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泄密
乔治是个很常见的名字，名人叫乔治的也不少，比如最近当总统的两父子都叫乔治。美国的独立也有乔治的功劳，有两位乔治促成了美国的诞生。一位是英国国王乔治，北美政策一错再错，结果丢失了殖民地。另外一位是乔治·华盛顿，率领缺衣少食的大陆军屡败屡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51年7月初，一架美军运输机降落在阿拉斯加州诺姆市。诺姆位于靠近白令海峡的西沃德半岛的南部，当年因为淘金热的缘故，曾经是阿拉斯加最繁华的城市，人口一度超过两万人。当时由美军负责这里的治安，每到秋天，他们就全城搜查，将没有住处或者没钱租房的人统统遣送回美国本土。
随着淘金热的降温，诺姆人口越来越少，到1920年人口统计时，只有852位居民，究其原因，西班牙流感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诺姆居民人数慢慢升高，到1950年人口统计时，为1870人。
美军运输机直接降落在该市的墓地附近，飞机上先下来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军，将墓地用铁丝网围了起来，严禁外人进入，诺姆居民的行动也受到一定限制。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在和苏联对峙的白令海峡沿岸采取军事行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
不过还是有几位好事的本地人，偷偷接近被圈起来的墓地，他们远远看到，里面有一群穿着奇异服装的人在挖墓。
死者为大，在美国，现有的墓地如果没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是不能移动的，更不要说未经许可就挖开。但冷战时期，军方这么干，也没有引起抗议。
他们不知道，这群人穿的叫隔离服，每次换下来的隔离服都就地销毁了。这群人里面有军方的沃尔特·里德医学中心的病毒专家，也有NIH的病毒专家，他们来到诺姆，是执行一项被命名为乔治计划的秘密项目。
乔治计划是军方和NIH合作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数月前立项，整个计划严格保密，参加项目的医学专家们直到飞机降落后才得知此地是阿拉斯加的诺姆。
因为阿拉斯加是永久冻土，军方运来了最先进的挖掘机器，一切安排好后，先对墓地进行勘查。
勘查结果：大约在十天以前，有人在此进行过挖掘。
如此绝密的行动居然让人捷足先登了。
乔治项目泄密的消息当即上报给五角大楼，惊动了上峰。上峰下令在国防部内严查此次泄密，同时下令在诺姆进行调查。
军令如山，很快两方面的调查都有了结果。
国防部内部调查发现，有内部人员把这个行动计划透露给了一位国会议员。
在诺姆的调查表明，十天前有一个年轻人来到这里，对墓地进行了挖掘。此人是从费尔班克斯而来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个月以前，包括这名年轻人在内，有三个自称来自爱荷华大学的人住进了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因为暑期而空置的学生宿舍，每人每天支付仅五十美分的住宿费。这几个人携带了一些可疑的装备，他们在费尔班克斯的第一周无所事事，只是待在学生宿舍的休息室，到处打听什么时候雨能够停。第二周，他们突然购买了六只灭火器，天晴后这名年轻人立即雇飞机离开，几天后另外两个人也不见了，他们的行踪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五角大楼对此十分重视，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快被确定了。他们是爱荷华州的病毒学家阿尔伯特·麦基、病理学家杰克·雷顿，瑞典来的短期进修生乔汉·赫尔汀。
等等，爱荷华的，那位议员就是来自爱荷华的，是麦基的老板、爱荷华大学微生物系主任里奇·波特的妹夫。
真相大白了，主管调查的官员向部里汇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可是，报告交上去几天，部里居然压着不动。该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找到上司：“为什么这么证据确凿的泄密事件都不处理，难道议员犯法就不能与民同罪？”
