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也承认自己运气好，可是接下来，因为茶壶上的一个字，弟弟们闹了笑话。茶壶上刻着“天下第一関”，堂弟念“天下第一门”。六叔的儿子讽刺道：“好好看看，那个是门？好好看看是不是个门？”堂弟就问，不是门是什么？六叔的儿子正色道：“天下第一阁”。莫言一看就说，不是“天下第一门”也不是“天下第一阁”，老弟们，是“天下第一关”，这图案有点像山海关。他们不乐意了，满脸通红地说：
“这个造茶壶的，简直是胡闹。谁批准他写繁体字的？……三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脑子没有多少空。上学时，我们作文比你好，就是运气不好，没碰上好机会，所以在家当泥瓦匠，盖房子，你运气好，就写小说了。”
莫言当然说你们也可以写啊，他们说：
“那玩意儿，胡诌乱扯，我们不写，我们要写就写元旦社论”。
故乡的隔膜
一个小说家，当他以记忆说话的时候，面对的又是一帮很少理解文学，甚至不看小说的人，他在乡村的身份认同就更尴尬，或者说，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来自故乡的隔膜。
1
莫言在小说里常常写到一些人物，这些人有的还健在，就不满意了，也没有那个精神高度理解小说，觉得莫言让自己出了丑，写死了或者丑化了。莫言不常在家，所以父亲就成了莫言的救火队员。这些人来到莫言家，或者在路上碰到莫言父亲，就会质问莫言。王文义是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他当八路的时候做过一件糗事，麻湾那一战，冲过壕沟，有颗子弹在他的耳边穿过，他一摸，摸到了血，吓得把枪扔了就往回跑，边哭边喊“连长，我没有头了呀，我没有头了！”连长骂了娘，说你没有头还会哭，你的枪呢？他回答扔到壕沟里去了，连长就踹他一脚，自己冒着枪林弹雨把枪拿了回来。枪在那个时候是很珍贵的东西，丢一支枪要枪毙，缴一支枪会“立功”，王文义可以说被连长救了一命。在《红高粱》中，王文义还被莫言写死了，说他——
“被几十颗子弹把腹部打成了一个月亮般透明的大窟窿，那些沾带着肠子的子弹从余司令头上淅淅沥沥地飞过去。”
这也让王文义受不了，就发着脾气找莫言父亲评理。父亲说：
“写小说嘛，诌书咧咧戏，哪有真事？”
莫言回家，拎着两瓶酒去看他，他就不说什么了。《红高粱家族》里还有个孙五，就是给鬼子逼着剥人皮的那个，“孙五”村里的一个中学教师在酒席上指责莫言的父亲，说你们怎么能那样写人家呢？父亲说，儿大不由爷，莫言大了，写什么我不知道，你就让“孙五”找领导吧，让领导批评他，处分他。这让莫言很过意不去，一是觉得伤了家里人的感情，二是觉得父亲受人“巴数”（被人指责或者说不留情面的话）。
这些不理解其实后来都成了理解，或者说接受。一方面因为故乡的人越来越懂得什么是小说，另一方面，源自莫言的成名，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莫言到高密东北乡来，有学者、有外国人、有著名作家，还有一些慕名而来的社会名流，这隔膜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近来，我在看迈克尔·杰克逊的采访录时，他说谎话说多了，人们就信以为真了。莫言有一点点成就，人家觉得是运气，多一些，人家觉得说不定真有两把刷子，再多一些，就承认了。莫言真牛。记得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记者涌进他在高密的家，要采访，邻里们听说了，也在议论，说莫言又为高密挣了光。时光飞逝，人们已经习惯莫言带来的荣誉，政府还为莫言建了“莫言文学馆”。当时，郭沫若先生有纪念馆，陕西的贾平凹、浙江的余秋雨都有家乡人给建了文学馆。莫言比劳伦斯幸福多了，劳伦斯在世的时候，故乡以这位作家为耻，而今，劳伦斯的故居是旅游的一景。
2
政府对莫言的待见，除了建文学馆就是修旧居了。文学馆建成了，修旧居，莫言家是万万不同意的。
要建文学馆的时候，莫言一家就反对过。管家的家风就是低调内敛，谦虚谨慎。何况，贾平凹也好，余秋雨也好，都被人诟病，网上一片反对声，习惯了谨言慎行的一家人不想主动招惹是非。为了建文学馆，也为了说服谟贤，任莫言研究会会长的孙惠斌劝解道，建文学馆不是建你们老管家的家庙，是高密文化界的大事。说“莫言是高密的，莫言是世界的！”这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于是，莫言大哥管谟贤就带着惶恐加入进来。我其实很不喜欢莫言大哥文中的一种态度，就是很官僚，喜欢把会长、秘书长、政协委员、国家督学、某某家挂在嘴上，这不是一个作家该有的态度，我想，这也许就是莫言是作家，而他哥哥不是的重要原因。
建立一个文学馆，我认为有必要，这可以记录一个作家的生活，也可以很好的把作家的研究资料留下来，给研究者一扇门。在理想状态下，这种文学馆最好民间来做，做出来的东西更接地气，让老百姓觉得亲切。如果官方来做，就给人感觉很政治。比如找人提个馆名吧，觉得王蒙很合适，原因呢——
