动力，又具有宏观经济自我平衡的调节能力的奥秘。这比离开市场交换去要求人们利他或用强制手段去限制利己能更有效、更持久地实现社会利益增进，因为它实现了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兼容、统一，而不是相互否定、对立。
二是市场推动了社会自由、平等的进步。人类自进入农业社会后，自由平等的原始共同体便逐渐被阶级分化、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所替代，土地等自然资源被控制在社会中上层的少数人手中，广大底层的劳动者不仅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且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了人身依附性劳工和被强制性劳工。但是，人类在几百万年的采猎生存方式进化中所形成的自由天性并不会因此而泯灭，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甚至为此而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从被压迫者发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声中，足以使人领悟到自由在人类天性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的所有强权暴政都注定没有效率、危机四伏、必然灭亡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命题的伟大历史意义。如果说自由是发展的手段，那也全在于它是发展的目的，是符合人类天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势不仅在于它的效率，能够快速推进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准提高，而且还在于自由原则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即使资本主义只是以形式的自由，取代前资本主义的真实的不自由，即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和自由的人身迁移取代人身依附的奴役性劳动，也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自由是一个远比经济学领域广阔的原则，他以美国南部奴隶制废除为例来说明自由的重要性：当奴隶获得自由后，很多庄园主试图用向这些自由人提供超过他们当奴隶时所得百分之百的工资，来重组他们的作业组，但结果都是失败的，他们发现，只要他们被剥夺了行使暴力的权力，即使付给额外的报酬也不可能维持原来的作业组制度。较高的经济收入对改善人的生存状况是重要的，但人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人”，生存状况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状况。自由是人的生存状况的重要内容，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人的尊严。对一个人的最严厉的惩罚，除了杀死他之外，就是剥夺他的自由———监禁。为什么早期工厂把人当成机器一样管理的模式会转向现代的人性化管理？为什么今天的一些就业者在对收入较高但管理机械刻板与收入较低但有一定自由度的企业进行选择时，倾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工作中的自由是理解其中原因的关键。
市场还推进了平等的进步。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的买卖双方，都是平等、自由的主体，他们经讨价还价而成交的价格，是双方自愿接受的价格，因而是公平的。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地存在商人引诱消费者购买其品质性能与其夸张宣传不符、价格虚高于成本的商品，而消费者因无法知情而被骗购买；或有些经济困难者需钱救急而又借贷无门，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向商人贱卖房产珠宝之类的现象，这样的买卖关系就实质而言显然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为平等必须有买卖双方信息对称，公平必须有“你想人家怎样对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黄金定律”作基础，而这两者在分工高度复杂化和利己最大化的社会中是稀缺的。因而，这种平等和公平往往是形式上的，但在理论上，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倾向于能够清除这些负面因素。企业家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和决策，形式上类似于独裁者，但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倾向于使这一职能成为基本上是一种严格的控制成本的程序化运作，而且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前期购买阶段，他是市场中的众多买家之一，在后期的产品销售和服务阶段，他又是市场中的众多卖家之一，因而企业主及其员工的收入始终受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制约，在一个充分竞争而非垄断的市场中，企业主仍然只是市场交换关系中一个自由、平等的主体，他们没有强制别人买卖的特权。
相对于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森严的贵贱等级、特权强制、人身依附关系而言，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在人的自由、平等、民主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是出自统治阶级或任何个人的主观善意，而是市场交换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几千年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反压迫、反专制的斗争之所以结不出自由平等的果实，在今天市场经济欠发达的社会中，从外部输入自由、平等、民主体制之所以难以奏效甚至事与愿违，其原因就在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
三是市场刺激了加速创新。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时代，生产的目的是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市场交换处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次要补充地位，交换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改善，但不会影响其基本的结构和稳定，对其基本生存状况没有实质性的压力，生产者致力于小而全的生产以基本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并不太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的足迹很少超出邻近的墟镇，因而几千年来社会变化缓慢。今天的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并不是今天的人类突然进化出了远比过去发达的头脑，也不是知识积累的自然必然性结果，而是市场交换从过去社会边缘化的活动，变成了今天社会旋转的中心，它将整个社会带进了快速的变化之中。今天的社会分工已使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自身的消费，而是用于市场交换并通过交换赚取利润。生产者必须通过市场顺畅地卖出自己的产品，才能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料和利润，离开了市场交换，人们的生产生活就会完全陷于停顿。生存的压力使市场交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竞技场，它牵动着社会所有的生产活动，生产者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卖出产品、获得利润，就必须不遗余力地在降低成本、提高产出、增加收益上下工夫。为此需要正确地把握市场信息，不断地改进生产工艺、技术、流程、企业组织和管理，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新市场，不断地发现新需求和创造新需求，从而又带动着教育内容、科技研发、服务方式和社会组织机构等等的不断变化更新。这个过程有力地刺激了创新潜力的挖掘，从而打开了过去被封闭的智慧之门，使知识加速增长、迅猛积累，创新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深刻地分析了“竞争就像科学实验一样，首先是一种发现过程”的道理，无论是在经济领域之内还是之外，无论是在考场、赛场还是市场上，竞争虽然未必能显示每个人的真实水平，但能提供促使人们做得比次优者更好的激励。当次优者对较优者紧追不舍而较优者又不知道自己的优势究竟有多大时，较优者只有竭尽全力才能领先，竞争之所以是一个发现过程，是因为不能预测它的结果。竞争必须以生产者的自我利益为基础，只有通过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才能驱使并激励他们去采取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确定其结果的行动。促使人们改进生产方式的激励因素，在于谁先改进生产方式，谁就将因此而挣得某种暂时的利润。生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多的改进，实乃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只有处于领先地位时才能挣的那种利润，成功者也正是从这种利润中获得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的资本。
市场之福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但仅以上三个方面就已经表明，目前还没有发现或想出任何机制能有效地替代它。只要我们不能否定人有追求自利、自由、平等的基本欲望（至于这种欲望是人类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的产物，都可以置而不论），而且通过满足个人的这种欲望来使最大多数的人成为主动的财富创造者，并由此而达到社会利益的增进，这种机制就是人类必然会选择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到处都有，批判市场的人却少之又少的原因。但是，市场不是人类福祉的全能主宰，而是与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