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谢谢你让我实现梦想
陶本伯格打开这封厚厚的信，最上面是几页简历，陶本伯格大致浏览了一遍，心说这个人应该有七十岁了，难道这位老先生要到我这里找工作？通常这种找工作的信会有一页说明在简历之上，这个人直愣愣地一上来就是简历，看来是和时代脱节了。
拿掉简历，是几张复印件，陶本伯格一眼看出，这几页来自克瑞斯比的那本书。正是这本书，一下子拉近了陶本伯格和赫尔汀之间的距离，让他耐心地把这封信看下去。
写信的是一位七十二岁的退休病理医生，信中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反复斟酌，显得非常小心翼翼。陶本伯格感到，这个人肯定受到过多次拒绝，甚至被人当成骗子，但是直觉让他相信这位老人说的每一句话。
赫尔汀在信中叙述了四十六年前在阿拉斯加的往事，尤其是那个永久冻土中的坟墓。他表示，如果陶本伯格有兴趣，他可以重返阿拉斯加挖掘，从保存完好的尸体中切下肺部，交给陶本伯格。
陶本伯格按捺下心中的激动，把这封信从头到尾又仔细读了一遍，彻底地相信了。他情不自禁地抓起电话，要给赫尔汀打过去，但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来到电脑前，打起字来。他要用同样的方式和赫尔汀联系，为的是尊重对方。
赫尔汀在信发出后一直等待回音，一个星期没有音讯，两个星期还没有回音，赫尔汀再一次失望了。老了，你的壮志只有消磨了。
这天打开信箱，有一封来自华盛顿的信件，寄信人正是陶本伯格，赫尔汀迫不及待地撕开信。陶本伯格先抱歉，因为私事休假而没有及时回信，然后表达了对阿拉斯加永久冻土中的那个墓地的浓厚兴趣，最后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如果赫尔汀愿意的话，可是随时联系他。
这一刻，赫尔汀等了四十六年了，他马上拿起电话，拨通了陶本伯格的号码。
“我是杰夫瑞·陶本伯格。”
“陶本伯格博士，我是乔汉·赫尔汀。”
一种久违的激情，从旧金山传到华盛顿，于是，除了大张旗鼓的邓肯的冻土挖掘计划之外，又有了另外一个冻土挖掘计划——赫尔汀计划。
和人满为患的邓肯团队相比，这个团队只有陶本伯格和赫尔汀两个人，而且还从未见过面，他们分处美国大陆的东西两岸，靠电话联系。
从一开始，赫尔汀便要求，这次阿拉斯加挖掘要私下进行，不要对外宣布。
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从阿拉斯加回来的时候，因为爱荷华大学公关需要，他们一下飞机，《时代》杂志的记者就等在了机场，随后还有全州的循环讲演，结果最后什么都没有分离出来，赫尔汀觉得像个耍猴的，因此再去阿拉斯加，不到成功之日，就不让外界知道。如果一无所获，此行便不为人知。
陶本伯格原本就是个低调的人，他正在考虑如何劝赫尔汀不要学邓肯那样，还没有挖掘就炒作得满城风雨，一听赫尔汀的请求，马上表示同意。
关于挖掘的人员，上次是三人小组，这次赫尔汀要求就自己一个人去，不邀请媒体和记者，因为他不愿意外人干扰布鲁维格那与世隔绝的生活。
陶本伯格也同意了。四十六年的等待终于有了曙光，赫尔汀依然首先考虑爱斯基摩人，希望为他们留下一片净土。单凭这一点，这位壮士暮年雄心不已的老人比很多著名的科学家要伟大得多。
至于费用，赫尔汀要求独自承担所有费用，他先征求布鲁维格长老们的同意，如果获得批准，他将独自挖掘，获得的样本作为礼物送给陶本伯格。陶本伯格只需要提供一瓶冷冻液。
陶本伯格不能同意，他要求承担部分费用，哪怕是自己掏腰包。
赫尔汀说：“不要争了，这是我的梦想，我要完全靠我自己去实现它，谢谢你让我能实现梦想。”
2.不朽如梦
下一步，两人讨论具体怎么做。
还是按照上次的办法，把组织拿回来分离细胞？
陶本伯格反对这种做法，原因有两个，一是经过这么多年，病毒不会存活了。
二来如果真的有病毒的话，这样做有扩散的危险。他建议用他现有的办法，取出样本后冷冻固定，从中分离病毒的基因而不是病毒。赫尔汀是病理医生，对固定样本的建议没有异议。
陶本伯格不禁将邓肯团队和赫尔汀相比较，迷人的邓肯和她那资金雄厚团队，一次又一次地举办发布会，像一只巨兽在缓缓前进。与此同时，他和赫尔汀悄悄地计划重返阿拉斯加。不过从专业的角度，他认为赫尔汀本人比邓肯的整个团队还具备从冻土中挖掘尸体的资格。问题是这个计划何时能够实施，陶本伯格知道邓肯计划于1998年秋进行挖掘。
陶本伯格给赫尔汀介绍了邓肯计划，问他何时能够成行。从心里来讲，陶本伯格希望能够尽快行动，抢在邓肯团队的前面，但他没有催促赫尔汀。
赫尔汀犹豫了一下，回答：“这周不成，不过我已经通知旅行社搞定机票，下周飞往阿拉斯加。”
