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唤醒
1997年8月，CDC流感中心主任南希·考克斯正在清凉的怀俄明州度假。
西部粗犷而优美的景色，让整日忙忙碌碌的考克斯彻底地放松了，沉浸在湖光山色之中。
这天下午，难得小酣的考克斯被电话声吵醒，一看号码是亚特兰大的实验室的，心中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不知又是什么琐碎杂事，让她原本如怀俄明蓝色的天空一样清朗的心情变得有些烦躁起来。
接通了电话，对方说了几句后，考克斯心跳如奔马。
实验室里正在对今年各地区送来的流感病毒进行常规分离，这份样本是5月份从病人身上采集的，送到亚特兰大后又等了一个月才轮到被分析。检测的结果，这株病毒是从来没有在人身上出现的H5N1亚型。
更令考克斯惶恐不安的是，被这株H5N1亚型流感病毒感染的是香港的一位三岁男孩，已经死亡。
和她的一位前任沃特·道达尔在1976年初一样，南希·考克斯心中涌现了萧普的阴影：西班牙大流感卷土重来？
考克斯和道达尔不同，在短暂的激动之后，她很快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整个事件。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她有处乱不惊的本事，而是因为1976年的教训。
1976年全民接种猪流感疫苗，不仅流感大流行没有出现，而且还出现那么多的后遗症，其中最大的一项是流感研究和监测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变得非常的低调。
常规性的流感监测还在进行之中，但远离媒体和公众视线。流感病毒的研究则成为冷门，不仅美国的病毒学家视流感研究为冷门专业，中国也一样。当年研究所内其他科室拿到的科研经费均以十万甚至百万计，而流感研究室的每笔经费则以千元来计算，连孵育鸡胚的温室都得借用其他研究室的，能干的工作也就是在各地采集些病毒样本，送到国外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是流感本身的问题。流感病毒的善变性，造成流感疫苗研究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抗流感药物只能用整体抗病毒类药物，流感还处于基本上无药可治的阶段，从事流感研究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前途，以致人才流失到其他领域。流感病毒研究领域变得很沉闷，这才有靠陶本伯格一个局外人来获得突破的情况。邓肯的挖掘并非流感本身，而是出于类似与大金字塔内部探测相似的新闻效应来获得重视的。
最后，是流感流行的原因。1968年之后，将近三十年了，尽管专家们一再预测很快就会出现另外一次全球性流感大流行，可是实际上却一直没有出现。1976年一场虚惊之后，科学界变得越来越谨慎了，当疫情出现时，他们不再像1976年那样火烧眉毛，而是首先考虑，会不会和1976年的科学家一样愚蠢。
1997年8月，考克斯听完了实验室的汇报后，吩咐对方召集有关人员，一起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放下电话之后，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
考克斯首先想到的是陶本伯格刚刚发表的那篇论文，他获得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一部分片段，但还不能确定这种病毒所属的亚型，到此时为止，科学界还是不清楚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真容。这次在香港出现的H5N1亚型究竟是一次和1918年一样的全球性致命流感大流行的开始，还是和1976年一样的假警报？
在整整一个下午的电话会议之上，对这个问题，考克斯和她手下的专家们都无法回答，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继续监测。
从那天起，考克斯连续几天辗转反侧，这株H5N1流感病毒的出现，成为压在她心头的一座沉重的大山。作为抗击流感的顶级专家，事态不容许她有半点疏忽。
但是，1976年的教训又不容许她做出过度的反应。
考克斯努力让自己放松，安慰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恐慌的，根据现有的材料，那个男孩确实死了，但连他的医生都不能确定他是否死于流感，也许男孩有什么其他疾病，因为流感造成身体虚弱而死。
可是，考克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萧普留下的那个硕大的阴影。H5N1的出现，意味着萧普设定的界限被打破了，就是人类和动物病毒之间的界限被跨越了。
2.男孩之死
