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机
1936年，是流感研究的里程碑。
科学家们发现在鸡胚中可以培养流感病毒。
从猪、白鼬到小鼠，微生物研究的动物模型，已经足够了。但是只有一个例外：流感。
因为科学家们研究流感不是为了纯粹的科研，而是为了和1918年的流感病毒抢时间。
鸡胚模型的建立，让人类在这场时间竞赛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因为有了鸡胚，不仅可以加快流感病毒的研究，还使人们具备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流感病毒的能力，无论哪种流感，都可以直接用鸡胚生产出大量的病毒来，然后进一步制备疫苗。
果不其然，科学家们很快发现，流感病毒起码分为两型，A和B，或者甲和乙。
这两型的区别是在变异程度上，甲型流感病毒变异速度极快，因而可以逃避人的免疫系统，人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后，第二年还会被甲型流感病毒再感染，因为这时的甲型流感病毒已经变异了。相比之下，乙型流感病毒变异速度很慢。其后，科学家们又发现变异程度更慢的丙型流感病毒。变异快的年年流行，变异慢的比如丙型流感病毒只在儿童中见到，因为成人们都具备了免疫能力。
1941年，流感病毒的红细胞血凝素蛋白（Hemagglutinin）被发现。它的得名是因为这个蛋白可以和红细胞结合，在试管中形成沉淀。其后，科学家们又发现了神经氨基酸酶蛋白（Neuraminidase），前者用字头被称为H，后者用字头被称为N。人体免疫系统正是针对这两种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的，根据这两种蛋白质的差异，科学家们可以把流感病毒分成许多种亚型，比如H1N1，或者H5N1。
1944年，FDA批准了第一个流感疫苗，这个疫苗正是在鸡胚中繁殖后，经过灭活，然后给人接种的。
1947年，WHO成立后，马上建立全球流感监测系统，以期在流感流行的早期发出警报。
早期的意思是越早越好，早到快于流感的传播速度。
至此，人类自信具备了对抗下一次大流感的武器。人们发现了流感的病原——流感病毒，而且对流感病毒有了很清楚的认识。流感病毒经常变异，尤其是甲型流感，人类不可能像对很多病毒那样，在感染了一次之后就具备了终身免疫能力，不会再次被感染，这是流感病毒的凶险所在。
但是，科学家了解了人体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反应，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在短时间内制备出对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毒株有针对性的疫苗，能够为人群提供免疫，这样就可以抵御流感大流行。他们还有了环球的监测系统，只有捕捉到大流感复发的迹象，才有可能用大规模疫苗接种的办法避免下一次大灾难。
然而，将近四十年了，全球并没有出现流感大流行。1919年之后，虽然流感年年见，但全球性的大流行一直没有发生。
用疫苗预防流感流行的策略从第一年开始就面临滑铁卢。1946年，流感疫苗第一次用于人群接种，结果根本不能预防流感流行，因为疫苗是用去年的流行株制备的，流感病毒在这一年间已经变异了。科学界在惊讶之余，打消了必胜的信心，继续埋头研究流感。
1957年2月22日，中国贵州西部出现了一例流感，和以前的H1N1不同，这例流感是H2N2。
1957年3月到4月，中国全国范围内流感大流行。
5月到6月，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流感大流行。
7月到8月中东、欧洲和非洲流感大流行。美国于6月出现第一例病例，到10月开始流行。短短八个月之内，这株甲2亚型流感席卷全球。
有赖于全球监测系统和对流感病毒的了解，在还没有形成全球大流行之前，这株流感病毒已经被确定。科学家研究发现，这株流感病毒是一个重组的病毒，大部分基因片段来自人流感病毒，但有三个基因片段，HA、NA、PB1不是来自人流感病毒，而是来自禽流感病毒。
萧普的预言灵验了，只不过不是猪流感，而是禽流感。
科学家们既激动又紧张，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和1918年相比，他们有所准备，这些准备能不能应付危机？
2.禽流感，还是禽流感
鉴于出现了重组的流感病毒，而且六十五岁以下人群基本上不存在对该病毒的免疫力，1957年5月，美国开始了疫苗制备生产过程，并加紧监测，8月，疫苗开始供应，但是，还是太晚了。疫苗数量太少，而且此时流感已经传到全球，不可能用大规模接种来制止流感的传播了。
暑假后，流感马上在学校里流行，英国的中小学生50%患流感，有的学校甚至达到90%。这一波流感的高发人群为中小学生、年轻人和孕妇。
美国于9月份开始疫苗接种，到10月份流感流行高峰时，六千万份疫苗还有将近一半没有分发出去，对控制流行已经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了。
到12月，流感第一波过去了。多数国家于1958年和1959年冬春之交出现了第二或第三个流行波，中国的第二波发生于1957年12月至1958年4月，这一波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很高。
