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这个词出现迄今只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这虽然不是说在这之前人们从未研究过心理问题，但在这之前的心理研究是在伦理学名义下进行的。埃里希·弗罗姆称这以前的伦理学为前现代心理学，说前现代心理学的目标是谋求对人的心灵的理解，旨趣是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理学后面的动机是道德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就是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里可以学到很多的心理学体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也是一部心理学著作，他可能还是最早认识到无意识力量的心理学家。同祥，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也涉及很多心理学的内容。但是，在机械论世界观和商品化价值观占主导的近现代，人们的心理问题激增却又被严重忽视，从而造成了无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悲剧，才使得心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心理学研究不仅涉及的领域很多，而且心理研究中还用其他动物做实验，因而心理学被定义为：一门研究行为和精神过程的科学。不是只限于人类。“行为”的概念已拓展到包括思维、情感、意识状态在内。这就是说，“行为”不仅是见之于外在表现型的看得见的行为，还包括心理活动的看不见的行为。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探视心理隐秘世界的小窗。
人类的心理现象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它表现于遗传和环境两个方面的影响。进化心理学研究行为和心理过程的共同特征和起源，认为自然选择在选择适应性行为时起作用，我们的大脑与双手和直立行走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所有不同文化中的儿童不需要明确的指导都能在同一年龄阶段获得语言，人类所有语言的潜在结构基本一样，表明人类的脑中有一个语言的内置程序，而科学家亦已确认人类特有、在我们远古祖先刺激语言出现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特定基因。但是，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我们可能遗传某种倾向而不遗传命运，环境在决定哪些遗传倾向得到表达哪些不会表达起着重要作用，遗传和环境共同形成最重要的行为和特质。
基因影响行为的过程是：基因影响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发展和作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发展和作用影响一定行为在一定情境下发生的可能性。同卵双生子中的一个患精神分裂症时，另一个患病的可能性约为５０%，而异卵双生子的这种可能性为１５%。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一般人群中发生的比率为１%～２%，患者的兄弟姐妹患病的可能性要高８倍，患者的子女患病的可能性要大１０倍。为了排除在同一环境中长大的环境影响因素，心理学家还对一出生或童年早期就分开在不同家庭抚养的同卵双生子进行跟踪研究，证实遗传在心理障碍、精神分裂症、抑郁和智力上起重要作用，并发现个人特质、兴趣、天赋、甚至脑电波的结构也受遗传影响。分子遗传学研究已能识别出与阿尔采默病、精神分裂症、酒精中毒、认知机能、自杀、智力、老化等相关的染色体上的个别基因。但是，科学家对基因的认识现在还很有限，虽然早在２０００年就完成了首个人类ＤＮＡ的２。２万个基因组图谱，面对这么少的一点基因，人们曾乐观地认为人类遗传秘密将很快解开，但１０年过去后，科学家开始感到对人类基因的解读似乎长途漫漫，因为并非是一个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特征，而是众多基因决定和更多基因参与，如决定身高的基因就多达１００多个，参与这一过程的基因可能达到１０００个，破译遗传密码的难度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现在只能说遗传与环境和文化都对人的气质、特质、行为有影响。
个体遗传获得的基因和倾向性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通常是很难分离的。父母将基因传给孩子，同时也按自己的爱好为孩子塑造了环境，使孩子也有相似的爱好，这是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还是环境强化了遗传影响？热情友好的儿童比忧郁孤僻的儿童引起更多的积极反应，因而能更多体验到友好的情境，反过来这种情境又强化了他们生来的倾向性，而孤僻的儿童的这种体验则较少。人们塑造自己的环境，并在与环境互动中相互加强，在看似同一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对环境的体验可能是不同的。