那个男孩死于5月9日，和考克斯自我安慰的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没有其他任何疾病。他于5月初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很快转成病毒性肺炎，入院后很快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并被诊断为赖氏综合症。这是病毒感染后出现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患病开始时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继而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如嗜睡、昏迷。该病平均病死率为21%，很不幸，这个孩子属于这21%。
男孩死亡之后，医生并不能确认他是死于病毒感染还是死于赖氏综合症，医生对如此严重的病毒感染感到不解，从男孩的咽喉取样，送到香港卫生署实验室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只有一种病毒存在，那就是流感病毒。香港的实验室用各种抗体进行了多次试验，可就是无法断定是哪一株流感病毒。
香港的流感监测人员并没有古德费尔德在1976年那样强的警惕性，既然实验室里所有的抗体对这株病毒都没有反应，他们也不打算再去找其他的抗体，而是把样本送到全球流感监测网的四间中心实验室中、设在鹿特丹的那间。
由于香港方面没有表示出任何紧迫性，鹿特丹方面就把它当做一般的样本，慢慢地排队吧。到了7月份还没有轮到，他们干脆把这个样本送到亚特兰大，让另外一家中心实验室，CDC的实验室检测吧。
CDC接到样本，上面没有任何说明，只标明这是一株流感病毒，CDC流感实验室同样按先来后到排队检测，好在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勤奋，排了一个月的队，终于轮到检测这株病毒了。
全球流感监测网一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在美国本土有一百一十个地方流感中心，定期采样，疑难样本送CDC进行分析。CDC每年收到数千份样本，像这种没有标明紧急的样本只排了一个月队，算是很幸运的了。
CDC的流感实验室代表着全球流感病毒分析的最高水平，再疑难的样本通常也能得出结果，这次也不例外。几轮分析后，结果出来了，这是一株禽流感病毒。
CDC的技术人员很奇怪，鹿特丹干吗在人流感样本中搀杂了一份不是从野鸟就是从鸡身上采集的样本呢？打电话去问，一直追问到香港，他们才确定这是从一个死去的小男孩身上采集的。
和人流感病毒不同，禽流感病毒杀死鸟类的情况很少。人流感病毒感染肺部，禽流感病毒则寄生在鸟的肠子上，如同细菌寄生在人的肠道中一样，和鸟类和平共处。
理论上，禽流感病毒不能感染人，因为它的复制所需要的酶只存在于鸟的肠细胞中而不存在于人肺细胞中。但是，任何理论都有例外，一旦例外的情况发生，结果便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是人免疫系统从未见过的一类病毒血凝素和神经氨酸苷酶的蛋白，人体无法做出免疫反应，那位小男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去世的。
让CDC的流感专家们心跳加速的并不仅仅因为禽流感病毒在人身上出现，而且在于出现的地方：香港。
1957年大流感被称为亚洲流感，首次出现在中国贵州。
1968年大流感被称为香港流感，首次出现在中国广东。
这两次全球流感监测网建立之后出现的全球性流感大流行都始发于南部中国，而且都是禽流感和人流感的重组毒株。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禽流感和人流感杂交，形成了一种能够在人类中流行的流感病毒，这样的病毒对于人类的毒性是相当大的。
1957年和1968年，由于时代的原因，科学家没有能够在大流感的初期就分离出带有禽流感基因的流感病毒，这一次是不是成功地捕捉到了先兆？
考克斯则是出了一身冷汗。幸亏这不是流行的先兆，否则如果真是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的话，等了三个月才得到鉴定结果，病毒早就流行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
但是，春天没有流行并不代表可以放松警惕，因为每次流感大流行都是春天开始流行第一波，秋天出现流行的第二波，第二年春天还有第三波。尤其是西班牙大流感，第二波比第一波要厉害百倍，因为病毒在人群中的第一波流行过程中又发生了变异。
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
1919年之后，西班牙流感成了悬在医学界头上的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铡刀，现在轮到考克斯来判断，这一次那锋利的刀锋是否会落下来。
3.还是躲不开猪
西班牙流感究竟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是没有确切的答案。
西班牙肯定不是西班牙流感的故乡，美国堪萨斯的赖利军营是第一例西班牙流感病例被发现的地方，但并不表明这里是真正的源头，起码科学界想不通为什么西班牙流感会突然出现在赖利军营。