陶本伯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按邓肯的准备进度，他认为赫尔汀起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已经等了四十六年了，赫尔汀不愿意再等了，他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他知道邓肯在挪威的挖掘计划，说起来挪威相当于他的故乡，但他并没有太关心，因为他心中只有阿拉斯加那个坟墓。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陶本伯格，这周为什么不能成行，因为另一件事他已经干了二十九年了。他在加州自己所拥有的一片土地上复制了一个十四世纪挪威的木屋，已经基本完工了，这个礼拜他要把剩下的活完成。没有告诉陶本伯格的原因是他不愿意让对方认为他的兴趣太广泛了。
这些年来，赫尔汀没有去过阿拉斯加，但是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他一直关心着病毒学的进展，对于1951年自己病毒分离的失败，现在已经清楚了，流感病毒不会在冻土中存活。他也一直关心分子生物学的进展，这就是为什么陶本伯格的论文让他那么激动。
但是，赫尔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顾一切的冒险家了，这次北上阿拉斯加，他早就有了成熟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一个字：快。
1951年阿拉斯加探险，他们并没有考虑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年大家没有概念，但在1997年，对于这种项目，安全性是第一的，他首先要考虑有没有可能造成西班牙流感病毒的扩散，邓肯计划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要把安全性考虑得万无一失。赫尔汀认为不会有活病毒，但如果他也申请资助的话，无论是向官方还是私人机构，都要优先考虑安全问题，都不可能立即挖掘。正因为这样，赫尔汀坚持自己出全部费用。
不公布于世也是为了快，一旦消息走漏，挖掘就不可能快，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扰。因此这项行动只有他和陶本伯格知道。
赫尔汀生怕夜长梦多，在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布鲁维格的爱斯基摩人的情况下，兴奋异常的他出发了。根据他上次的经验，挖掘对方先人尸体这样的事，是不能在电话里和爱斯基摩人谈的，一定要当面商量。
阿拉斯加的冰原万古不变，只不过有人青丝变成了白发。
直到即将转机飞往布鲁维格时，赫尔汀才打电话给当地的工作人员、一位为村里两百四十位爱斯基摩人接电话的人。电话中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那个墓地过去四十六年是否被挖掘过？二是他睡在哪里？
对方告诉他，四十六年内墓地无人打搅。学校有四张气垫床和一个厨房，有供暖设备，来安装卫星天线的工人用了两张，还剩下两张，他可以为赫尔汀预订其中一张。
四十六年，赫尔汀终于重返布鲁维格。
四十六年了，布鲁维格的冰天雪地多少次在他脑海中浮现，那种近乎原始的生活在赫尔汀的记忆中不朽如梦。
但是，当他终于再次来到布鲁维格的时候，梦境破碎了。
3.发现露西
布鲁维格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布鲁维格了。
一切都彻底地改变了，布鲁维格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已经彻底改变了，变得没有任何的前途和希望了。
改变这一切的是社会福利和石油补偿，政府对爱斯基摩人发放补助，作为开采本地石油的补偿，石油公司给每个人提供年薪，1996年为一千八百美元。因为这两笔钱是按人头给钱，村里人口快速膨胀。依赖社会福利和石油公司的补助为生，人们无所事事，年轻人成天玩乐，根本就不会打鱼，狗拉雪橇被电动雪橇取代，千百年留下的传统已经荡然无存，祖先流传下来的谋生本领全部失传了。
感慨之余，赫尔汀找到教堂的牧师，请他帮助自己获得挖掘的许可，牧师把他介绍给村里的长老。赫尔汀带着四十六年前的照片和信件，获得了对方的好感。他慢慢地跟对方解释，因为科学进步了，所以才需要进行第二次挖掘。