环境对行为影响是明显的。男性的暴力行为可能有生物学如睾丸激素的原因，但环境因素有更大的影响，跨文化的研究对此提供了大量证据。在资源丰富、没有重大危险担忧的文化中，如太平洋中的某些岛屿（密克罗西亚岛、邻近新几内亚的东南岛）上的土著人，那里的男人不需要证明自己，他们的粗暴和攻击不被认同。相反，在竞争激烈、生存困难的文化中，男人则被迫去冒险，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化都是如此。以农业为基础的人们为了生存趋向于培养合作精神，而游牧民的牲畜一旦被偷盗，就会在瞬间丧失生计，为降低这种可能性，他们对任何可能威胁他们的行为都高度警惕并用武力作出反应。宽松和谐的环境和紧张竞争的环境反过来又形成不同的文化，后者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荣誉色彩，在这种“荣誉文化”中，一个在其他文化看来很小的争论或微不足道的失礼，都有可能引起暴力的回应，而且家庭暴力也更多。人们对挑衅的生理反应也因文化观念的不同而不同，美国一项用一种无礼的名称来称呼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的实验表明，有些人反应平静，并认为很有趣，有些人则火冒三丈，认为他们的荣誉受到侮辱，他们的应激激素和睾丸激素水平也陡然升高。
我们的感官、大脑都是遗传的，感官为我们获取各种感觉信息，大脑将这些信息加工成有意义的知觉经验。所有正常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感觉器官和知觉能力，但我们的动机、价值观、预期、认识方式、文化的差异影响了我们所知觉的东西。不同的欲望和需要形成不同的动机，有所需要的人更有可能知觉到能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而对没有需要和欲望的东西加以忽视。
环境对人类身心的巨大作用，从有关人类孩子被野兽哺养或离开人类社会长大的孩子甚至成人长期离开社会环境的报道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１９２０年，印度人辛格等在加尔各答东北的山地狼窝中发现两个孩子，把她们带回到附近的孤儿院哺养，大的约８岁取名卡玛拉，小的约２岁取名阿玛拉，到第二年，小的就死了，卡玛拉活到１９２９年约１７岁时死去。她们的生理结构和生长发育与一般儿童并无多少差别，但心理和习性则差别很大，开始时都是四肢行走，昼伏夜行，用双手和膝盖着地休息，趴在地上饮食，夜间视觉敏锐，一到深夜就嚎叫，怕火怕水怕强光，好蜷伏墙脚，寒冷天也不穿衣盖被。卡玛拉两年学会了站立，４年学会６个单词，６年学会直立行走，７年学会４５个单词和用手吃饭、用杯子喝水，逐渐适应人类社会生活，１７岁死时的心智水平仍只相当于４岁的儿童。１８世纪中叶以来，类似事情在罗马、瑞典、比利时、立陶宛、德国、荷兰、法国、肯尼亚等地都有发现，有案可考的有３０多例。即使是成年人与社会长期隔离，也会造成心理失常，抗日战争期间，刘连仁逃脱日本矿山的非人奴役，在北海道深山过了１３年的野人生活，１９５８年回国时，不会说话和听不懂话。
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们常说母爱是动物的天性，母性动机的产生，与母体怀孕及产后哺乳期间内分泌的变化有关，有人抽取刚生育不久的雌性白鼠血浆，注射到从未怀孕也无性经验的雌性白鼠身上，发现注射后不到一天时间，后者就表现出爱护婴鼠的母爱行为。“狼孩”事例就与母性动机有关。母性行为在灵长类动物中还受其成长环境的很大影响，在隔离环境中长大的母猴在成为母亲时，不会表现出正常的母性行为，没有爱心，忽视幼猴，有时会残酷地虐待它们，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咬死幼猴。人类的母性行为显然受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人类婴儿被其母亲遗弃、虐待甚至杀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美国境内每年被其母亲遗弃、虐待、杀害的婴幼儿，最保守的估计有３５万，非保守估计可能有１４０万～１９０万之多。有些人因从小没有得到父母之爱，长大之后可能会把其冷酷转移到其后代身上。
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一些人类行为学专著，为我们展示了人类与动物的相似之处。人的一生主要有两种经历，一种是恐惧性经历，即使时间很短，也会终生难忘，一种是一般性经历，它需要不断重复，否则就会模糊淡忘，莫里斯把前一种经历称为“创伤性习得”，后一种称为“一般性习得”。“创伤性习得”是一种速度极快、效果持久的特殊学习，与痛苦的经历有关。人类还有一种快速的学习就是铭记，铭记最初出现在母亲和幼儿之间，到幼儿长大寻找配偶、哺育幼儿时会再现这一过程。实验表明，幼禽一出生便和母禽完成铭记过程，如果这时看到的是一个其他移动着的物体如异类动物、饲养员、用线牵着的彩色气球等等，也会把它认作母体紧紧跟随，从而形成“错记”，在它们长大成熟后，就有可能在养父母的同类而不是自己的同类中找性对象。铭记行为与“一般性习得”不断追求回报的持续行为不同，它像摄影时胶片曝光那样是一种快速的被动记录，被称为“曝光式习得”，它只发生在一生中的短短几天内，如果此时未铭记到任何较大的移动物体，此后便不再铭记什么。哺乳动物的铭记过程要长一些，家犬的铭记过程约为２０～６０天，如幼犬在这期间完全和人隔离，用遥控器喂养，它们就会变成野犬，如果在既有人也有家犬的环境中长大，就会对人和其他家犬表现出双重性倾向。在人类照护下的从未见过同类的动物，在见到同类后会视其为“异类”而害怕或进行攻击，不会产生任何性兴趣。没有任何铭记和错记的动物是非社会性的动物，其心理和行为都会失常、怪诞。