这场流行，美国有大约七万人死亡，英国约三万人，感染者的病死率为2.3‰，全球死亡人数估计在二百万左右。
被称为亚洲流感的1957年全球流感大流行在历次流感大流行中，仅次于1918年大流感，但其程度远远不如1918年大流感。
这次大流感，科学界自认失败，虽然比1918年进步多了，但现有手段并没有阻止流感的传播，万幸的是这一次并不是1918年大流感的卷土重来。
后续研究发现，1957年的流行株在1956年就出现了，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现的时间较迟，因此没有给疫苗或者其他预防措施提供充足的时间。
1957年大流感也流下了巨大的遗产，就是在猪流感之外，又加上了禽流感。
1957年大流感的毒株，据分析是人流感和野鸭子的流感重组出来的。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努力，1918年大流感之谜非但没有揭开，而且越来越神秘，成了人、猪、鸭“三国演义”。
1957年大流感过后，科学界犹在反思之中，不料仅仅十一年之后，又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爆发了。
这次大流行于1968年7月出现在香港。经过后续调查，这次流感之前已经在广东和上海等地出现，和1918年大流行一样，这次大流行被贯上了错误的名字，称为香港流感。
不过叫香港流感还是有道理的，因此香港有五十万人，其中有15%患流感，但死亡率很低。这次流感于1968年7月在越南和新加坡爆发流行，9月到达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并且和从越战返回的部队一道来到美国，第二年到达日本、非洲和南美。
这次全球大流感估计死亡一百万人，美国为三万三千八百人。这次流感的病毒于1970年和1972年再度出现。
这次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最早被香港玛丽皇后医院成功分离，经鉴定为H3N2亚型（甲3亚型），依旧是人流感和禽流感病毒的杂交株，HA和PB1来自禽流感病毒，其余来自人流感病毒。美国为此准备了疫苗，但没有多少人注射，这次流感大流行在美国没有上次那么凶猛，因为一来这株病毒和1957年亚洲流感株接近，而且仅仅相隔十一年，很多人有一定的抵抗力。二来直到12月底流感流行才进入高峰期，这时学校已经放假了，失去了最易感的人群。此外医疗条件的改进以及抗菌素的使用，大大地降低了肺炎的死亡率。
香港大流感虽然比亚洲大流感轻了许多，但是对于科学界来说，在沉寂了四十年后，十一年间连续出现两次全球性流感大流行，流感似乎进入了活跃期。连续两次大流行都和动物流感病毒有关，虽然是禽流感，但萧普预言的猪流感是不是也蠢蠢欲动了？西班牙大流感会不会在近期内卷土重来？
对付流感没有特效药，流感的传播又非常迅速，飞机成为长途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后，流感病毒很可能一夜之间跨过大洋，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越来越少。
人类唯一的武器，就是能够用鸡胚快速制造出疫苗来，趁着流感还没有达到高峰，迅速免疫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使得流感病毒没有足够的感染人群，而自动灭亡。1957年和1968年的教训是要早，一定要早早地预警。
因此，1976年初，在人群中发现猪流感后，虽然还是在相对隔绝的军营中，虽然还仅仅是有数的几例，但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们认为萧普的预言应验了，存活在猪群中的西班牙流感病毒终于再度活跃起来，并且开始重返人群，甚至和1918年一样，最先出现的地点也是美军营地，这一切都符合得天衣无缝。
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认为他们要在早得不能再早的时刻做出了预警。既然一切都那么符合预测和分析，那么就立即行动吧，给每个美国人都接种猪流感疫苗，彻底粉碎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甚至全球的复出。
没有人强迫，但福特明白，他可以做的选择只有一个：批准。
3.总统的决定
总统的顾问中不乏头脑清醒之士，他们知道森瑟的备忘录是压在总统脖子上的一把剑，无论他怎么做，都会流血不止，尤其是大选之年。
“不批准的话会有什么恶果？”福特问。
“如果不做任何行动的话，一旦这个备忘录见光，竞选连任将是一场噩梦。”
顾问们还要继续说如果免疫行动失败或者出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恶果，福特打断了他们：“我认为应该赌一把，只要技术上没有问题的话，就先让儿童和老人接种吧。”
顾问们闭住口，他们从总统的眼光中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机会。
福特接替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由于他形象一直不错，上台后在民调中支持率极高。没想到，他上台才一个月，就赦免了尼克松，此举不仅遭到全美国的反对，他在国会里也从老好人变成不是人。新闻秘书愤然辞职，福特为此到国会作证，成为唯一一位到国会作证的美国总统。
