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曾任太子少傅。后人因此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祖籍太原。后迁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父亲皆以明经出身。10多岁时，因避战乱，只身漂泊江南。他读书勤奋，29岁中进士，32岁又以“拔萃”登科，初仕校书郎。35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授官盩厔室尉。此时，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和反映农民困苦的《观刈麦》等诗。不久入翰林学士。又做3年左拾遗。白居易踌躇满志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白居易面对社会现实，深感有“为民请命”的责任，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发出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呼喊，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不怕牺牲，不计个人得失“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这不仅是白居易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75篇，提出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建议“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任左拾遗期间，一方面履行谏官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利用诗歌配合斗争，“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许多讽谕诗像利剑一样射向黑暗的现实，刺痛了权豪们的心，使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不惧权豪怒终受权豪害。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有史以来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借机将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心中明白：“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被贬之后的白居易“换尽旧心肠”，虽然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的微辞，但是人生态度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日益险恶，逐渐滋长了佛、道思想。他把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糅合在一起，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力求“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白居易沉默了，“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避牛李党争之祸，他采取中隐之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于是力求外任。任杭州、苏州刺史之后，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人生的最后18年。在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讽谕诗”虽然不写了，在不触怒权豪而又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白居易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在杭州筑堤浚井，至今尚有白堤在西湖。在苏州，苏州人民对他感情深厚，离任之日，“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在洛阳“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会昌六年八月，白居易病逝于洛阳，葬于洛阳龙门山。
白居易是继社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总结中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指导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与元九书》便是全面、系统、有力地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书。
白居易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肩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他指出，要写做出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泉源。他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白居易在这种诗歌理论的指导下，写了1300多首诗歌，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白居易曾将自己51岁以前写的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相一致的，也是他现实主义诗论的具体实践。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性。
讽谕诗从“惟歌生民病”出发，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观刈麦》写农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苦，“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捡麦穗充饥的清贫，“自愧”不劳而食。《采地黄花》写农民“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苦辛”。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为农民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关心农民疾苦也关注妇女的命运。写《井底引银瓶》、《母别子》、《后宫词》、《请拣放后宫内人》、《上阳白发人》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呼喊。白居易深知人民的疾苦是由于“一人荒乐万人愁”造成的，因此，在讽谕诗中揭露统治阶级的“荒乐”和弊政。《赠友》、《重赋》揭露两税真相，“敛索无冬春”，控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强盗统治。其中“宫市”是中唐的一大弊政。以皇室购物为名，“实夺之”。少有人敢过问，白居易写《卖炭翁》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诗中“黄衣使者”和“宫使”都指宦官。虽不发议论，更不见讽刺之辞，但是，是非爱憎见于叙事之中，写法独特。白居易关心时政，更热爱国家。《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说出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
白居易的讽谕诗，主题明确，集中专一。一首诗集中写一件事，效法《诗经》作法，以诗的首句为题，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惟恐人不知其旨，“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采用外貌、心理等细节深化主题。《卖炭翁》写善良辛劳的炭工外貌、心理，十分生动、感人。白居易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反映社会矛盾，夹叙夹议，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用通俗化的语言，平易近人，妇孺皆能成诵，因此，广为流传。
韩愈与敬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3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刻苦学习，贞元八年（792），25岁时考中进士。29岁步入仕途，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向宪宗谏迎佛骨而得罪，几乎被杀，幸裴度等人援救，被贬为潮州剌史。穆宗即位，奉召回京，为国子祭酒，兵部、吏部侍郎。卒年57岁，谥号“文”，世称韩文公。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将古文革新理论主张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写出了大量的新型“古文”，充分展示了古文运动的实绩。著有《昌黎先生文集》40卷。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
