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认识仍极为有限，不能因为人类剔除了其中的某个或某些物种，而未发现对整个系统有何明显的影响，就认为物种存在大量冗余、生态系统可以大大简化。在亿万年生物利用环境资源、相互作用、协同进化过程所形成的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物种都对这个系统的物能流动、循环、动态平衡起着某种作用。因为凡自然存在的物种，都是因为它们能在环境中提取物质和能量，并在生态系统中担当着物能流动、循环、平衡的一个环节，否则就会被自然剔除。自然界没有孤立的、多余的物种，人类所认为的冗余物种，可能不仅是生态系统稳定性、抗逆性的必要构成，而且是生态演替的适应性后备。人类也是众生中平等的一员，是生态系统中物能流动、循环、平衡的一个环节，如果人类只享用万物而不反哺万物，生态系统的物能流动、循环、平衡在人类这个环节上被紧缩甚至中止，生态系统就会走向衰落甚至崩溃，人类最终也会被自然所剔除。人类以自己的眼前利益为尺度，对万物进行有用的、无用的、有害的、竞争性的区分，并依据这种区分进行取舍、利用、替代、灭绝已造成了严重的无法估量后果。
通过某个物种的保存与灭绝给人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可以有助于对这种严重影响的理解。１９７０年，一种使叶子枯萎的真菌席卷从美国五大湖至墨西哥湾的玉米，使美国南部地区的玉米损失惨重，后来是在一种来自墨西哥的多种原生质的野生基因帮助下，才使损失得以中止，如果这种野生玉米完全灭绝了，科学家也就束手无策。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蛇根木中能提取降压药利血平和促进心脏有规律运动的阿吗灵成分，我国分布很广的丹参的根能提取用于活血化淤的丹参酮，野菊花能提取降低血压的黄酮类化合物，青蒿能提取治疗恶性疟疾的青蒿素等等。如果在发现这些植物的药用价值之前就把它们灭绝了，人类的许多疾病患者就少了很多保护神。人类在认识一个物种的价值之前就灭绝了它的事例已不可胜数，这对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估量。真正的安全是生物多样性所形成的生态平衡安全，当生物多样性被简化，生态平衡被打破，幸存的生物面临着新的环境选择和再适应时，一切才会变得危机四伏、凶险莫测，安全问题才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其简化的影响会持续地影响着人类后代，会造成无数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当人类祖先进入美洲、澳洲、新西兰后，毫无顾忌地灭绝这里的许多大型哺乳类动物时，他们谁会想到，这使他们的后代在尔后的文明发展中，因此而丧失了驯养某些大型哺乳动物充当耕作和运输中的牵引动力的机会，这种机会的丧失对美洲、澳洲文明的进程影响巨大？谁会想到它导致发达的玛雅文明小国林立、相互间战争不断，却又谁也征服不了谁，谁也无法统一？谁会想到因为没有运载的牲畜，就没有长途征战、快速通讯和远距离控制的能力，无休止的战争刺激着人口的增长，加剧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的程度，也加剧了气候干旱的严重性，最终使整个玛雅文明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崩溃？谁会想到没有大型牲畜作动力，也使这些澳洲、新西兰的土著部落难以跨入农业文明进程，以至在后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时，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如果美洲的土著居民也有以大型哺乳动物作坐骑的军队，陷入灭顶之灾的就只能是一小撮入侵者，而不是数千万土著人。
科技的发展曾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行为的自主性，给人类带来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产品的不断丰富、寿命的不断延长、生活的更加便捷，但科技的人类狭隘功利主义利用，不仅已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而且已形成了人类对科技的严重依赖性。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不仅表现在今天的人类除前述残存的极少数食物采集者外，已不可能离开科技而生存，城市人如果断电断水断交运，就将坐以待毙，农村人如果断肥断油断种子，也将束手无策。一句话，没有现代科技，现代社会就会顷刻瓦解，人类已经回头无路了；而且还体现在，科技所造成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负面问题，都必须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去解决，如资源能源替代、提高资源生产力之类的问题要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就更不要说人类追求长生、实现贪欲的无限雄心还远没有满足，因而更加需要科技的发展了。人类奋力推动着征服自然的科技战车前进，却又必须将自己捆绑在这架战车上才能安全，因为这架战车已扰乱了自然生态系统，使环境发生着迅速改变，使其他生物或者灭绝或者迅速地发生适应性进化，而人类自己适应的是由科技装备起来的人工系统，这个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分离已愈来愈远，人类披挂的科技铠甲似乎是愈来愈坚，但适应自然系统进化的能力却愈来愈弱，人类之所以没有回头路可走也正是由于此，人类的安全已面临着巨大而深邃的不确定性。