197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在众议院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在参议院中获得通过法案所需的六十席，连福特占了二十四年的席位都被民主党拿去了。福特最后两年任期，不得不面对掌握两院的民主党的百般刁难。
结果，经济进入衰退，国会拒绝援助越南和柬埔寨，福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在越南获胜。1975年9月，福特在加州遭遇两次有惊无险的行刺，刺客都是女的，这也是头一次有女人行刺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福特争取连任的希望很渺茫。
福特是运动健将出身，不缺少斗志，但是他缺少的是选民和政客们的支持。在初选进入高潮的时候，最有效的获得支持的办法是保证曝光率和利用在位的优势有所行动。
为预防西班牙大流感而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正是最好的行动。
福特雷厉风行，于3月24日召开特别会议，邀请美国微生物和免疫学界的泰斗到白宫做最后的决定。
这一天，在共和党北卡罗莱纳初选中，福特出人意料地败给了里根。
当天下午两点半，会议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应邀到会的包括基尔伯恩、森瑟、库柏、亚历山大等，还有约纳斯·沙克和阿尔伯特·沙宾。后面这两位才是福特请到的军师。
沙克和沙宾分别研究成功小儿麻痹疫苗，彻底消除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危害。
在疫苗出现之前，美国每年有五十万人患病，五万八千人死亡，脊髓灰质炎在美国人死因中排名第一，此外还造成数不清的人残疾，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疫苗出现后，患病者大大下降，1962年只有不到一千例。
福特需要借助这两位英雄式的人物为全民疫苗接种助阵。
森瑟首先介绍了情况，清楚地说明，西班牙大流感就要卷土重来。春天的那几例是第一波，秋天肯定有极其凶猛的第二波。随即，福特询问沙克和沙宾的意见，两人都赞同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
福特很满意，他建议大家举手表决：“同意猪流感接种计划的请举手。”
全体举手。
福特宣布，既然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到此为止，他将回到椭圆形办公室，与会诸位如果有什么不便公开讲的话，可以到椭圆形办公室，和他私下讲。
没有人敲门。
福特感到很满意，因为相关领域的泰斗们对这个计划出乎意料的一致支持，让总统信心十足。
顾问们再一次表达了顾虑，他们在会议室的感觉和总统不一样，与会的医学专家虽然是全国来的顶尖专家，但大多数事先已经完全赞同森瑟建议的计划，只有亚历山大一个人冷冷地不说话，沙克和沙宾似乎只是在赞同对方。
福特觉得顾问们多虑了，既然没有人来椭圆形办公室，就证明表里如一的全体赞同，行动吧。
福特走回办公室，要求沙克和沙宾陪他一起去开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表会上，身后站着全球著名疫苗专家，福特告诉美国，西班牙流感在秋冬之际就要卷土重来，没有人知道它严重到什么程度，因此绝对不能冒险。
总统宣布，他将要求国会拨款一亿三千五百万，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对抗病毒的传染病预防行动正式开始了。
4.箭在弦上
宣布这项决定时，福特处于一生中信心最充足的时刻。对于他来说，西班牙大流感在1976年卷土重来，是百年不遇的机会，几乎可以保证他竞选成功，顺利连任。
美国最出色的微生物和免疫学家一致支持疫苗接种行动，他们告诉总统，科学已经发展到能够为人类提供对抗大流感病毒的武器的时代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已经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西班牙大流感复苏的迹象，因此能够比1957年和1968年更早更有效地采取行动，成功地阻止等待了半个多世纪的大灾难。
如果这项全民接种计划的成功，不仅能够让福特再在白宫里待四年，而且有可能让他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福特看看沙克，看看沙宾，这两位科学巨人是自己的双保险。
福特在心里开怀地笑了起来。
总统认为，以这种形式宣布这项决定，媒体所做的应该只是不断地报道。但是，他没有想到，自由媒体的本质之一，是当任何事情发生时，都会努力地找到反对的意见。
福特不知道的是，媒体事先已经采访了总统的顾问们，听到了他们的顾虑和不同意见，媒体同时采访了CDC的专家，他们同样感觉到信心不足。CDC的一些专家更在私下指责这个决定，但是，媒体并没有将这些公布出来，而是在等，等总统宣布他的最后决定。
就在福特宣布决定的当天晚上，CBC晚间新闻在播放了总统决定的新闻后，马上指出，对于这项计划有很多不同意见。
有人开了口，就如同打开洪水之门。很快，极左派的健康研究组织出面支持CBC的质疑。