因为人多拥挤，卫生条件不好造成的？每年春运火车的拥挤程度都在当年的赖利军营的百倍以上，可是并没有导致全球性哪怕是全国性流感大流行，大流感病毒是不会土生土长的，一定有外在的因素。
1998年，为了纪念西班牙流感七十周年，美国曾经播出了一个电视纪录片，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编导们认为合理的解释。片中的解释是，因为该军营在农村，不远处就是猪圈。农民天天焚烧猪粪，赖利军营上空黑云笼罩，流感就是这样传播开来的。
这种说法还是延续了萧普的猪流感说，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认为1918年大流感是猪流感由于某种原因进入人类肌体，并且在人类中间流行的。
对禽流感的监测，也出现相似的要清理鸡蛋、小心鸡屎鸟粪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舆论性的穿凿附会，陶本伯格把这类说法比喻为猪粪说法。流感病毒再强壮，也不会在浓烟中存活。萧普的看法是正确的，西班牙流感不是猪传给人，而是人传给猪的。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上看，西班牙流感尽管首先在美国出现，但却是从欧洲传到美国的，因为1918年2月在欧洲就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类似病例。
那么，欧洲是原发地吗？还是从别的地方传到欧洲的？
科学界普遍认为，西班牙流感病毒同样来自禽流感病毒。但是在感染人之前，禽流感病毒被人性化了，就是在保存了禽流感的剧毒性的基础上，获得了人流感病毒能在人肺部细胞中生长的特性。但是，它并不是像1957年、1968年大流感病毒那样由禽流感直接到人，而是有一个中间的环节，正是这个关键的中间环节，使得西班牙流感成为数千年一见的瘟疫。
那么这个关键的中间环节是什么？
邓肯团队的主将，美国圣朱蒂儿童医院的罗伯特·韦布斯特是萧普的信徒，他认为猪就是这个中间环节。
萧普只看到猪流感，而没有了解到禽流感。韦布斯特一派人的看法是，可怜的猪既可以被禽流感病毒感染也可以被人流感病毒感染，如果只被两者之一感染，就会得流感，很多猪会死亡；如果恰巧被两者同时感染，又因缘巧合的话，在这头猪的体内就可能重组出一个人加上禽流感病毒，如果恰巧是毒性大的那种，就会造成全球性大流感，最严重的就是西班牙大流感。
这种解释听起来有点儿戏，但确实有科学根据。西班牙大流感相距太远，无法进行这样的基因分析。而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出现后，艾滋病病毒很快被分离出来。由于病毒学和分子生物学已经发展成熟，对艾滋病毒来源和演变的研究进行得比较全面透彻，关于艾滋病毒是怎么形成的，就有了类似的理论。
通过对艾滋病毒的序列进行基因分析，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艾滋病病毒（HIV）是从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演化而来的。非洲的四种黑猩猩里，有两种能被猴艾滋病病毒（SIV）感染，其中喀麦隆黑猩猩的SIV是HIV的起源，其以HIV的形式进入人体的时间发生在1910年到1930年之间，地点在西南部非洲。
SIV在黑猩猩群内存在很久，这种病毒对黑猩猩没什么危害。科学家发现，黑猩猩的SIV是一种重组病毒，是由红冠白脸猴的SIV和大斑鼻猴SIV重组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黑猩猩是肉食动物，它的肉食来源包括这两种猴。某只黑猩猩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吃了两种猴，两种不同的SIV病毒在黑猩猩体内共存，变成了适应性强，而且也善变异的SIV，进入人群中则成为HIV。
韦布斯特对西班牙流感的解释是，禽流感病毒先感染猪，然后由猪传给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萧普等人发现西班牙流感的幸存者身上有猪流感病毒抗体，以至很长时间内人们认为猪流感病毒是罪魁祸首。另外一个证据是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两株病毒都间接来自禽流感病毒，他认为这两次流感病毒的变异同样是经过猪的环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次大流感会首先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人养了大量的猪，人和猪的接触机会非常多。
韦布斯特的解释虽然不无道理，但还是有他的漏洞，因为养猪的到处都是，和猪频繁接触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为什么只在中国杂交出能够流行全球的流感毒株？就算中国的猪饲养情况特殊，但这是全中国范围的，为什么偏偏只有南部中国才会孕育出大流感的病毒株？