上司一脸苦笑：“孩子，你听说过小偷状告顾主的事情吗？”
2.餐桌上的天南海北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次很平常的工作午餐。
有工作的人的午餐肯定要在各自的单位吃了，正因为这样，午餐成为同事之间社交的最重要的途径。一到午餐时间，同事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围坐在一起，即便是从外面买了午餐回来或者自己从家里带来午餐，也会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上一聊。这一点上中外有别，中国人关心食物，外国人更关心谈话，午餐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工作的味道很浓。
1950年1月的一天，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的教师餐厅里，十一个人围着一张桌子一起吃午餐，这是一顿非常典型的工作午餐，是该校微生物系为来访的著名病毒学家、就职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威廉·黑尔特意准备的。除了他之外，还有系主任波特。
一人来访，一个班的人作陪，大家借机大吃大喝，看起来很有中国特色。可惜中美国情不同，在美国如果是公司出面接待，或许还能捞到一顿免费的午餐，但更多的时候得自掏腰包。为了防止吃喝腐败，美国联邦政府还有专门规定，公务员接受礼物一次不得超过十块美金。
有一次为了庆祝项目成功，公司出钱在某海鲜餐馆吃午餐，顺便请政府方面的项目经理，那位项目经理扭扭捏捏半天才答应，当时我们心说装什么洋蒜呀？没想到吃完饭，人家拿出信用卡：“我的那份自己出。”我们这才想起来有这个规定。
这顿饭加起来超过二十块了，人家犯不上为这点蝇头小利冒着腐败的嫌疑。
爱荷华大学的这次午餐是吃公款，不过很简单，就是三明治、薯片加上饮料，主要是借机会聊天，并让系里的优秀学生有机会接触本专业的专家。因为是工作午餐，随便说了几句家常后，话题便集中在进餐者们都熟悉的科学内容上。
因为黑尔是病毒方面的专家，选中的三名学生所做的课题全是病毒学方面的。
作为病毒学的前辈，黑尔逐个询问了他们课题进展情况，在这些课题的基础上海阔天空地聊着。在得知其中一位正在从事流感病毒的研究时，黑尔的思路一下子跳跃到1918年。
三十二年过去了，科学家们已经认定那场造成当时世界上每一百个人就起码有一个人死亡的瘟疫是由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也掌握了流感病毒的分离培养方法，美国于1944年开始进行流感疫苗的免疫接种，世界卫生组织于1947年建立了全球流感监测系统。但是，人们对究竟是什么样的流感病毒株造成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依然一无所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能找到这株病毒并加以研究，人们可以避免悲剧重演。但是在1918年，病毒学才刚刚起步，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分离病毒，也没有刻意保持样本。直到萧普开始，科学界才掌握了分离流感病毒的技术，这时候已经太晚了，西班牙流感早已不知去向了。
科学界认为，西班牙流感迟早会卷土重来，但连西班牙流感病毒究竟什么样还不清楚，又何谈预防和控制？黑尔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所有的努力，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依旧无法获得西班牙流感病毒。”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从事流感研究的学生问道。
黑尔放下手里的三明治，向北方一指：“那里有剩下唯一的希望。”
“那里？”
“对，世界最北的地方，找到冻土内当年死于流感的人的尸体。如果尸体保存完好的话，病毒可能还有活力，也许能够分离出那株病毒。”
餐桌周围所有人的眼睛一亮，黑尔说得对呀，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干？
黑尔看出大家的疑惑，叹了口气：“说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到不可能的程度。