和四十六年前一样，他顺利地获得批准，而且这次村里愿意给他提供助手。赫尔汀于1997年8月19日开始挖掘，先清理冻土上面两英尺的浮土，然后挖一个长方形的洞。和上次不同，因为当地人有挖掘冻土的经验，挖掘进展很快。三天以后，第一个尸体被发现，虽然是个骨架，但下面就是四十六年前挖掘的地方。
在华盛顿，陶本伯格焦急地等待着。他至今难以置信，一个老人能这么快地开始挖掘，几乎是到了那里，马不停蹄。相比之下，财大气粗的邓肯团队仅仅是寻找出色的掘墓人就足足花了六个月。
每天都有一封传真从阿拉斯加小村飞往华盛顿。在村中学校冷清清的教室里，一个疲惫的老人非常简短地向陶本伯格介绍情况：
今天在学校的气垫床上入睡。
得到挖掘的批准。
打开墓地。
电视里，邓肯团队的专家们又在高谈阔论他们将要从事的事情有多么的危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照例早早来到病理所的陶本伯格一边看电视，一边想着那位在阿拉斯加独自挖掘的老人。
“陶本伯格博士，你的传真。”
陶本伯格的思绪被打断了，接过来一看，是昨天晚上赫尔汀发来的：“有人卖给我两块钱的雪鱼，所以不至于挨饿。”
陶本伯格轻轻地抹去眼角那些潮湿的东西，走进实验室。
传真还是每天一封地从阿拉斯加传到华盛顿。
发现骨架。
找到露西！
1974年，唐纳德·乔汉森在埃塞俄比亚给那副人类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祖先的骨架起的名字就叫露西，露西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光明。二十五年后赫尔汀在阿拉斯加也看到了可以穿越西班牙女郎神秘面具的光明。
1997年8月的那个下午，这是挖掘的第四天，前几天挖到的都是骨头。在挖出的洞穴中，赫尔汀看到一位三十余岁的妇人，半边身子已经只剩下骨头了，可是另外一半身子在冻土中保存完好。仔细看了一下，他发现这位妇人生前非常胖，正是生前身体内堆积的脂肪，使她身体的大部分包括两个肺部都保存完好。
赫尔汀想起了非洲的那个人类的老祖母，也给这个爱斯基摩女人起名露西。
赫尔汀迅速切下了露西的肺，同时也切下周围三具已经腐烂的尸体的肺，赫尔汀决定不再挖掘，类似找到露西的运气不太可能再出现了。如果露西的样本还是不能成功的话，就再回来寻找。他把切下来的肺切片放在陶本伯格提供的保存液中。为了安全，他不愿意把它放在学校的冰箱里，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深达永久冻土的洞，这便是天然冰箱了。次日也就是开始挖掘的第五天，赫尔汀和助手们开始关闭墓穴。
最后，赫尔汀还要做一件事。四十六年前，墓地上有两个大的木制十字架，而今早已荡然无存了。在得到批准后，他去木材店买来木头，晚上亲自动手做好了两个十字架，次日竖立在墓地上。在这位执着的老人心中，他希望没有人再打搅这些死者，就让他们永久地安息吧。
赫尔汀此行一共花费了约三千两百美元，其中九百美元是支付给爱斯基摩助手的，除了陶本伯格资助的价值五美元不到的保存液以外，其余费用都是赫尔汀自己负担的。不管四十六年来科学如何飞速进展，也无论陶本伯格和其他科学家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寻找西班牙女郎的旅途，还是要靠赫尔汀孤身一人如探险般的挖掘，对于他来说，仅此就足以宽慰平生了。
赫尔汀准备这样无比自豪地回到旧金山。他突然担心起运输过程是否会丢失样本来了。这些样本是无法再度获得的，如果在运输过程中遗失了，就不可能有另外一份。
他把样本分成四份，第一天用FEDEX寄去一个包裹，第二天用UPS寄了另外一个包裹，第三天用邮局寄了第三份样本，第四天开车到另外一个镇子，在那里用FEDEX把最后一个包裹寄出去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陶本伯格收到了所有的样本。
赫尔汀的事情做完了，现在要看陶本伯格能否分离出病毒基因了。浑身轻松的赫尔汀开始考虑还应该做些什么，最后决定把布鲁维格当年死于流感的七十二名村民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刻在那两个十字架上。他从阿拉斯加教会方面搞到了死者名单和出生年月，一一核实后，于1998年9月完成了这件事。
接到包裹后，陶本伯格马上开始实验，一周之内，从露西的肺里分离出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这是第一次从活体组织分离出该病毒的基因，对于其余三个肺的样本，陶本伯格认为不可能有病毒基因存在。