一来他是国内外著名的大作家，是莫言的前辈；二来他曾经担任过文化部长，名位都适当。
我看到这里觉得可笑，小说家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怎么到了写馆名的时候，就成了“文化部长”了呢？为什么不说“前辈”王蒙或者“老师”王蒙？文章里还充斥着如“同志”之类的字样，我想，莫言大哥这一辈子都不会改了，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人，他受的荼毒很到位。
我仔细看了看，发现毛维杰先生写东西更政治化——
走进莫言文学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题写的馆名镶嵌在大门上方的楼面上，很是气派。门柱上的楹联则是陕西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题写的，上联是：“身居平安心忧天下”，下联是“神游东北乡笔写华章”。
我丝毫不怀疑贾平凹对莫言生在平安庄，北京家住平安里的匠心独运。但有些疑惑，贾先生这“对子”收钱了没有？反正贾先生写字好像是要收钱的。不知道，这作协啊、部长啊，对于莫言文学馆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作为人民的文学馆，找几个尽职守则的看门人或者服务人员就可以了，要那么多“长”？有必要吗？即便是提到贾先生，可以称“老友”贾平凹吗？
不能否认这些“长”们，为了这文学馆下了功夫。研究会秘书长——毛维杰。维杰先生六次上北京，得莫言书籍、资料、奖状、博士服、光碟等等。还多次派人去参观陕西西安贾平凹文学馆、陈忠实文学馆、河北孙犁文学馆、北京鲁迅文学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冯德英文学馆等等，不禁想问，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3
文学馆建立在高密一中，是学校一幢4层小楼改造而成的，免费对外开放，现在只有一二两层在使用，第一层是学生阅览室。里面有5000多册藏书，全部是莫言捐献的，“莫言每年捐3次书，这些书全部是他看过的图书和刊物、杂志，有的书籍上面还有莫言阅读时做过的标记。”毛维杰说，学校的阅读课就在这里上，“每本书都盖有‘莫言收藏’的印章。”毛维杰以前是高密一中的一名语文老师，后专门负责文学馆的工作，高密莫言研究会于2006年成立，共有30多人；2008年筹建，2009年开馆。
文学馆的第二层，分文学成就、成长道路、文学王国、故乡情结、文化交流等6部分展出跟莫言相关的人和事，馆内的综述颇有点“王婆卖瓜”——
“很多国际权威人士认为，莫言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经考证，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之后”。
话说回来，文学馆的确是研究莫言的一个好去处。倘你想研究生平，可以看到他不少著作和获得的奖项；倘你想对莫言做出评价，就可以看到评论家对莫言的夸奖，我找了找，反正都是好话，还有各种对联，我找了找，也没有批评，都是吉祥话；倘你想研究莫言的书法，这里有大量莫言的手稿、书信；倘你想研究莫言著作的版本，这里有各种版本的样书；倘你想研究莫言的对外文化交流，这里有莫言去世界各地的图片、演讲……你甚至可以在这里看到当年的“十八里红”。
心痛啊，一个文学馆，里里外外都有着政治色彩和好话，怪到莫言广泛地被人质疑共产党员的身份。恐怕参观完文学馆，再看看几位馆主的文章，就会发现，这种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我想，这个文学馆的东西，莫言还是少看吧，看久了就会自我满足了，在馆里转一圈，会发现莫言实在伟大得无与伦比。什么时候，文学馆里专门设一间“批评室”，就真的进步了。
我还是喜欢张大春的话——“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你好，不需要多说；你不好，更不需要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4
莫言没获奖的时候，政府就一直嚷嚷着要给莫言修旧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喊得更紧了。不但要修缮莫言的旧居，连当年拍摄《红高粱》的石桥，村支书都想着怎样牢固牢固。莫言的父亲说：
“修了让人笑话，听说周恩来在世时，家乡人要给他修旧居，他都反对，我们这些小人物修什么旧居！”