首先要知道哪里有冻土，然后要知道哪处冻土有人类的痕迹，哪里埋着1918年流感死者。之后还要知道怎么取得死者亲属的同意，知道如何挖掘冻土，如何取出样本，怎样妥善保存样本，最后是怎样分离培养病毒。更重要的是，从事这件事的人除了具备人类学和病毒学专业知识外，必须具备浪漫的、不屈不挠的冒险气质。”
“这样的人有吗？”黑尔摇摇头，继续啃自己的三明治去了。
他没有看到，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刚才提问的那位年轻人的眼中闪烁出兴奋而渴望的光芒。
3.阿拉斯加的召唤
最能体现出人类智慧的场所正是就餐的时候，人们一边满足食欲，一边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可惜一餐吃罢，各奔东西，说者和听者常常会把火花忘得干干净净，类似的情况从古到今重复着无数次，多少智慧就这样流逝了。
可是这一次，有一位听众不但没有忘记黑尔的话，而且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他就是那位研究流感病毒的学生，名叫乔汉·赫尔汀，是从瑞典来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短期进修的医学生，时年二十五岁。
黑尔并不知道，当时世界上也许唯一具备自己列举的那些条件的人恰巧坐在这张餐桌旁，恰巧听到了他的话，也恰巧下了决心。
无巧不成书。
有的人的成长似乎是专门为了一件事而准备的，赫尔汀的人生的最初二十五年正是为实现黑尔的假说而准备的。
他出生在斯特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富裕家庭，童年一直生活在上层社会的小圈子里，直到十岁时他父母离异，母亲改嫁诺贝尔医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医学教授卡尔·内斯路德，外面的世界才向他敞开。
继父对赫尔汀非常好，他的医学背景成为赫尔汀的人生目标，内氏放线菌正是用内斯路德的名字命名的。内斯路德闲暇时的爱好是修建自己的住宅，将之修建成有室内花园的地中海风格的知名建筑。内斯路德死后，瑞典皇家买下了他的房子，后来转卖给一位挪威船业大亨。内斯路德还在岛上修建度假屋，赫尔汀跟他在一起，对微生物学和木工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内斯路德让赫尔汀最为崇拜的是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及其他瑞典上流社会中人不同，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姿态。内斯路德理解赫尔汀心中的平民心态和愿意干劳力活的渴望，在赫尔汀十六岁那年，尽管赫尔汀母亲反对，内斯路德还是安排他去一家工厂做暑期工，这让赫尔汀欢喜若狂，他终于能走出上流社会封闭的圈子，过平民大众的生活。
那个夏天，每天晚上，赫尔汀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回到家里，不但不换，还到处炫耀，惹得他的一位邻居、瑞典驻英国大使的遗孀提醒他母亲：“小心你儿子将来去当苦力。”
高中毕业后，赫尔汀被尤普苏拉大学医学院接受，之后每个夏天他都去当工人，这种和他的家庭背景完全相反的工作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体验。
1946年夏天，赫尔汀没有打工，而是旅游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赫尔汀开始他周游世界的第一次旅行。在欧洲转够了，1948年他来到北非，正好赶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开战，赫尔汀在骚乱中差点被打死。他匆忙登上一艘瑞典船，靠在机房打工回到瑞典。
经过这次历险，赫尔汀那颗冒险的心终于平静了，安心学业，第二年和高中时的女友古沃尔结婚。古沃尔和赫尔汀门当户对，是居住在瑞典的挪威人，她在斯特哥尔摩大学学习放射生物学。
瑞典的医学院有一个特殊机会，医学生在中途可以短期休学去干别的，回来后可以继续读书。婚后不久，赫尔汀申请休学六个月，去美国进修，之所以选择爱荷华大学，是因为它在美国中部，当地有瑞典人社区，更重要的是萧普出自这所大学，赫尔汀来美国想做的正是流感病毒的研究。古沃尔很乐意一起到美国，她甚至在爱荷华大学找到了工作，因为那里非常缺少她这种同位素专家。