韦布斯特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程度。而香港大学的肯尼迪·肖特里奇则不同，他身在南部中国，因此对韦布斯特的解释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在鸟和猪之间又加了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是鸭子，之所以这个鸟、鸭、猪的接触只可能出现在南部中国，是和南部中国的生态环境有关的。
肖特里奇的解释弥补了韦布斯特理论的漏洞，使得南部中国以致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流感的敏感带，1997年香港的H5N1就是这个敏感带的第一次风起云涌。
4.春江水暖鸭先知
1918年大流感之后，全球范围的流感大流行沉寂了将近四十年，然后连续出现了两次大流行，之后还有一次中等规模的流行，基本上十年一次，即1957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和1977年的俄罗斯流感。和西班牙流感一样，这三次流行的名称都存在着误会，后来表明，这三次大流感无一例外始发于中国。1957年的始发于贵州，1968年始发于广东，1977年的俄罗斯流感是H1N1亚型，同样起源于中国。
正因为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而且无一例外，很多人怀疑西班牙流感可能同样起源于中国。审视了中国南方的生态环境，肖特里奇对韦布斯特假设进行了修改，在鸟和猪之间增加了一个信使：鸭子。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中国南方，插秧以后，农民们把鸭子放在稻田里，吃掉田地里的昆虫。庄稼收割以后，鸭子再回到田里，吃净剩下的稻粒，这样既保证了水稻的生长，又喂肥了鸭子。其间，鸟和鸭子接触的机会极多，因此禽流感病毒很容易感染鸭子。这就解决了韦布斯特假设中从鸟到猪的过程，因为鸟和猪的接触很少。鸭子和猪都是农民饲养的禽畜，因此两者的接触机会更多，因此流感从鸭子转移到猪不是一件难事。
鸭子在很早就被怀疑在流感大流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多了鸭子这个中间环节，禽流感就会更容易地感染猪，其突变会更多，因为涉及了三种不同的动物。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有鸭子，但那些鸭子多是野生的，和鸟的接触机会多，但和猪则没什么接触机会，因此不能形成变异的流感病毒。
中国南方的这种这个生态环境是在十七世纪初形成的，人类流感大流行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肖特里奇认为其原因有人口迁移和活动增加，但其根源在于经过百年的变异，流感病毒有了这样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偶尔就会突破人和动物的界限。
肖特里奇对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推测是这样的，这种流感病毒很可能早就存在于中国南方水乡的居民体内，由于长期与该病毒共存，这些人已经有了免疫力。在一战期间，二十多万中国劳工来到欧洲，流感病毒就是这样被带到欧洲的。在欧洲和美洲流行了一圈，病毒发生了致命性的变化。
陶本伯格赞同这个观点，他注意到1919年中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介绍哈尔滨的流感流行，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一样，即在春天出现较轻微的第一波，在秋天出现致命的第二波，而且和美国一样能杀死猪。如果说流感是从欧洲传来的话，时间不对，西班牙流感最早是在6月初才传向全球的。不过谨慎的陶本伯格因为证据不足，没有下肖特里奇那样的结论。
而在1997年的南希·考克斯眼里，死去的香港小孩的病例是省略的韦布斯特假设，流感病毒的基因分析没有发现猪流感病毒的成分，也就是说没有猪这个中间环节，而是从禽直接传给了人。
她马上下令提高实验室的安全级别，以免这株流感病毒对实验室工作人员造成感染。同时，要排除出错的可能，一定要确认这株病毒确实是从人身上分离出来的，而不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闹混了。
好在香港的实验室还保存着原始的样本，火速送到CDC，再次检测的结果表明确实是禽流感。鹿特丹实验室正好在相同的时间也对这份样本进行了检测，得到和美国CDC相同的结论。
但是，这些结果都不能排除原始的样本被污染的可能性，科学家从来没有发现过禽流感直接感染人的例子，必须彻底排除污染的可能。于是美国CDC、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把邓肯项目先放在一边的韦布斯特，组成专家组，来到香港。