人类婴儿期的铭记过程是人最初最敏感的社会化过程，对其以后的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过程并不完全只是从母亲那里获得吃的和照护，而是相互间还有各种“爱”的表达和接受，如果没有这样的铭记，而只是吃得好，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一直承受焦虑之苦，如孤儿、慈善机构收养的孩子，由于缺少爱抚，和周围的人缺少深厚的感情联系，成年后也往往缺乏与他人建立感情联系的能力，既孤独且焦虑。但如果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过度呵护溺爱，包办代替过多，使孩子不能在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成长成熟，又会损害孩子适应社会环境的生存能力。
人的一生还有第二次铭记过程，即两性结偶时的铭记，“一见钟情”式的铭记发生得很快，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结偶，以后又天各一方，但却会在双方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记，他们日后在寻找恋人时，几乎会下意识地以初恋情人为模本去按图索骥，如果未遂所愿，以后的婚姻表面看来很美满，也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危机甚至解体，出现恋爱朝三暮四、结婚离婚再婚，其中有的最后又回到与最初的恋人结合的“关系紊乱”。择偶以父母中的异性为参照、“恋物癖”“同性恋”、色情施虐受虐、溺爱宠物等现象，都可能与铭记的畸变———“错记”有很大关系，这些不正常的、古怪的甚至有害的心理和行为，是对不正常的环境刺激的反应，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状态极不自然。
由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２０世纪初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经几代精神分析学家的创新发展，又为人们认识自己的深层心理———潜意识再开了一扇小窗。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层结构组成。“本我”是与生俱来的包含了所有的遗传本能和欲望，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欲冲动，即“性力”（力比多），它为各种本能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本我”按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理性和判断，它依靠“本我”的能量为“本我”服务，在满足“本我”的要求和符合“现实”之间进行矛盾调节，“自我”按现实原则行事。“本我”“自我”都是自私的，不符合社会期望，“超我”是指导“自我”对“本我”的冲动进行道德的限制，与“本我”相对立，它使“本我”推迟得到满足，甚至不能得到满足。在一般情况下，三者处于平衡状态，而三者的关系失衡是人的一切行为失常的根源。当自我不能以超我接受的方式来控制本我的冲动时，人就会体验到焦虑，为减轻焦虑所带来的烦恼不安，自我借助否认、压抑、投射、认同、倒退、理性化、反向作用、移置、升华等防御机制来应对压力。
心理学家认为防御机制对缓和失败感，缓解紧张和焦虑，修复情感创伤，保持我们的完整和价值感是必需的。但长期过度运用防御机制会阻碍成功的适应，如果妨碍了一个人直接解决问题的能力或产生的问题比实际面对的还多，则防御机制是适应不良的。弗洛伊德还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习俗、宗教等都是作为对人的性本能的一种节制而产生的，而科学和文学艺术则都是出于人的性本能冲动的“升华”。当人的性欲受到压抑而无法满足时，便转向其他途径发泄，这种转移正是人类文明的来源。弗洛伊德过度夸大了性欲的力量，其观点足以惊世骇俗，使人对他有性驱力“走火入魔”之感。无时不在的“力比多”应当是生命的能量，性欲只是其中一种。