赫尔汀夫妻于1949年春天启程，购买了双程票抵达美国。他们计划在秋天学校开学前走遍北美。坐了十天船后到达纽约，遇到从前的同学，邀请他们在家里住了几天，参观了纽约市。随后两人飞往亚利桑那，去看望古沃尔的姑姑。向姑姑借了一辆汽车和一些钱，两个人风餐露宿，9月以前逛遍了美国各个州和加拿大的大部分省。
当他们在加拿大向北旅行时，幸运地赶上加拿大政府向平民开放阿拉斯加公路。这条路状况很不好，之前只向有军事许可证的人开放。
对于赫尔汀夫妻，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因为他们计划只在美国待六个月，于是他们决定去阿拉斯加，成为第十辆驶进这条公路的平民用车。
那是一条孤独的公路，经常是开了半天也见不到人影，但是赫尔汀沉浸在阿拉斯加那万古不变的景色里，一种召唤在他心底被唤醒。
4.计划中的变化
两个年轻人披星戴月，一路以烤鱼为食物，沿路的旅馆对他们来说太昂贵了，所以就睡在车里。两人昼夜兼程，终于来到费尔班克斯。这里的旅馆有不少家，可是价钱同样是他们不能承受的。他们一家一家旅馆去问，直到一间旅馆的接待员给他们俩指出一个省钱的办法，城外的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因为暑假而空置，也许在那里能找到住处。
两人来到学校，他们租到了一间专门提供给结了婚的学生居住的宿舍，每天的住宿费为五十美分。
学校放假，但有些教员还留在学校继续研究。古沃尔遇到了一个挪威人，这个人把他们介绍给一个德国人，赫尔汀懂德语，交谈之下，知道此人叫奥提·盖斯特，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盖斯特的助手休假去了，他正要找个人帮着挖掘，给赫尔汀的条件是免费住宿。赫尔汀根本不做考虑就答应了，这是一个游览万古不变的阿拉斯加荒原最好的机会。
盖斯特是古马方面的专家，正在到处寻找早期马的骨头。接下来的几周，赫尔汀跟随盖斯特在阿拉斯加到处走，很快熟悉了冻土的挖掘方法，也知道爱斯基摩人村落的所在。盖斯特不仅教他古生物学，而且让他了解了阿拉斯加的美丽和狂暴。
夏天结束了，赫尔汀夫妻来到爱荷华大学，赫尔汀开始进修，古沃尔开始工作。
几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正当赫尔汀夫妻开始整理行装准备返回瑞典时，黑尔来访。
波特带着黑尔参观实验室，介绍赫尔汀之后，黑尔对他发明的酒精灯定时警报器很感兴趣，因此波特在安排午餐人选时特意加上了赫尔汀。
正因为赫尔汀在研究流感病毒，黑尔才说出这个假设，赫尔汀这位当世绝无仅有可以做这件事的人完完全全地被这个假设吸引了。
赫尔汀来到导师阿尔伯特·麦基副教授的办公室，提起黑尔的计划，麦基也参加了那次午餐，可是早把这段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当听到赫尔汀真的打算按黑尔的建议去行动时，麦基有些怀疑这位瑞典学生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对别的导师来说，这种年轻人的胡言乱语随便打发就是了。万幸的是，麦基是那种从不对任何建议说不的人，他建议赫尔汀回去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想法。
赫尔汀心中的激情早经燃烧起来了，回去以后认认真真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几天后赫尔汀再次来到麦基的办公室，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麦基看了赫尔汀的方案大吃一惊，一个原本天马行空的假设，竟然让赫尔汀变成可行的现实。黑尔当时提到的四个难题都有了答案。
其一，定位永久冻土：联邦政府已经绘制完成永久冻土地图。
其二，找到建立在冻土上的爱斯基摩人村落：可以利用上面提到的冻土地图。
其三，从中找到保存1918年死亡记录的村落。
其四，获得爱斯基摩人的同意进行挖掘：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古生物学家盖斯特。
麦基颇受鼓舞，建议赫尔汀先联系盖斯特。赫尔汀立即给盖斯特去信，信中讲了黑尔的推论，希望盖斯特能予以协助，他认为爱斯基摩人应该保存有当年的死亡记录，起码教会应该有。