福特要求的拨款还没有着落，反对的声浪已经四起。
但是，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福特已经没有退路和反悔的余地了。
美国国会同样别无选择，在西班牙大流感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之际，政治家们无论是不采取行动还是对行动采取支持的态度，都等于在政治上自杀。尽管议员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很快批准了拨款：按库柏在国会作证时说的，让95%的美国人接种猪流感疫苗，也就是给两亿人接种疫苗。
有了钱后，计划立即启动，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库柏是总指挥，CDC负责监测和监督，FDA负责疫苗的生产。
到此时，各流感疫苗厂家已经生产出将近四千万份对抗A/维多利亚株的疫苗，为了不造成浪费，有关部门决定将这些疫苗和猪流感疫苗混合起来，给高危人群比如老年人接种，以达到预防两种流感的目的。
计划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养猪的很不高兴，因为现在全美国都知道猪流感这个名词了，很多人因此不吃猪肉了。他们强烈要求，从保护养猪业的角度，将这次流感疫苗命名为“新泽西流感”。
新泽西州强烈反对，换成这种名字，自己就冤枉成1918年的西班牙了。于是，养猪业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
这还算小事，4月2日，在CDC的一次会议上，最先认定是流感的古德费尔德公开对媒体表示，这个疫苗接种计划是一个坏主意，健康人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在当天晚上的CBC节目中，古德费尔德更是断言：“接种猪流感疫苗的15%的人会出现副作用。”
作为新泽西州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古德费尔德有恃无恐的原因是他的老师基尔伯恩也持这种观点，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白宫有点坐不住了，基尔伯恩可是个重量级人物，猪流感疫苗还是他研制出来的，怎么一转脸成了反对派了？
电话打到库柏那里，库柏向总统保证，不要担心，支持的声音占绝对多数。
证据是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查阅了4月2日全美六十个城市出版的八十种报纸，其中88%是支持疫苗接种计划的。
美国的政府机构有时候可爱到了可笑的程度，居然靠统计报纸来了解民意。
福特刚刚踏实了几天，5月17日，二军师沙宾在一次讲演中认为生产疫苗是必要的，但应该储存起来备用，而不是立即接种。FDA居然也跳出来一个专家，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是无效的。
到了这种时候，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追踪的八十份报纸对这项行动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66%了。
到了6月2日，疫苗生产又出状况了。
5.胎死腹中
负责流感疫苗生产的四大厂之一的帕克·戴维斯在拿到联邦经费后加班加点，到了5月底已经生产出数百万份样本后，突然发现搞错了。
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要求用新泽西的那株猪流感病毒灭活后制备疫苗，可是帕克·戴维斯从一开始就忙中出错，使用了四十年前萧普分离到的猪流感病毒，结果只能自认倒霉，这几百万份疫苗统统销毁，从头做起。
其他几个厂家倒是没有用错病毒，但发现这株病毒在鸡胚里面繁殖的能力比其他流感低一倍。通常一个鸡胚中收获的病毒可以制成两份疫苗，而这株只能制成一份，导致人工和鸡胚的使用都得加倍，速度自然就慢了不止一半。
美国如此大张旗鼓，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得不郑重其事。美国的科学家说得板上钉钉，不由得人不信，到了秋天或者冬天，西班牙大流感一旦再度出现，美国人全接种了疫苗，死的是其他各国人民了，各国政府感到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跟着美国采取行动。
可是，美国财大气粗，一下子拍出一个多亿，很多国家没有这笔闲钱。更重要的是，即便有钱的话也没有美国的疫苗生产和接种能力，因此多数国家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出疫苗来备用。只有几个国家，比如荷兰，决定学习美国进行全民接种。
英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科学家给六名志愿者接种了新泽西的猪流感病毒，其中五个人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英国人的结论是，起码给二十到五十岁的人群接种猪流感疫苗是不应该的。
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差点把四处送猪流感病毒的基尔伯恩吓出心脏病来，虽然他反对疫苗接种，但也不能明目张胆给人接种活病毒，万一造成流行的话，怎么做都来不及了。