陶本伯格打电话把好消息告知赫尔汀，商量如何公布。两人决定由布鲁维格村民来决定是否公布于众。赫尔汀告诉爱斯基摩人，一旦公布的话，会引来数不清的媒体，他们要考虑好如何应付后再做决定。
整个冬天，布鲁维格的爱斯基摩人一直没有准确的答复。不喜张扬的陶本伯格和赫尔汀只得等待着。
赫尔汀无所谓，可是陶本伯格越来越忍耐不住了，因为邓肯团队已经于1997年10月在斯平特斯伯根进行了探测。
4.交锋
对阿拉斯加的挖掘一无所知的邓肯依然不慌不忙地准备斯平特斯伯根岛的挖掘，在她的印象中，陶本伯格还是在鼓捣那几个病理标本，而且没有新的突破。
其实，陶本伯格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他又从道恩的肺标本中分离到流感病毒红细胞血凝素蛋白基因，也从露西的肺标本中分离到流感病毒的红细胞血凝素蛋白基因，这三段基因完全相同，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他找到了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
陶本伯格曾经想告诉邓肯，但是考虑到一来布鲁维格人没有回音，二来实验结果还没有发表，要继续保密。赫尔汀不断地打电话，写信，发传真，请布鲁维格人速做决定，但一直没有回音。
在这段时间内，邓肯团队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研制专用于从冻土中的尸体里取样的安全性器械、从冷冻的猪尸体中练习采样等等。1997年10月，他们来到斯平特斯伯根进行探测，使用雷达发现尸体埋在两英尺以下，应该在永久冻土之内，证明挖掘是可行的。
现在这些科学家担心的是自身的安全，一旦尸体内有病毒存活的话，他们要预防被感染和扩散。邓肯团队开始大谈生物安全及其防护的问题，反反复复在公众面前谈论他们面临的危险和英雄壮举。
这个问题陶本伯格和赫尔汀也考虑过，根据这两位病理同行的知识，病毒不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存活，所以赫尔汀在挖掘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虽然戴了手套，但为的是相机不被弄脏。
真正的勇士不是用嘴来表示的。
距离拿到挖掘许可已经两年了，邓肯团队的宣传非常成功，使这个项目成为很出名的科学项目，以至于美国政府也打算进行资助。1997年12月4日，邓肯和团队中的著名学者来美国NIH回答一下获得资助以前的最后几个问题，对邓肯团队来说，这个资助已经十拿九稳了。
参加会议的有一位著名的病毒学家、一位著名的流行病学家、一位著名的呼吸病专家，以及包括考克斯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也包括刚刚成名的陶本伯格。陶本伯格三个月以前已经发传真通知邓肯，退出她的团队，因为有几名记者指控邓肯收费采访。尽管邓肯对此否认，但有关的说法一直没有平息，陶本伯格作为美国政府雇员，是不容许参与这类赢利项目的。
在邓肯的印象中，陶本伯格依旧是那位只发现了流感病毒基因部分序列的小人物，没有他的参与，也不会影响项目的进程。
上午，以美国圣朱蒂儿童医院的罗伯特·韦布斯特为首的邓肯团队大谈安全问题，下午，他们开始探讨挖掘对揭开西班牙女郎之谜的重要性。这时，陶本伯格开始提问，既然他已经获得病毒的基因，邓肯团队是否有必要再冒险打开墓地？邓肯团队一上午谈了那么多的安全问题，干脆不打开就是了。
邓肯团队被激怒了，陶本伯格靠着从一个士兵肺切片中得到的部分序列就打算使他们举世瞩目的计划流产？
那些现代科学家们不清楚他们和陶本伯格的区别。和科学界夸夸其谈的作风截然不同，年轻的陶本伯格属于那种老式的科学家，他的信条是直到被杂志审稿，被杂志接受，甚至印出来之后再公布研究结果，其实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科学作风。
在暴风雨般的质问面前，陶本伯格十分为难，他原想在获得布鲁维格的爱斯基摩人首肯后再告诉别人，可是现在怎么办？信守承诺？还是表现科学家的坦率和诚实？
陶本伯格决定做一个诚实的人：“不，不是一个样本，我有三个样本，病毒血凝素的基因测序已经完成，三个样本血凝素的基因完全相同。”
陶本伯格的话如同一声惊雷。
除了在座的陶本伯格的老板奥拉利外，与会的其他人都对此一无所知，大家都认为陶本伯格还是停留在《科学》杂志那篇论文的水平。
会议室静了下来。短暂的沉寂之后，邓肯团队继续谈论他们的计划，好像陶本伯格什么都没说，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陶本伯格想继续介绍赫尔汀的挖掘也无从开口。接下来唯一有关的一次，是他们要求陶本伯格交出血凝素，这样可以作出疫苗用于团队的免疫，一旦有病毒存在，能够确保他们的安全。