盖斯特很快回信，同意提供爱斯基摩的人名和地址，赫尔汀可以用他的名义可以直接给他们去信。赫尔汀知道盖斯特在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中很有人缘，肯定能够办到。
于是赫尔汀放弃了按时回瑞典的计划，继续留在爱荷华大学医学院进修。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赫尔汀白天在实验室搞研究，晚上就在写信回信、寻找冻土中度过。
爱斯基摩人村落相继回信了，大多数说根本没有记录，因为1918年流感杀死了村里90%的人，幸存者连埋葬死人都来不及，更不要说记录了。幸好有小部分村落保留了死亡记录。
波特的妹夫是国会议员，帮忙从部队搞到阿拉斯加气温记录，据此可以计算出永久冻土带。经过一年的努力，赫尔汀终于确定，只有三个地点能够保持着完整的尸体。
接下来得寻找资助，1951年3月，他向NIH递交了基金申请。
三个月过去了，NIH那边无声无息。波特写信前去询问，NIH的答复是基金申请人太多，审核需要很长时间。波特在这行里混久了，一看就有问题，请妹夫打听一下究竟有什么隐情。
议员的能量不可忽视，很快发现了真相：乔治项目。
原来，NIH把赫尔汀的基金申请交给军方，引起军方的极大兴趣。如果能够找到1918年剧毒的流感变种，不仅可以防止下一次同样的瘟疫，而且可以使处于两大阵营对立中的美军掌握了比原子弹还厉害的毁灭性武器。军方拨出预算，在NIH的帮助下，制定了一项秘密行动，代号乔治项目，完完全全按赫尔汀的计划执行。
波特得知内情后，当即叫来赫尔汀和麦基：现在已经不是做还是不做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抢在军方的前头。
5.重返阿拉斯加
NIH的资助没有指望了，波特自有办法。本来是可干可不干的事，现在军方已经立项了，对他们，那就是非干不可的重要课题了，找到校方如此一说，校方顿时觉得北上阿拉斯加事关本校利益，当即拨款一万美元。
为了从尸体上取样，波特又找来病理学家杰克·雷顿，组成了赫尔汀、麦基和雷顿的三人小组，火速去费尔班克斯见盖斯特。
三个人火速准备随身携带的实验设备，其他东西都好办，样本必须在低温下保存，因此得带一个装满干冰的罐子。干冰就是固体二氧化碳，其温度是零下78.5℃，蓄冷是水冰的1.5倍以上，吸收热量后直接汽化成二氧化碳气体，没有任何残留，而且无毒无异味，还有灭菌作用。在医学研究中，干冰广泛用于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样本维持冷冻或低温状态。
病毒如果离开宿主，在常温下通常会很快被灭活，因此很难从样本中分离出病毒来。针对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低温情况下保持样本，使得病毒的活力一直存在。病毒只是处于休眠的状态，一旦快速复苏后还能够继续繁殖。到阿拉斯加采集死于流感的病人的样本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因为埋在永久冻土之中，这么多年来，病毒就等于被保持在低温的状态。从病人身上取样后回到爱荷华大学的实验室还得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一定要保证样本所处的温度越低越好。
6月初，三人小组来到费尔班克斯，虽然揣着一万美金，可是他们居然也住进了五十美分一晚的学生宿舍，因为要租飞机去爱斯基摩人的村落，他们决定在食宿上能省就省。
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赫尔汀先单独前往那三个选定的村落，实地考察是否还有尸体埋在冻土中的可能，有可能的话拍电报叫大家去会合。这样做也是为了省钱，因为去那些相互隔绝的村子要租小飞机，票价很昂贵。
可是没想到，6月初的阿拉斯加突然下起雨来，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飞机无法在村落降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雨中等待，再等待。
几乎整个阿拉斯加都在不停地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突然想起来，干冰快没了。
学校里没有冷库，他们带来的干冰罐只能放在宿舍里。阿拉斯加虽然是避暑的好地方，但温度还是比零下78.5℃高很多，因此干冰便不断地变成气体不见了，如果再等几天，干冰就会全部消失。