敏感时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顾不得那么多了。近代史几乎每次瘟疫流行，背后总有阴谋论，比如说1968年大流感是美国科学家不小心从实验室释放的，艾滋病是美军生物武器擦枪走火的结果等等，虽然都是无稽之谈，但从英国的这个例子上看，这些阴谋论不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那么不用活病毒，就看看疫苗接种的效果吧。先期接种疫苗的志愿者中，二十四岁以上的人群，免疫效果很理想，但在儿童身上免疫效果不理想，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给儿童打第二针，如此一来就要多生产出很多疫苗。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流感通常是在学校和幼儿园开始爆发流行的。
就让厂家加速生产吧，厂家说：不！因为保险公司不给提供保险。厂家坚持，在有保险之前，绝不出厂。
保险公司希望一旦真的出事了，要有政府承担主要负担，因为这种全民性的接种出了问题，不出现成千上万个赔偿诉讼才怪呢，保险公司知道这钱不好赚。政府方面脑门一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保险的问题。
1974年的小儿麻痹疫苗的官司就是一个例子，一位八个月的婴儿接种疫苗后仍然得了小儿麻痹，尽管实验证明和疫苗无关，但法院还是判厂家败诉，赔偿二十万。厂家上诉到最高法院，可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现在，厂家和保险公司学精了。全国人民接种疫苗后，每天美国死那么多人，不管什么病，都可能联系到疫苗接种上。
当时美国平均每两天有两千三百人中风，七千人心脏病发作，平均每周有九千多人得肺炎，其中有九百人去世。如果全民接种猪流感疫苗后，起码有两万起官司，每位赔偿几十万的话，总数也在联邦给这个项目的拨款的几十倍以上。
疫苗生产商在和政府反复协商没有结果之后，宣布除非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或者政府提供担保，否则不会提供猪流感疫苗。
到了7月15日，厂家之一的迈乐宣布完全停止疫苗生产，而且从7月20日开始不再买鸡胚了。
到了这种时候，国会只得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政府不当冤大头，国会和往常一样抱着给福特点颜色看看的态度没有任何行动，保险公司还是不能确定疫苗的危险性，厂家把做好的疫苗储存起来不分装，什么时候能够全民接种更是遥遥无期，风声极大的猪流感全民接种计划眼看就要胎死腹中。
8月1日，一场意外改变了这一切。
6.好事多磨
8月1日，费城的一间旅馆里召开的退伍军人会议的与会者突然出现爆发性呼吸道传染病，患病人数超过两百人，其中二十六人死亡。病征是全身不适、头痛、恶心呕吐、腹泻、肌肉疼痛、发烧、咳嗽，初时是干咳，其后有灰色或血色的浓痰。
病情急促和猛烈，若不及时医治，病人会死于肺炎及其他并发症。
费城是1918年大流感时美国受打击最严重的城市，这种时刻出现突发性呼吸道疾病，莫非真的让科学家料中了？
美国民众脑海里浮现出四个多月前福特总统宣布的计划。不少医学人士更是宣布猪流感出现了。
CDC紧急动员，经过四天的努力，宣布不是流感爆发，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证明病原是一种当时未知的杆菌，后来被称为嗜肺性军团菌，这种病首次在退休军人身上发现，因此被称为军团病。
虽然算是虚惊一场，但民众的恐慌情绪被连日的新闻报道，特别是被一场又一场葬礼引发起来，国会议员们被本选区的选民折腾得没有一个能坐得住了，先前扯皮的议员们摇身一变成为猪流感疫苗的坚定支持者，大骂政府为什么迟迟不给药厂开绿灯。
8月10日，参议院在没有举行听证和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下通过了特别法案，第二天，众议院也批准了这个法案，很多议员对法案都没有看一眼，就投了赞同票。8月12日，福特签署了这个法案，法案使即生效。
法案的内容很简单：任何有关猪流感疫苗的诉讼，被告一律为美国政府，和生产厂家无关。
联邦政府扛起了一切，疫苗生产马上再次高速运转。
8月31日，民调表示，95%的美国人听说过猪流感疫苗全民接种计划，但只有53%的人愿意接种。对此，CDC颇为失望，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给95%的美国人接种，可是怎样才能让其他42%的人转变看法？
10月1日，疫苗接种计划正式开始。
10月11日后，出现意外死亡。有人在宾州匹斯堡的一间诊所接种疫苗几个小时后，突然死了，而且一下子死了三个，这三个人都是患有心脏病的老人。疫苗来自同一个批号，这个批号的疫苗分发到二十多个城市。
10月12日，全美有九个州暂停疫苗接种计划。
正在和卡特在大选中肉搏的福特长叹一声：在美国做点事太难了。
这次免疫接种，由于事先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监测系统，在接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得以被及时发现和记录下来。