《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是“怠”和“忌”。“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进而发出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文章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然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观点，却不引经据典，表现出散文创作的一种新形式。
《师说》不顾世俗诽谤，勇为人师。指出师的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韩愈的见解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师道观，直到现在仍不失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托了韩愈对自己遭遇的愤愤不平。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见外，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如此文章，转折变化而简捷明快，虽说议论，却如叙事一般，淋漓畅快地一吐胸中委曲。
至于《进学解》、《送穷文》用对话的形式，以自嘲为自夸，以反语为讽刺，对社会的庸俗腐败，表现出一个有理想、有节操的文人士大夫面对黑暗现实不妥协的精神。《毛颖传》仿司马迁传记文的写法，为“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之作。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借喻毛笔始而见用。“以老见疏”的故事，不仅讽刺统治者“少恩”，同时也对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无用老官僚给以辛辣的讽刺。
《送李愿归盘谷序》是一篇“杂文”，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揭露和鞭挞。描摹庸俗大官僚丑态和官场的丑恶，穷形尽相，令人耻笑。用对比的方法叙述，化骈偶为单行，流畅有气势，是韩愈早期有声有色的散文力作。
《蓝田县丞厅壁记》是为“种学绩文”的崔立之鸣不平，同时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记叙文中文学性较高的名篇之一。这是一篇辩诬的文章。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长时间处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思想也很混乱。当时流行着对张巡等人的造谣中伤，实质是制造不利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言论，为叛乱者张目。韩愈在本文中阐明张巡、许远在平叛安史之乱的功绩同时，推论睢阳保卫战对扭转当时战局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文章以生动形象的笔墨记述了许远、张巡、南霁云等忠诚将士死守睢阳城，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部夹叙夹议，证明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层层驳诘，爱憎凝于笔端。后半部分，根据自己所得的民间传闻，写张巡、南霁云的轶事，特别补写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段，最是精彩，南霁云的英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
《柳子厚墓志铭》是韩愈碑志文中的名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称颂其才学之外，着重叙述柳宗元的政治、德行、文学诸方面。首先称颂柳宗元的政治才能，肯定其在柳州的政绩，并对他长期遭受贬谪、备受排挤打击的惨苦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其次着重表彰柳宗元重友谊、有气节的人品。表明柳宗元在韩愈心中的地位。最后。对柳宗元在文学上取得的不朽业绩，给予应有的评价，并指出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斥久”、“穷极”。韩愈用富于感情的语言悼念好友柳宗元的同时，也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虚伪与冷酷无情：“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文章从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人手，抒写悼念亡侄的悲痛。韩愈的父亲韩云卿生3个儿子。长子韩会，次子韩介，三子韩愈。十二郎就是韩老成，本是韩介次子，过继给韩会为子。韩愈3岁丧父，由韩会夫妇抚养成人，他和老成生活在一起，经历患难，叔侄间的情感特别亲密。老成去世，韩愈写文祭奠，幼年情事和生离死别的悲哀，萦回中见深情，呜咽处见深痛，语从肺腑流出，恰如长歌当哭，哀婉动人。
韩愈的散文风格，雄奇奔放，流畅明快之中又富于曲折变化，“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其语言简练、鲜明、生动。他既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日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所作散文词汇丰富，很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韩愈创造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流传了。《进学解》：“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动辄得咎”，《送孟东野序》：“不平则鸣”、“杂乱无章”，《柳子厚墓志铭》：“落井下石”。等等成语，至今为人们喜用。韩愈除了善于运用比喻使描写对象生动形象之外，还善于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语句中获取借鉴，活用词性。《原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用这种语言组织句子，错综成文，非古文大家不能为也。
古文领袖柳宗元
柳宗（773—87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贞元九年（793）21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803），31岁，为监察御史里行。唐顺宗继位，王叔文等改革派执政，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集团。柳侯祠被任命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这期间，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罢宫市、免进奉、启用忠良、打击惩处赃官等，做了许多有利于百姓的好事，因而遭到宦官和旧官僚们的联合反对。不到7个月，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10年后，改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任上，时年47岁。柳宗元本为河东人，曾任官于柳州，后人因称他柳河东、柳柳州。著有《河东先生集》45卷。
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也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是中唐时期文坛的重要领袖人物。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官与民的关系上，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人民不是官吏的奴仆。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指出，人民“出其十一”纳税，雇佣官吏来为人民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盗取人民财富。人民对官吏所以不敢怒而斥退，是因为势力不敌而已。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试图探求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它反映出中唐时“两税法”实行以来只是剥削方式的改变，并不解决民生问题。他基于对人民的同情，产生了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想法。《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做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世食禄邑”和由此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柳宗元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作用下，即使“圣人”也无力兴废，兴废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论。社会发展由“家天下”必然走向“公天下”。有力批判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柳宗元先进的历史观，得到苏轼的赞颂：“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