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鼓琴图荀子总结了前代和战国末期各家思想。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各家有益成分，礼法并施、刚柔相济的思想体系。他在《天论》中否认有人格意志能主宰宇宙一切的神秘的天的存在。他主张天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有自身的变化规律，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不与天争职”。“明于天人之分”，认为天道与人事没有必然联系，彻底反对占卜及迷信鬼神。荀子把“行之”当做认识的最高阶段。《儒效》中说：“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主张“性恶论”。在《性恶》篇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圣人与众人本性都一样，只是后天行业、习俗、学习不同才有了差异，普通人只要努力学习也可以成为圣人。荀子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他在《大略》、《修身》、《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和方法。强调尊师重教、注重实践、知行合一、学思兼顾、参验反省、专一有恒，尤其重视道德教育，提倡用礼义来改变人类本来的恶性。“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名言千古传诵，启迪后人。
荀子的文章“言必当理”，“心合于道，说合于心”，在语言上十分重视言辞技巧。文中大量运用对偶旬、排比句，《劝学》一篇之中连续用50多个比喻，增强了说理的生动性。《赋篇》写“礼”、“知”、“云”、“蚕”、“箴”以四言韵语为主，也有散文形式，很像谜语，是“隐书”体文。《成相》一篇韵文“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这种民间说唱形式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是为弹词之祖。
韩非著书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贵族公子。早年喜爱刑名法术之学，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他生在空前动荡的战国末期。目睹韩国削弱，切望国家强大起来，曾屡次上书，建议韩王改革政治，富国强兵，一直不被采用。于是他发愤著书，作《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秦始皇看到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恨不得与之同游。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此，秦王出兵急攻韩国，想把韩非弄到秦国。韩王眼见形势危急，于公元前234年，派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存韩伐赵，韩非虽然口吃，但却说明了存韩伐赵对秦国有利的道理。秦始皇听了很欣赏韩非，将他留在秦国，但是并不信任他。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自己以上，于是联合姚贾谗害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公子，他讲的话都是替韩国着想，不是为秦国尽力，不如给他定个罪名杀掉，以绝后患。秦王听信李斯等人的谗言，将韩非下狱，被迫服毒自杀，死时仅40多岁。
韩非的文章收集成书，旧称《韩子》。到宋朝以后，因学者尊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为韩子，恐与韩非相混，于是改称《韩非子》流传至今。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代表人物，他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认为当今之世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的，必为新圣所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攻击儒墨“非愚则诬”。对于私门势力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为加强君主集权统治，他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措施和办法。“法”是指统治者颁布的法令，着重讲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术”是指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着重讲君主防范、识别、打击臣下的策略；“势”是指君主的权势，着重讲君主要保持和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韩非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国。只有鼓励耕战，强本抑末，才能富国强兵。
韩非的文章，善于用大量的事实，作精辟的分析，以严谨的逻辑，推导出论点，抓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笔锋犀利，咄咄逼人的语言质朴流畅，表达准确清晰的理念，概括性很强。而排比、对比、比喻、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又增强了说理的形象性。韩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说理。《守株待兔》的寓言讽刺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可笑；《狗猛酒酸》的寓言揭示了奸佞蒙蔽君主、阻塞贤才之路的现实；《买椟还株》的寓言痛斥“今世之谈士”，“以文害用”的迂腐；《和氏之璧》则悲愤“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人才不被起用的黑暗与残酷。《南郭吹竽》的寓言剥去了因人成事、不学无术之人的假面具。
韩非的寓言多来自民间，所选题材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讽刺的对象似曾相识，所作譬喻令人发笑的同时得到启示，他阐发的道理常常成为人们斗争的武器。
屈原与《离骚》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相传，颛顼高阳氏有一支六代孙，一个名叫季连的，开始牧羊。根据羊叫的声音姓芈，楚人就是他的后代。到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有个名叫鬻熊的建立了功劳。到周成王时，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于楚地，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县境内）到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受封屈地为卿时，便以“屈”为氏了。
楚国开国之初，曾被中原各国视为“披发左衽”的蛮夷，始终被置于中原诸夏的伐挞之列，侮辱与打击迫使楚王和他的臣民们励精图治，变法图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屈原登上楚国政治舞台的时候，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已经衰落下去了，只有北方的秦国、齐国和南方的楚国保持着势均力敌的局面。当时七国之间，有条件统一天下的非楚即秦两个大国，纵横家苏秦曾游说楚威王说：“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威王虽然喜好法制，有意改革称雄，终于因为楚国旧贵族势力强大，把持权柄，排斥贤能，残酷剥削压榨人民，统治极端黑暗腐败，使一切进步的改革无法实现。
屈原因为出身贵族，又与楚王室同姓，加上幼年受到很好的教育，培养了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大约在22岁时，初任三闾大夫之职。掌王族昭、屈、景三姓，兼管贵族子弟教育的事。由于屈原“博闻强记”，“善于辞令”，才能卓越，不久便被楚怀王提拔，任左徒之职。任职期间，对内屈原提出“举贤才而授能”，实行法制，改革腐朽的贵族统治政治制度；对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一度得到楚怀王的允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当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曾奉命“造为宪令”，起草改革楚国内政外交的法令制度。遭到了楚国保守贵族势力的嫉妒与打击。在政敌的造谣谮毁面前，为人柔懦偏听偏信、昏庸无能的楚怀王很快便疏远了屈原。立法失败了，屈原的“美政”理想破灭了。