出事之后，反对的声浪四起，那间诊所门可罗雀不说，还被命名为“宾州死亡诊所”。更有报纸爆料，被黑手党内讧中被杀死的卡罗·冈比诺是被人注射了猪流感疫苗，到了这里，猪流感疫苗被渲染成了毒药了。
在10月12日晚，森瑟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三起死亡和疫苗无关，而是偶然的现象。美国当年七十四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每十万人有十到十二位死亡，这三起就是恰巧赶上了。
第二天，宾州的验尸报告出来了，这几个人死于心脏病，但不排除心脏病发作是因为疫苗接种引起的。
尽管如此，疫苗接种还是高速进行。10月底前一周只有不到一百万人接种猪流感疫苗，到了10月底的那一周接种猪流感的人达到四百万，到11月中旬那周，有超过六百万人进行了疫苗接种，到12月中旬，全美有四千万人也就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完成了疫苗接种，比往年多了一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免疫行动。
福特率领全家于10月14日接种了猪流感疫苗，接种场景上了电视。但这并没有影响报纸帮着政府统计死亡人数，《纽约邮报》在同一天提醒民众，迄今为止，已经有三十三人死于猪流感疫苗接种。
在11月初的大选中，福特败给卡特。失败消息传来，福特夫妻以拥抱的形式相互安慰，福特喃喃地低语：看来这副烂摊子要由别人来收拾了。
他想得太美了，半个月后，真的有事了。
7.马虎的功劳
11月中旬，明尼苏达的一位医生报告，他的一名病人接种猪流感疫苗后，出现了一种叫吉兰—巴尔综合征的神经系统疾病。
什么乱七八糟的？准备下台的福特在白宫里给也做好卷铺盖准备的库柏打了个电话：“这个吉兰—巴尔是什么东西？”
库柏也刚刚查完了资料，现炒现卖：“总统先生，吉兰—巴尔综合征是一种很少见的神经疾病，病因还不清楚，每年有四千到五千人发病。总统先生，如果您用这个数字除以全国人口总数的话，只有十万分之二左右。”
“那么得这病到底是什么样呢？”
“突然手脚变软，严重病例出现呼吸和吞咽困难，这是因为病人的肌肉受到影响。十天左右就行动不便了，不过不用担心，大多数病人会在三个月内恢复，极少数病人，大约5%吧，会死于呼吸相关的问题。您想一想，控制呼吸的肌肉不听指挥了，很可能就无法喘气了。此外，还有10%的人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残疾，这也是身体某个地方的肌肉控制不能完全恢复过来造成的。”
“噢，这希望是意外中的意外，明尼苏达这个穷乡僻壤的医生怎么就能和猪流感疫苗接种联系上呢？”
“总统先生，他说是看了一盘医学教育的录像带，里面说接种猪流感疫苗后，有一项副作用就是吉兰—巴尔综合征。”
“啊，这录像带是谁出的？”
这工夫，明尼苏达主管猪流感接种的卫生官员德顿·彼得森正在家里大骂联邦机构，本州已经出现几起因为接种疫苗引起的吉兰—巴尔综合征，而且还死了一个了。他打电话给CDC，那帮人连理都不理。
他不知道的是，森瑟已经下令手下去查资料，看看有没有关于吉兰—巴尔综合征和猪流感疫苗的相关资料，因为不仅明尼苏达有报告，阿拉巴马和新泽西也出现了吉兰—巴尔综合征。
12月，CDC公布了资料搜索的结果。他们一共分析了一千一百例历年接种流感疫苗后患吉兰—巴尔综合征的病例，其中一个人是在接种前就生病了，还有四个人生病前被雷劈了，剩下的看来和接种流感疫苗有关。
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证明猪流感疫苗和吉兰—巴尔综合征有关，他们又发现了对出事的明尼苏达那个县居民的吉兰—巴尔综合征发病率的调查，从1935年到1968年，该县一共出现二十九例，发病率为二十万分之三。
陆续上报的吉兰—巴尔综合征越来越多，CDC的专家对资料进行了分析后发现，大部分病人是在疫苗接种后两到三周内发病的。12月15日，CDC还是要求各地的医生继续接种，但到了16日，下属的反对意见导致森瑟认为应该停止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了，这个意见经过库柏上达到福特总统那里。
在白宫还能住一个月的福特同意了。库柏随即宣布：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到此结束，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例猪流感发生。
言外之意，猪流感疫苗的大规模接种成功地阻止了西班牙大流感的卷土重来。
可惜这是美国，媒体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直斥这次行动是一场十足的失败。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吉兰—巴尔综合征的话题并没有随着疫苗计划的终止而平息，被报告的病例越来越多。
NIH的有关专家是这么解释的，吉兰—巴尔综合征的诊断要求很高，必须要由有经验的神经科大夫做出，大部分医生包括神经科医生没见过吉兰—巴尔综合征，他们做出的诊断中很多是跟风式的误诊。
他们更发现，最先报道吉兰—巴尔综合征的那位明尼苏达医生在看那盘录像带的时候心不在焉，看反了，那盘录像带说的是如果出现包括吉兰—巴尔综合征在内的症状的话，千万不要认为和猪流感疫苗接种有关。这盘录像带的内容其实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讲演，讲演者用吉兰—巴尔综合征这种罕见的疾病作为例子来说明不要轻易地把疾病和疫苗接种联系起来。