科技是有用的，却未必是真理。科技没有可能创造在物种大灭绝的浪潮中使人独善其身的奇迹，因而人类必须回到现实中来，正视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人类称霸地球，并不是人类已进化出了万能的适应性。人类的特殊之处，是进化出了自我意识、创造出了能够积累知识和利用事物规律的文化，能够利用自然的力量去反对自然，这种进化上的“异化”，既付出了人类自然适应能力“退化”的巨大代价，今天的人类如卸去科技文化的铠甲战车，赤身空拳在野外进行生存竞争，其适应性要远远逊色于其他任何哺乳类动物，即使与其远古祖先相比，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又付出了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巨大代价，其后果是双重且矛盾的：一是环境变化加剧使人类要不断加速强化科技武装以求安全，而资源匮乏加剧则使其可能性受到不断趋紧的限制；二是科技武装的护卫使人类失去了许多适应性进化的机会，但却不能使人类最终逃脱自然选择的命运，环境剧变和资源匮乏不断加剧将可能使人类面临着自然选择终将击破科技铠甲的巨大风险。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人类利用科技的力量在与致病微生物和有害昆虫的持续战斗中，虽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却无法结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原因是在环境剧变中微生物和昆虫具有最快的变异能力和适应性，而其他生物则瞠乎其后，人类更是望尘莫及。人类与之进行战斗的科学武器有三：药物、隔离、疫苗。药物杀灭病菌害虫的效果有限，因为药物既无法覆盖全部目标，又会引起目标物种抗药性变异种的出现，而且污染了环境，使变异适应速度慢的目标物种的天敌遭受灭顶之灾，结果是，病虫害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人类对用抗生素战胜传染性疾病曾信心满满，但好景不长，现在一些抗药性病菌和无法医治的病例正在不断被发现。在这种反复的较量中，遭受重创的是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对药物的更加依赖，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不使用药物，就没有人类及其食物的安全，使用药物效果有限且还带来更大的或新的不安全。这就把人类推入研制新药物与细菌昆虫进化的速度竞赛之中，在这种竞赛中，人类能否坚持下去，那要看有无可利用的资源，即使有资源能坚持下去，却也始终要慢一步，因而必然要不断地付出新的代价，而且这种竞赛过程也必然要不断地给整个环境和食物链添加新的污染物质。今天的人类在使用各种科技手段以使自己免受污染之害，只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人类施加于环境的所有压力，无一不被反作用力回馈到自己身上，人类是在用自己作毒药试验，其结果可能是慢性的集体大自杀。
隔离对避免某种杀伤力很强的病毒病菌感染的爆发是有益的，当家养禽畜发生这种感染时进行集体扑杀，人则实行隔离治疗，可以遏止疫情的蔓延，从而减少死亡。但有得必有失，得就是减少了当时的个体死亡，失就是失去了被保护物种的适应性进化机会。一般而言，即使是杀伤力很强的病毒病菌感染也不大可能杀死所有被感染的个体，它们中总有些会存活下来，有些还能将所产生的抗体遗传给后代，使后代获得免疫能力，从此不再受到这种病毒病菌的危害。人类和所有动植物都曾经历过这样的进化历程，这也是物种经受自然选择获得适应性所必然会有的历程。现已有研究表明，病毒和细菌对人类的进化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用疫苗接种的办法来获得某种免疫能力，不仅是滞后的而且是极有限的，它无法全面替代自然的进化机制，久而久之，人类及其家养禽畜可能会被生物进化的洪流完全边缘化，一旦科技护卫出现疏漏，或科技创新因资源匮乏而滞后，而无以为继，人类及其家养禽畜就会陷入最脆弱、最无助的困境之中。
虽然就潜在的可能性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是没有止境的，但这只能见之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不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呼唤出来。因而，认为今天人类所遇到的资源环境问题，今后都将能找到科学技术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对的，但如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因此而等到有了科技解决的办法时再去解决，那就像庄子所说的引西江之水以救车辙之鲋那样自欺欺人。