去买干冰吧，几个人来到费尔班克斯转了一圈才明白，在阿拉斯加不可能有干冰卖，这里有万年的冰雪，谁还用得着这东西？还没有挖掘，冷藏保存样本就成了问题，几个人无计可施，打算等干冰彻底没有了就打道回府。
在几乎绝望之时，善于思索的赫尔汀想起了用灭火器，里面不就是粉末状干冰吗，而且可以长久保存。
这个主意一出口，引来一阵欢呼。几个人冒雨来到附近的救火队，询问哪里可以买到救火器。救火队员告诉他们商店的所在。他们进了商店他们劈头就问：“可以买多少灭火器？”
店员被外面冲进来的水淋淋的几个人问愣了：“买多少？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如果店里存货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向供应商订货。”
爱荷华大学来的书呆子们才想起来，各级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民众购买灭火器的数量。到底买多少？几个人一商量，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能背多少。试了一下，一个人能背两只，赫尔汀年轻有力，可以背一大一小，于是就买了五只小号的，一只大号的，样本保存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下了两个礼拜雨后，阿拉斯加重见阳光，赫尔汀和飞行员同机出发。
小飞机降落在诺姆。诺姆之所以被选中，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路德教居住地，有完整的死亡记录，有一个墓地埋葬着1918年流感死者，这里的冻土是永久冻土，也就是在过去三十三年里从未融化过。更重要的，这里是西班牙流感登陆阿拉斯加的第一站。在赫尔汀眼中，这里是寻找西班牙女郎的完美地点，所以他首先来到这里。
可是当赫尔汀来到那个墓地，大失所望，他从资料中读到的墓地完全不是他现在看到的墓地。三十三年间附近的一条河改变了方向，此时已经流经墓地的边缘，永久冻土已经不复存在了。赫尔汀试着进行了挖掘，果然不出所料，冻土已经不复存在了。失望之余，他只得奔赴下一个预定地点。
赫尔汀离开十天以后，一架美军空军飞机降落在诺姆，墓地周围建起了营地，整个地区严禁出入，乔治先生姗姗来迟。
6.冒险的历程
军方的准备比赫尔汀充分多了，尤其是样本保存的问题。军方考虑到阿拉斯加没有干冰，因此自备冷藏设备，这种冷藏设备要靠飞机的运转来维持。
一切就绪后马上挖掘，结果也是从墓地中挖掘出一堆骨头，预计中存有流感病毒的软组织早就腐烂了，赫尔汀计划书中所说的永久冻土哪里去了？
冻土地图应该没有问题，军方的专家没有考虑到河流改道的因素，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他们认为是因为尸体埋得太浅，在过去三十三年中只要有一个温暖周期，尸体便不可能保存下来。
专家们认为，在冻土中埋人是不可能埋得太深，因为挖起来太费劲，尤其是在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人都死得七七八八了，能够把尸体全部下葬就已经不错了，怎么可能深埋？这里找不到样本，其他地方找到合适样本的机会一样渺茫。他们认为赫尔汀计划是根本无法成为现实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军方的行动组只能停留在诺姆，因为他们的冷藏设备要靠飞机来维持，赫尔汀计划中的三个地方只有诺姆能起落运输机。
请示五角大楼，那边同意乔治项目结束。既然没有可能性，五角大楼也懒得管爱荷华大学那伙人跑哪里去了。
就在军方在诺姆挖掘的时候，赫尔汀已经降落在下一个地点，靠近白令海峡的小镇威利斯。
飞往威利斯的旅程同样不顺利，海峡的大雾使飞机无法降落，而且险些机毁人亡，只得返回诺姆。第二天没有雾，可是飞到一半引擎出了故障，飞行员安慰赫尔汀，这样的事从前发生过，不要担心，最终飞机滑行降落到了威利斯。
1918年，妖艳的西班牙女郎是如何从港口诺姆来到威利斯的？
虽然三十三年过去了，不同版本还在流传。
一种说法是，一个孩子去别的村庄访问朋友时去世了，孩子的父亲用狗拉雪橇把孩子的尸体运回来。孩子死于流感，这样，流感跟着尸体来到了威利斯。
另外一个版本是，从诺姆来的邮递员患上了流感，中途病故。人们根据拉雪橇的狗的叫声找到了他的尸体，运回威利斯，于是流感在村子里传开了。
赫尔汀对这两种版本均持否定态度，因为流感病毒很难经过死去多日的尸体传播。这个疑问四十七年后才真相大白，在当地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妇女告诉他，自己的祖父就是那位邮递员，他确实患上流感，回到威利斯后第二天去世。一个星期后，全村396人，死亡178人。西班牙女郎就这样在威利斯跳了一曲死亡之舞。