到了香港后，他们从男孩所住的医院开始调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在同一时间生病，取样的管子是否会被污染，医护人员有没有住在养鸡厂附近的，病房是不是干净，样本采集后放在哪里，是怎么被运输到卫生署的实验室的，然后是卫生署的实验室，有没有新人开始工作，之前是否检测过动物病毒，等等，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疑点，香港的医院和实验室的条件和质控让专家组非常满意。而且在检测男孩样本的同时，该实验室同时检测将近一百份其他病人的样本，如果是实验室污染的话，不应该只有男孩这一份被污染，同时在样本中发现的肺部细胞，也表明污染不太可能。
经过将近一周的调查，污染基本上被排除了，接下来是确定男孩确实死于流感，医院的病历表明没有其他疾病的存在，流感是唯一的死因。
下一个问题是禽流感从何而来的。分子生物学检测表明，这是一株纯禽流感病毒，那么只能是直接接触禽类而来。
专家组发现几个月前香港有三家农场发生过鸡瘟，五千只鸡死亡，原因正是H5N1。但是小孩和家人都没有接触过鸟和鸡，在小孩的幼儿园也没有发现禽流感的痕迹，也没有其他小孩得禽流感。
专家组来到中国，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中国方面没有流感爆发的迹象。
这次调查采集了数百份样本，查出了另外四个H5N1的感染者：一位实验室工作人员、一位农场工人、死亡小孩的一位同学和另外一个同学的家长。他们都有各自感染的理由，都和死亡男孩及其家庭无关。
9月份，调查组得出结论，男孩的确死于禽流感，但H5N1并没有在人群中扩散，不会引起全球流行。专家们建议香港政府加强监测，然后各自回家，满意地相信一切在控制中。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5.杀鸡
感恩节对于美国人来说比圣诞节还要重要，是全家团聚的假日，考克斯一家也早早做好了计划。但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晚上，她接到来自香港的一个电话：香港再次出现禽流感。
不仅考克斯，整个团队的感恩节休假全部取消，全球流感监测系统进入临战状态。
能做的还是加强监测，马上动手研制禽流感疫苗。
香港H5N1病例不止一例，到了年底一共出现了十八例，死亡六人，为六名儿童和一名女子。尽管病人多以儿童为主，但重症者多为十八岁以上的健康的年轻人，这种趋势和西班牙流感流行时很相似。
萧普留下的巨大的西班牙流感阴影这一次真的成为铺天盖地的乌云，让环球流感专家一齐跳了起来。
12月初，NIH召集了邓肯计划听证会，考克斯也是与会专家之一，当陶本伯格说出他有三个样本时，考克斯的心中涌现了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能确定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株，这对香港禽流感的预防控制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是片刻之后，她的心又凉下来，因为她知道陶本伯格起码还需要几年时间。
看着在会上侃侃而谈的韦布斯特，考克斯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家伙几个月前作为赴香港调查组的主要专家，对那个万事大吉的结论负有直接责任，在有可能出现禽流感全球流行的时刻，却还在这里高谈阔论去挪威那个小岛挖掘的安全问题，也许等不到他们挖掘，西班牙流感就又传遍全球了。
自从陶本伯格的论文一发表，考克斯就决定退出邓肯这个越来越没有科学色彩的挖掘计划。在这次会议后，CDC更是和陶本伯格全力合作，经过八年努力，终于在2005年复制成功西班牙病毒，而韦布斯特则一无所获。
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1997年底，陶本伯格的序列分析还不知道要干到猴年马月，香港那边的疫情就已经火烧眉毛了，和1976年相比，这次像是真的了。
1998年1月，NIH研制出的H5N1疫苗已经能够给实验室工作人员免疫了，他们要求药厂开始生产，但药厂按兵不动，一方面怕如此凶狠的禽流感在工厂内传播，另一方面鉴于1976年的教训，在没有确切的大流行迹象出现之前，药厂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这次国会还能不能像上次那样把官司都扛上，还是未知之数。
CDC和NIH知道急也没用，因为即便药厂开始行动了，也要经过九个月到一年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疫苗，如果真是西班牙流感的话，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实验室检测的耽搁，加上调查的结论，他们没有在春天采取行动，如果那时决定研制生产疫苗的话，也许还来得及。但事到如今，他们已经失去了靠全民免疫来预防的时机了。
香港那边继续调查，发现这些病人和香港的鸡市有关。这时肖特里奇对香港鸟类的调查也追踪到这个每天从广东输入鸡和鸟的市场，H5N1已经在鸡中出现，在他看来，这里就是各型流感病毒会合传播的最佳场所。
香港鸡市的鸡一直正常，但到了1998年1月，突然有不少鸡生病死亡。经过检测，死亡的鸡中有五分之一是H5N1型流感。