科技铠甲可以使人类及其种养的生物避害于一时，而不能避害于永远，并会随着时间推移，留下越来越多的适应性进化难题。人类过度依靠科技、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灭绝物种有可能会走到上天无路下地无梯的困境。
科技服务于利益竞争和商业化，已将人类和整个生物界的未来置于危险的不确定性之中。竞争机制曾有效地刺激了效率提高、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但是，只顾一己的、局部的、当前的利益而牺牲他人的、整体的、长远的、后代的利益竞争，则带来了人类的无尽苦难和地球生境的浩劫。当这种竞争已使杀人武器进入到窃取宇宙爆炸之火和分子组装、基因改写的领域时，人类就同时具备了在宏观上毁灭整个生物圈、在微观上毁灭生命或改变生物形态和本性的能力，在一个资源匮乏、分离猜忌、利益对立甚至旧怨新仇充斥的世界上，出于利益的激烈竞争或安全的严重忧虑，使得许多国家甚至组织都不择手段地力图去窃取这种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中，就会使其他国家深感威胁；如果这种能力扩散，人类被毁灭的风险就会更大。因为风险是概率，一条路上车辆越少，撞车的概率也越小；车辆越多，撞车的概率也越大。人类在历史上虽然战争不断，但因杀人武器的威力有限，因而破坏性和死人数也有限，不会带来人类毁灭性的威胁。那时的人类敢说：看看过去就知道现在，看看过去和现在就知道未来。可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只是显性的毁灭性核弹威胁，而且还有隐性的新技术威胁，例如，至少是从阶级社会和原始宗教出现以来，追求长生不死和洞察一切就是所有人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和文化人的不变梦想，现在人类通过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和信息技术使实现这一千年梦想成为可能。由于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这种人类无从舍弃的利益诱惑，将使得它像一支摄人心魄的魔笛，驱使人类在追求长生不老和洞悉一切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生产出人们所能想到的或所需要的任何生命形式和信息网络。横向的物种界限、纵向的血缘关系、独处的私人空间甚至心理隐秘都将消失，现在的生物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都将过时。人类将面对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高度不确定性乃至连人是什么都不确定，人的一切包括其基因编码、一切行为甚至所思所想都毫无隐秘可言并可以任意改变的未来。到了这时，人类将变成的可能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或世界主宰，而恰恰是绝大多数人变成了极少数人任意操控、摆布的奴仆、牲畜，这时的战争可能不再只是有“杀人盈野”的硬战争，而是还有“摄魄控脑”的软战争。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是用兵者的最高艺术，自古至今罕见有人具有这种能耐，“控脑术”出现后可能就易如反掌，但这时已是人人自危，没有胜者了。
人类能否作出好的选择而避免“不可收拾”的后果，例如避免虽然长生但却不知我是谁，看似洞察一切但却丧失了自由，本想无所不能但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就只能“在控制它们之前必须先社会自控，并使社会自控变成个人自控”。人类只有能形成整体协同机制才有未来，科技如果被一个鼠且寸光、相互疑忌、窥私为乐、喜人之过、唯利是图、竞相征服的社会无限推进、滥用，人类对未来就既不可能阻挡什么，也不可能选择什么。
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苦难就与文明如影随形。现代科技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巨大增长，都没有对此有基本的改变，近年全球的饥民人数在１０亿上下徘徊，战争、恐怖主义袭击、暴力冲突、谋杀等造成的死亡天天不绝于新闻，据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主席布莱恩·米沙拉提供的数字，全球每年死于自杀的人超过１００万，贫富人群都有，男性多于女性，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５０年中，全球自杀率上升了６０%。自杀是对人生的绝望，人类社会究竟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