引起轩然大波的竟然是一名二百五医生，这让组织疫苗接种项目的各位哭笑不得，难怪每年有那么多医疗事故。
可是疫苗项目已经被终止了，得吉兰—巴尔综合征的人纷纷要求赔偿。因为政府宣布出了事自己顶杠，到1980年5月，下一次大选都开始了，一共有3917起要求政府赔偿的官司，总额达到三十五亿美元。
现在，轮到美国政府，其实是全体美国纳税人为科学的决定买单了。
一张三十五亿美元的大账单，是猪流感疫苗计划的拨款的二十六倍。
8.办案
福特一拍屁股走了，给卡特政府留下一屁股烂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几位部长加上森瑟统统在换届时走人，虽然是惯例，也算是承担了责任。
那么多官司不打不成，各联邦法院的法官们接了案子才发现，这官司不好办。
美国司法独立，联邦法院的法官虽然拿联邦的薪水，但是想要他们偏向政府，门儿都没有。何况最后做决定的是陪审团，法官就是个召集人，控制一下辩论中的界限和证据。
美国这个国家，也存在着打土豪的问题，告大公司、大连锁店就是打土豪，比如老太太从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结果因为店员没有盖紧盖子，把腿烫伤了。从理论上说，你就不应该一边开车一边喝咖啡，可是还是判老太太有理，麦当劳陪了上百万。
美国最大的土豪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是谁的？是人民的，所以人民从自己家里拿钱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遇上有机会敲政府竹杠，会有数不清的人挺身而出。
就拿吉兰—巴尔综合征来说吧，1976年10月1日后得了吉兰—巴尔综合征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到法院告政府，要求赔偿，最高的一起要求政府赔偿十亿，后来觉得脸皮厚到这种无耻的程度有可能被人打闷棍，才撤了诉。
政府当时拍了胸脯，要承担一切后果，但是这个决定是两院议员做的，也不能找他们算账，于是像美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事情一样，政府只能硬着头皮打官司。这种官司非常难打，因为对手太强。政府的律师大多是刚出校门的小年轻，干了几年后屁股一拍到律师事务所挣大钱去了，对方的律师可都是能耐大的，这类官司政府永远占在下风口。
但是，这一次政府发觉有个漏洞，吉兰—巴尔综合征这东西根本就没有严格的诊断标准。它的那些症状可以是吉兰—巴尔综合征，也可以是别的神经系统疾病，怎么诊断全凭神经科大夫一张嘴。倒是有个实验室诊断标准，测测蛋白含量，可不是所有的吉兰—巴尔综合征蛋白含量都高。
那么，直接以猪流感疫苗接种后会引起某种神经系统疾病为由告政府不就成了？可是这样就扯不清了，有太多的可能了。之所以用吉兰—巴尔综合征为由，是因为研究多了，人们发现这种病和免疫系统有关，被某种病毒感染刺激出来了。猪流感疫苗是灭活的病毒，符合这个理论，这样才能联系起来。
因此，法庭的焦点是双方请来的医学专家做证，政府请来的说其他原因很多，原告请来的说就是疫苗造成的，都是知名专家，反正这个病没什么人研究，专家们可以信口开河，上了法庭就拿钱，一小时好几百块，时间越长越好。
最惨的就是法官了，证词太专业了，他们也不知道哪个应该作为证词哪个不应该，丹佛联邦法庭的一位主审猪流感疫苗和吉兰—巴尔综合征案件的法官干脆到医学院注册，旁听神经学，基础理论搞清楚了才开始审案。这样一来，他审理的126个案子中，除了四个以外，都在庭外和解，因为原告律师知道这个法官不是那么好蒙的，开庭后很可能败诉，能从政府那里要多少钱就要多少吧。
打官司归打官司，医学界还是迫切希望知道患者究竟是不是因为注射了猪流感疫苗才引起了吉兰—巴尔综合征的，对此，医学界本身就分为两派。
反对的一派有他们的证据，一是军队的证据。美军给80%的官兵都注射了猪流感疫苗，而且为了保险，一律打了两针。军方的医生非常负责，出现症状马上送医院做严格的检查，因此数据非常可信。一百七十万官兵接种猪流感疫苗后，有十三位出现吉兰—巴尔综合征。而前一年，军中还有十七位吉兰—巴尔综合征病人。
其二是荷兰的数据，荷兰一共接种了一百五十万人，没有发现吉兰—巴尔综合征增多的现象。
证据之三，回过头来看看头一例，该县四万名接种猪流感的人只有这一例这样的病例，还不是神经科大夫诊断的，而是家庭医生做出的诊断。
家庭医生？不就是诊断感冒发烧的吗？
其四，CDC根本就没有认真检查和跟踪每一例上报的吉兰—巴尔综合征，连诊断报告都没看。尤其是后来吉兰—巴尔综合征时髦了，随便一个手脚不利落的家伙只要打了猪流感疫苗，都可能被诊断为吉兰—巴尔综合征，反正几个礼拜后一切正常。
美国顶尖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专家认为：吉兰—巴尔综合征和猪流感疫苗之间的联系是胡扯。
这种对政府极其有利的说法居然首先受到CDC专家的反驳。
9.反思
CDC的专家首先针对明尼苏达和密执安州的调查，当时发现接种猪流感疫苗的人群比没有接种猪流感的人群的吉兰—巴尔综合征发病率高七倍。当然了，如果非要说这多出来的病例是医生们跟风诊断的，我无话可说。
该专家接下来谈荷兰的数据。荷兰的人口数太少，吉兰—巴尔综合征病例本来就少，而且荷兰连续接种了两年猪流感疫苗，头一年吉兰—巴尔综合征稍稍增高，第二年不增高，两年的数据一平均就看不出高来了。