肖特里奇发现这些患流感的鸡都来自中国内地，在到鸡市之前集中几天，他认为禽流感先在鸡群中流行，然后通过鸡市感染人。
这些病鸡来自1968年大流感的首发地广东，在肖特里奇眼中，一场类似1918年大流感的流感大流行马上就要开始了。
CDC的专家们则继续调查那个死去的男孩，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证明，吃鸡、养鸟、去动物园等都不会得禽流感，除了那个男孩的传染途径还不明了之外，其他禽流感病人在生病前一周内都去过鸡市。
香港的禽流感流行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各医院通宵为市民做流感检测。满城风雨之中，香港政府压力很大，迫切希望国际专家提出建议。
目前的所有线索都指向鸡市，科学家们给出了建议，香港政府很快接受了。
1997年12月2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局局长叶澍宣布：杀鸡！香港、九龙和新界一鸡不留。
6.儆猴的效果
香港政府火速组织了上千人的杀鸡队伍，第一天，全港杀了七十七万只鸡，到次日一共杀死了一百三十万只，就这速度，香港特区政府还觉得太慢了。
杀完鸡后，香港的鸡市关闭一个月。这一个月内，香港人就不要吃鸡了。一个月之后可以从广东运鸡进来，不过要求进行检测，以确保没有禽流感。同时，鸡也不要放在木笼中，而是放在容易消毒处理的塑料笼子里。他们一共检测了二十万只鸡，没有再发现禽流感。
肖特里奇和韦布斯特在香港建立了一套检测禽和猪流感情况的系统，也没有再发现H5N1。
其他国家也加强戒备，伦敦机场隔离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结果不是禽流感，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发现禽流感的存在。
随着这场声势浩大的杀鸡行动，禽流感很快在香港消失了。
2月份通常是香港流感的高峰期，检测结果，没有发现禽流感，考克斯等人的心才放回肚子里，警报可以解除了。
肖特里奇和CDC科学家们相信他们成功地阻断了另外一次西班牙流感的流行，而且代价只不过是香港特区政府花钱买下全香港的鸡然后杀死、香港的老百姓一个月时间不能吃鸡，不像1976年美国那样沾上无数的官司。
他们几位倒是知道谦虚，可是有人贪天之功为己有，上窜下跳地喊功劳全是他的，此外不少科学家对这场杀鸡行动的效果抱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从5月份出现第一例H5N1，到12月底杀鸡，中间经过了七个月，以历次大流行包括西班牙流感的经验，如果真是流感大流行的话，这七个月之间，流感早已成为燎原之势，哪里还会老老实实待在那个鸡市里，等着人们自己去接触？
这株H5N1在当地的鸡中应该存在了一段时间，鸡市和各商店饭店的工作人员，包括杀鸡过程中那么多和鸡接触的人，并没有出现感染禽流感的情况，仅仅用他们长期接触因此有免疫力来解释，实在是太过牵强了。大流感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群中不具备免疫能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免疫能力。上述的情况只能说这种H5N1还没有具备大流行的能力。
如果说因为杀鸡而制止了一场大瘟疫的话，最解释不通的是香港的鸡市并不是源头，禽流感在广东，舍本逐末控制住香港，并不能控制广东，为什么广东和国内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致命性流感的流行？
1976年美国的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97年香港杀鸡行动对香港的经济和民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者都可以算做科学决策的失误。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5月份那个男孩的样本没有得到检测，也就不会出现对H5N1的恐慌和重视。在不注射流感疫苗的情况下，每年会有25%的人得流感，美国平均每天死于流感的人超过一百人。按香港的人口，每天死于流感的人平均起来肯定会有好几位，从5月到次年1月，一共才发现十八起禽流感，死了六个人，即便在流感最不厉害的年景，这种比例也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它之所以被发现，完全是因为有针对性的检测和高度的重视，同期香港死于其他流感病毒株感染的人绝对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以上。
对于香港的这次疫情，考克斯心里明白，这一次的H5N1株是纯的禽流感病毒，没有和人流感病毒发生重组，因此虽然能够感染人，但不能从人再传给其他人，也就不可能引起大流行。
不管怎么说，香港这次疫情，让处于低谷的流感研究和监测一跃成为热点，预防禽流感成为新的燃眉之急。从那时开始，在人类的记忆中，大流感已经开始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