赫尔汀来到埋葬那178位流感死者的墓地，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立在那里，墓地保存完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尸体也埋得足够深，至少六英尺，应该保存完好。
可是三十三年来又一次沧海桑田，海湾的移动使原来位于内地的墓地靠近海滨。赫尔汀再一次失望地意识到，这里的永久冻土也不复存在了。为了证实这个判断，他试着挖掘了一下，土地很松软。
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希望：布鲁维格。
来不易去亦难，老天爷再一次留客。白令海峡起了风暴，飞机无法起飞。赫尔汀和飞行员只好待在威利斯。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两个人越等越不耐烦，飞行员决定冒险强行起飞。一番努力之后，他们成功地飞临布鲁维格。
可是到了布鲁维格后，他们发现海滨太松软，根本无法降落。他们只好先飞到六英里远的大一点的镇子陶勒，那里有比较结实的沙滩，爱斯基摩人划船把赫尔汀接到陶勒，然后到了布鲁维格。赫尔汀的冒险历程终于结束了。
布鲁维格在当年没有任何对外交流工具，当地人对赫尔汀的到来一无所知。他到了教堂做了自我介绍，传教士欧提斯·李非常友善地接待了他，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安顿下来以后，赫尔汀迫不及待地来到墓地。
站在墓地边，赫尔汀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没有河流改道或者海湾变形的存在，墓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布鲁维格和外界交往很少，墓地在过去三十三年间几乎无人打扰，这里恐怕是找到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唯一所在了。
赫尔汀围着墓地走了一圈，眼前涌现出李为他描述的当年的景象。
1918年，布鲁维格全村人口八十人。1919年，布鲁维格全村人口为八人。就在1918年11月，全村90%的人口死亡。
1918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村里来了两名客人。客人是专程从九十英里以外的诺姆前来参加一场祈祷的。布鲁维格难得来客，爱斯基摩人把这个机会搞成了全村人参加的盛会，村民们和来宾一起就餐，狂欢一场。
两天以后流感在村中出现，最后，全村八十人里面只有八人幸存。周围的村落情况也差不多，教堂很快收留了上百名孤儿。阿拉斯加很多爱斯基摩村落都遭到死亡90%的下场，很多村落因此被彻底地抹去，阿拉斯加成为西班牙大流感流行中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两个月过去了，布鲁维格的死者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冻土上，因为剩下的八个人根本无法掩埋这么多尸体。1919年1月，阿拉斯加领地当局从诺姆雇来矿工，用挖矿的机器在冻土上挖了一个大洞，放进七十二具尸体，掩埋后插上十字架。
三十二年后，一个远道而来的瑞典年轻人认定这里藏着西班牙女郎的秘密。
7.心中的那个角落
赫尔汀向李牧师询问如何才能获得挖掘的许可，李牧师帮他召集村里长老，并充当翻译。这些老人中有当年八名幸存者中的三位，对西班牙大流感记忆犹新。赫尔汀告诉他们，从这里找到样本，有可能做出疫苗，这样就可以预防同样的悲剧。
长老们被他说服了，同意他挖掘。
第二天他开始挖掘，从墓地中央开始，挖了三英尺以后遇到永久冻土。赫尔汀和盖斯特学习了挖冻土的经验，但如此坚硬的土地一个人挖起来困难重重。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在一旁观看，但不提供任何帮助。
赫尔汀考虑了一下，看来只能采取火攻了，他采集了一些木头，在墓地上燃起火来，待烤暖冻土后往下挖两英寸，挖不动后就再生火，每天挖十六到十八小时，阿拉斯加的夏天，白天非常长，年轻的赫尔汀有的是力气，在烟熏火燎中狂干了四天，挖出了一个长六英尺宽三英尺的洞。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首先出现的是头，一个六到十岁的小姑娘，梳着长辫，上面系着红橡皮绳。