“本我”“自我”“超我”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我们并不能完全意识到我们行为的深层原因。正如人的身体是进化的产物一样，人的心理也是如此，“本我”是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所形成的心理原型或心理本底，因而它决不只是一个自私性、享乐性，决非只有吃、喝、性。人格（心理学的人格典型定义是：个体独特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一致性）的定型也不是在儿时就完成，而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甚至终身的完善过程，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完善是人格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包括家庭引导、社会环境和自我理解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比遗传更重要，使孩子理解自己的欲望和需要与家庭表达出来的社会要求相一致，是孩子人格成长的关键一步；人只有感到在自己和社会看来都是有能力有价值的，才能产生同一性和安全感；当人能够自我理解产生焦虑的根源，通过心理上的努力改变不良的思考模式和行为，就能设法清除神经质性焦虑。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人格也是可以完善的。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个体心理学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人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化的人，儿童的心理体验与其父母和家庭相联系，成人则扩展到与社会相联系，个体心理与家庭、社会息息相关，个体心理的发展重演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文明代表了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个体心理代表了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这种认识为理解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乔治·弗兰克尔认为：
“社会本身是心理过程的体现，我们所说的现实常常是一种社会化的神经症，甚至是一种制度化的疯狂……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结构是成人压抑的情结和冲突的客观化表征，从他们的自我中分离出来投射到社会上，这些情结和冲突再次进入社会并要求得到满足。个体在婴儿期和儿童期形成的并继续在潜意识中存在的力比多驱力重新浮出水面，并在社会中重演。成人必须压抑的东西在社会中出现时要求得到确认，对个体来说不允许的事情对社会来说却是允许的……躁狂的幻想，偏执的强迫性观念和恐怖症在社会中被制度化了并被感知为客观环境，主观潜意识成为客观现实。一个文化可以看做反映了人们潜意识幻想的镜子，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点；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现实，是存在于他们外部的客观环境。”
个体心理客观化为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又影响个体心理，主观化为个体心理：
“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如何转移到个体的心理，客观性如何成为主观性，心理如何反映了社会文化现实，而且还有主观的心理过程如何转移到社会及其文化中。因为认为社会文化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类心理之外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研究影响社会的心理过程，把它不仅看成是客观环境的一种结构，而且是心理过程的体现。”
精神分析学家在对个体心理发展的研究中，观察到力比多的不同优势，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并常常导致神经症症状的固着和情结的形成，每一种优势都引导个体追求自我保存和物种保存的必要功能。弗兰克尔认为：
“除了这些特定形式的力比多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基本的力比多驱力渗透到所有其他力比多中，我称之为弥散性力比多。如果有一种规则可以看做人的生命中最基本的规则，那就是每个人从出生起就需要爱。他需要付出爱并得到爱。”
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生活历史的产物，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努力地去追求自由和自我决定，最终都无法否认那些影响我们心理的历史过程，在我们努力压抑过去对现在的思想和态度发挥影响的时候，它会成为一种强迫性的力量，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过去的影响，并诉诸有意识的的评价和判断，我们便能够超越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摆脱其束缚”。精神分析不仅可用于个体神经症的治疗，而且可为整个文化的诊断和治疗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