就这样，莫言的旧居已经闲置了20年，莫言当年离开高密东北乡是21岁，加上一家人也是后来搬过来的，所以这旧居他也居住了20年。平时，这里很少人出没，很安静，屋后面就是静静流淌的胶莱河。因为“诺奖”，这里开始人山人海，记者们蜂拥进来，大门被开了又关。
大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院子里杂草丛生，另外有一片胡萝卜，萝卜很好打理，不用怎么拾掇就可以长得很好。墙的材质有很多种，或者是青砖，或者是土坯，处处体现着“有年头”的味道。屋子久无人住，难免霉烂，在一些地方贴了手写的大红“福”字，屋子里有个老式的灶台，墙角有桌，上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一个镜子、一个写有莫言故居字样的木牌子、还有一个白色大海碗。收音机是青岛的“海燕”牌，1979年莫言结婚的时候买的，价格是49.5元，这可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镜子也是那时候添置的。当时，人口多，只能挤在这里，莫言女儿也在这里出生。管谟欣说：
“早前，西边也有2间侧房，东头是个猪圈。南面还有个厕所。但是现在这些房子都因年久失修拆掉了，只有正屋的5间房子现在保留下来了。……老房子是民国元年建成的，刚开始只有4间。后来发大水，房子被冲毁了。1966年的时候，我们家对老房子进行了翻新修缮，又加了1间……那个时候，我们一家10多口人都挤在这个房子里。”
屋内空空如野，我想只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才会产生很多回忆，没在这里住过的人又能看到什么呢？不过是猎奇而已。所以，如果连放着杂物的西屋，都被很多记者认真记录下来，未免有些夸张。
政府屡次想修葺，都被莫言拒绝，旧屋一间，无人居住，何必劳民伤财？可政府可并不这样想，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否则后代会埋怨没有好好保护人文留念。我想倘开发成一个旅游区，像沈从文的凤凰那样，说不定还能造福乡里，要是单纯因为除了一个名人就歌功颂德，倒是大可不必。莫言的父亲说：
“他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去年不同意修缮，今年拿了奖，同样不会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
老父尚在，家里自然还是老父亲说了算，政府要修，父亲不让修，家里人决定自己修。只是，老屋用的东西都过于年久，比如盖房时房顶用麦草铺了三层，现在已无处可找。人不住，屋却留下了，只要屋子在，莫言就有一个可以接地气跟怀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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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高密市南关天坛路26号还有一个旧居，这个旧居可以看出那时候的莫言不差钱，这大概也是莫言在作家们纷纷下海的90年代初，还坚持在山东老家写作的经济基础。据叶开介绍：
莫言写的很勤奋，有一个晚上写3个短篇小说的记录，整个学生时代他写了大约200万字，按照当时的稿费标准赚了6万块。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还能成为话题的时候，莫言的家底已经颇为殷实了。电影《红高粱》的获奖让小说《红高粱》的版权买到了国外，莫言拿的是美元。……莫言90年代初在县城买大房子的时候，中国老百姓还都没有买房的概念。
后来，定居北京的莫言把房子卖给了一个朋友，而今则被捐给了市政府，作为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1988年到1995年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众多作品。其实，政府重视作家的旧居，其实是好事情，至少它想要保护一些人文的种子，所以无形中也给作家们提了点醒，善待自己的旧居，或者多少给旧居一些人文的色彩，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多一点点文化的因由，就比在大街上多一个游戏机厅、KTV、商场强。
这处县城里的房子，相比莫言老家的旧屋，更少人来。一些和莫言相关的物品已经被搬到了莫言文学馆二楼，包括两张桌子、一个台灯、一把椅子和一台老式的电脑。毛维杰介绍，原来莫言曾经尝试过用电脑写作，后来他觉得不方便，没有手写得快，就又恢复了手写——
“莫言用笔写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想让自己的手稿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