下面是美军的数据，该专家认为，美军都是年轻人，而出现吉兰—巴尔综合征的主要是年纪大的人，不能说明问题。
双方都有理，最后美国流行病学会决定借鉴总统大选的方式，让双方辩论。在费城召集了两百名顶尖流行病学家开会，军团病后各旅馆改进了空调系统，人群聚居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一场辩论下来，多数听众倾向于吉兰—巴尔综合征确实和接种猪流感疫苗有关。
这个科学争端暂时告一段落，1976年美国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的历史意义与其是否促使吉兰—巴尔综合征增多无关。那么，它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或者说这个计划为什么没能够坚持到底？
从事后结果来看，猪流感疫苗的全民接种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因为预测中的猪流感并没有发生。但是，从政府的角度看，这个决策错了吗？继任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约瑟夫·卡利佛诺上台后表示，如果在他任内出现相同的情况，他还是会这么做，因为在能够杀死上百万人的大瘟疫的预警面前，政府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显然，问题就出在这个预警本身上了。
科学上的大多数事都是一个可能性。在1976年，科学家认为西班牙大流感会卷土重来是一种可能，认为它不会卷土重来是另外一种可能，坚持这两种可能的人都没有错。两种可能性加起来等于一百，分开来各自的可能性是从一到一百，站在科学的角度，怎么说都可以，但站在为决策做建议的角度，则是另外一回事。
1976年美国的猪流感疫苗事件，体现了科学家的建议对于政治家的作用。科学家也许认为指出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摆在政治家面前，就是百分之百的行动。
从政治家的角度，只有做还是不做，并不存在百分比的问题，而且在没有十分确凿的不可能的保证下，政治家是不会不做的。可是对于科学家来说，往往不会说不可能，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确实有可能。
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字游戏，这种文字游戏在政治上就是无法选择。
1976年，认为有可能的科学家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希望做出疫苗，储存起来以防万一，从今天来看，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是交给政治家，这样做是万万不可的，花费了上亿，做出疫苗来放在仓库里，如果用不上，是浪费，而且对于做出决定的人来说一点政治上的好处都没有。况且一旦猪流感真出现了，很有可能来不及了，主事的反而成了罪人。
在政治和科学中间，缺乏了一个环节，就是深思熟虑。1976年，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都没有想到全民疫苗接种会出这么多事，在他们看来，让美国人排着队一人打一针就是了。流感疫苗年年打，这次不过是全民打而已，而且还不要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为什么在舆论民心一致拥护的情况下开始的活动，会有这样的下场？
就拿吉兰—巴尔综合征患者来说，就算所有告政府的都是因为疫苗引起的，一共才三千多，和四千万人接种相比，还不到十万分之一，和今天到美国的医院输血后被传染上艾滋病的几率一样，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凭什么认为猪流感疫苗是万无一失的？
这件事从本质上体现了科学界对西班牙大流感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今天依旧存在，2009年猪流感预警，就是这种恐惧的又一次爆发。
一位知名的流感专家在反思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当出现一种新的病毒或者一种病毒重新出现的时候，不要火烧眉毛地蹦起来，认定会出现大流行。”
2009年春天，我把这段话抄送给了中国的流行病学专家。
当然不会改变什么。
1976年，人们对于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株还一无所知，科学界普遍接受萧普的猪流感之说，这也是导致这件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1977年1月，福特在萧瑟中离开白宫，心里突然想到的也是这个问题，西班牙大流感究竟是什么？
他并不知道，在五角大楼的某个上了锁的文件柜里，有一份被尘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标着绝密的文件，封面上印着：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