屈原被疏远以后，政治上的排斥打击并没有停止。大约在楚怀王二十五年，楚“背齐合秦”与秦韶王“盟于黄棘”。由于屈原持不同政见，被放逐到汉北。过一段时间又被朝廷召回。楚怀王三十年，屈原谏止怀王赴秦武关约会不听，结果怀王被秦囚拘，楚立顷襄王以绝秦望。3年后，楚怀王客死于秦国，引起楚国震动，国人怨怒劝怀王入秦的子兰，屈原也对子兰表示不满。于是激怒了子兰一伙，向顷襄王进谗言，又把屈原流放到大江以南。据《史记》所载：“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派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顷襄王与群臣逃到郢都东北的陈城。屈原眼见自己的楚国走向灭亡，彻底绝望之际，于次年夏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一生。为祖国、为实现“美政”理想，不惜奔走呼号，在遭受群小排挤迫害时，挺身奋争，用诗唱出满腔的悲愤，倾泻深沉的爱国情怀。至今传诵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5篇。没有篇名。王逸《楚辞章句》认为25篇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372句，2490字。基本内容表现诗人坚持“美政”理想，为实现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治理国家、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而积极追求和不懈地斗争。诗人首先回顾历史，从叙述家世、生辰名字说起，参政改革，决心将自己的才智贡献给祖国的强盛事业，却招来了邪恶小人势力的诬蔑诽谤，挑拨离间屈原和楚王的关系，以至被放逐，连屈原苦心培养的人才也变质了，祖国命运岌岌可危，屈原怒斥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俪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而楚王则昏庸“信谗而裔怒”、反复无常。面对现实，决不屈服，宁死也不改变志向。然后诗人写对未来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面对未来决不明哲保身，消极逃避。上天遨游，不忍离去，又回到祖国的大地上，决不选择与爱国情感和实现理想相悖的道路。最后“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决心以死来坚持理想，与黑暗的现实抗争。
《离骚》用神话传说入诗，用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写得很浪漫，塑造了一个理想崇高、人格峻洁、感情强烈、超凡脱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加上夸张、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使《离骚》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屈原的《九章》是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9篇诗歌的总题，题目为后人所加。诗的内容主要是屈原两次放逐过程中的经历、处境。表现诗人对祖国无比热爱、对一群小人深恶痛绝的苦闷悲愤之情。
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九歌》11篇，分别祭祀十神：《东皇太一》祭祀太一神（最高尊神），《云中君》祭祀云（或雷）神，《湘君》、《湘夫人》祭祀湘水配偶神，《大司命》祭祀主寿夭之神，《少司命》祭祀主子嗣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山中之鬼，《国殇》祭祀为国战死的英灵，《礼魂》为送神曲。
屈原所作《天问》、《招魂》是两篇奇文。《天问》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自然万物、古往今来社会现象，通篇用诘问语句，参差错落，探索真理，思想博大精深。《招魂》是屈原被流放在江南时，根据民间的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的。前有叙文，中有主体巫阳招魂词，后有乱辞。招魂辞最突出的特点是每隔一句用一个楚国方言“些”字结尾。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撰写的。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杂家”。据汉代人高诱《吕氏春秋序》说：“（秦）庄襄王以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其实吕不韦组织编写这部说理文集是为政治服务的，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进行舆论宣传。《察今》明确提出“先王之法不可得而法”的道理，说明必须“察今”不能泥古，立法必须顺应时变。法令制度应该随着客观形势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法令制度和客观形势的关系，就如同药物和疾病的关系一样。疾病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药物也应该随着疾病的变化而变换。如果药物不变，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同样道理，客观形势在变化，法令制度不变就一定会失去它的功用。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成药，也没有永远适用的法令制度。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的道理，是有现实意义的。
《吕氏春秋》一书里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历史文献和遗闻轶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许多单篇说理文的集合之作。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层层深入地论说，条理清楚，富有形象性。比如，楚国有个人坐船过江，不小心，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去了，他马上在船上刻一个记号，并说：“这就是我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泊以后，就从船刻的记号那地方下水里去找剑。船走了剑不走，像这样找剑。不是糊涂吗？这则寓言讽刺不能因时制宜的迂腐。凝炼成“刻舟求剑”的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再如，在江边上，看见一个人正拎起一个小孩往江里扔，路过的人问这是为什么？那个人回答说：“这孩子他爹擅长游泳。”他爹擅长游泳，他儿子难道就擅长游泳吗？文章用这样的寓言故事譬喻泥古者，是多么的荒唐幼稚而可笑啊。至于《荡兵》、《顺说》篇中这样的喻亦拾皆是。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人。县治在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
司马迁像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忍辱含垢、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深刻地反映出中华民族从黄帝始祖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社会生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诸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风貌。
司马迁的祖先为重黎氏，从颛顼到唐尧、虞舜之时，世代执掌天宫地理的职责。到了周代，重黎后代有个叫休甫的人被封于程地，为伯爵，称程伯休甫，周宣王时任司马的官职，从此以司马为姓氏。世代掌管周王室的国史档案。秦惠文王时，司马错因伐蜀有功做了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与秦名将武安君白起曾坑杀赵军四十万于长平。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是司马靳的孙子，为秦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为汉市长。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父亲司马谈是个博学之士，汉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著有很重要的一篇理论文章《论六家之要旨》。详细总结、科学分析了战国以来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精神思想与社会需要的关系。他认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治理天下最好最省力的学说。同时司马谈在任职期间搜集记录了大量历史资料，积极筹划史记的写作。不幸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逝。临终前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