赫尔汀当即停止挖掘，致电费尔班克斯，两天后麦基和雷顿赶到陶勒，带来了一大一小两个灭火器，和赫尔汀会合后一道来到布鲁维格。
第二天继续挖掘，发现除了小女孩之外，附近还有其他四具尸体。大家认为足够了，用不着再挖别的洞了。
他们花了两天半把这几具尸体挖出来，切除死者已冷冻的肺部组织，放入无菌容器中，然后放到干冰之中。
样本取到手后，他们回到陶勒，致电飞行员接走他们，然后换机返回爱荷华。
当年的飞机要一路不停地停下加油，每次加油的时候，三个人都躲得远远地用灭火器往冷藏罐内加干冰，生怕噪音引起别人的怀疑。好在当年没有安检和反恐，他们得以顺利回到学校。
这一次行动有惊无险，达到了目的。回到实验室以后，赫尔汀开始分离病毒。
和1918年相比，分离流感病毒的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了。赫尔汀将样本磨碎后用放在生理盐水中离心，并在液体中加入抗菌素以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然后给鸡胚接种。他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把取来的样本接种了上百个鸡胚，但是结果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鸡胚里面出现病毒繁殖的迹象。
这条路不通，赫尔汀把尸体的肺组织给豚鼠、小白鼠、白鼬接种，但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赫尔汀的六个月进修期已经延长到了两年，应该拿到爱荷华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回瑞典完成医学院的课程了。这两年在爱荷华的经历让赫尔汀对瑞典的论资排辈的学术环境越来越不适应了，加上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高税率和比较沉闷的生活，让他越来越喜欢美国的生活。就在这时，波特建议他留在美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赫尔汀欣然同意了。
当时爱荷华大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接受外国医学生，但偏偏对赫尔汀网开一面，并不是因为他在阿拉斯加项目中的表现，而是有一个机会让他赶上了。
就在他从阿拉斯加回来的当天，学校出了一桩谋杀案。一个女学生被她的男朋友杀死了，这位女学生是一个著名校友的女儿。校方企图掩盖这件事，但是消息还是走漏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了挽回学校的声誉，公共部门把赫尔汀等人的阿拉斯加之行做为一个正面宣传的材料，请赫尔汀在爱荷华各地进行讲演，介绍流感和阿拉斯加的情况。让他成为学校的知名人物，作为回报，赫尔汀顺利地成为爱荷华大学的医学生。
进入医学院后，他更为庆幸自己的决定，和瑞典医学院那种混事的状况相比，美国医学院的学生们非常认真努力，这里聚集了全美最优秀的人才。赫尔汀从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成为旧金山的一位病理医生，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年。
闲暇的时候他和妻子到世界各地旅行，最后走遍了所有的国家。
1982年，五十七岁的他成为全球登上新疆慕士塔格峰最年老的人。
赫尔汀从未发表1951年用阿拉斯加样本分离病毒的文章，他的梦想之火熄灭了，深深地埋在心中的一个角落。
赫尔汀始终关注这方面的进展，甚至在1968年联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重新提起阿拉斯加那片墓地，但无人回应。
一年一年过去了，青丝变成白发，赫尔汀心中的梦想之火慢慢地熄灭着。
人生有多少梦想随着无情的岁月而消失了。
1997年3月，退休的病理医生赫尔汀翻开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看到了一篇文章。那一刻，从心中的那个角落，沉寂了四十六年的激情再次燃烧起来。
那是阿拉斯加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