陶本伯格这时候更插不上话了，因为在座的一位生物安全专家也提出了他的疑问。
5.运气
邓肯团队谈到他们打算在墓地上搭一特制的帐篷，达到生物安全最高级别四级的标准。听到这个设想，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专家彼得·贾林怀疑自己听错了。
当第一次听说这个计划时，贾林就觉得成功的希望比较渺茫，他的实验室正好是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他告诉邓肯团队，那种设备是很难轻易地复制成一个帐篷的，而且俄国几年前在永久冻土中挖掘过带有天花病毒的尸体，流感病毒比天花病毒弱得多，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穿一般的防护服就足够了。
与会的专家认为，挖掘中被1918年大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极低，大概为十的十八次方分之一。
对此，邓肯的问题是：怎么会如此的精确？
接下来邓肯团队显示雷达探测照片，陶本伯格忍不住再一次提问：“从照片上看，尸体埋得太浅，可能早已腐烂了，这样的话干吗还要挖掘？”韦布斯特的回答是，世界上只有邓肯团队的雷达专家能解释这些照片，可惜他们没有前来，陶本伯格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能解释这些照片。
另外一名流感专家也和陶本伯格持同样的看法，但他们的意见根本就不被理会。邓肯团队如愿获得了美国政府十五万美元的资助，被忽视的陶本伯格则怒气冲冲地回到华盛顿，一头扎进实验室。一边埋头苦干一边琢磨，究竟什么时候他能够说出赫尔汀挖掘这个秘密？
陶本伯格手里现在有两个肺切片样本和露西的活体样本，这样他的研究突飞猛进。就在这时，香港禽流感流行进入高峰，当地政府决定杀死所有的家禽。那天与会的美国科学家，那些听进去陶本伯格话的人们，越发重视西班牙女郎再现的可能性。
1998年1月，陶本伯格决定告诉邓肯真相，利用邓肯团队在伦敦开会的机会，陶本伯格打电话告诉邓肯关于赫尔汀和阿拉斯加那个小村。
邓肯闻讯如晴天霹雳。
邓肯觉得陶本伯格，这个她引为朋友的人竟故意掩埋真相半年之久。陶本伯格的本意是希望邓肯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挖掘。两人头一次见面达成的共识，也就是邓肯继续挖掘的一个基本点，是陶本伯格的样本可能受福尔马林的长期影响而出现基因变异。现在活体样本已经确认他原先的结果了，他建议和邓肯团队开一次电话会议，这样他可以和整个团队讨论赫尔汀的结果。
邓肯回电，电话会议不可能。陶本伯格以为存在技术问题，邓肯告诉他，她征求了团队的意见，大家不愿意和陶本伯格就此讨论。
有些时候，即便是知名的学者也知道掩耳盗铃。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捉弄人，连陶本伯格也不知道，在和邓肯通话的五天前，布鲁维格的爱斯基摩人终于做出决定，将露西公布于世。听到这个消息后，陶本伯格决定同时发布新闻。新闻的稿件在正式公告以前送给了各位知名学者，也包括邓肯团队。
陶本伯格不仅从病理标本中用PCR的方法复制出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基因，而且还从阿拉斯加永久冻土所保存的尸体样本中用同样的方法复制出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这两种方法复制出的基因在序列上一模一样，互相验证，打消了包括邓肯团队在内的人们对他最初的结果的疑问。有了这几份样本，陶本伯格就能够进一步测序，进而完成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完整序列分析。
对西班牙大流感病原的研究到此豁然开朗。
那么，陶本伯格提出的问题又出现了：既然已经有了足够研究的样本，还值得在斯平特斯伯根进行挖掘吗？
在伦敦，沮丧终于来临了，邓肯团队不得不承认陶本伯格的成果。陶本伯格，还是陶本伯格，让他们这项举世瞩目的行动遭遇了滑铁卢，这个娃娃脸的家伙真是太有运气了。
斯平特斯伯根的挖掘还未出师就已经值得怀疑了，团队中有人建议停止挖掘或者改变计划，但是团队中多数人还不死心。最后在韦布斯特等人的力主下，邓肯团队决定按计划行动，理由是赫尔汀的样本经过固定处理了，他们要取新鲜样本，而且不仅是肺部样本，还要采集其他器官。
花了那么多钱，造了那么大的声势，对于邓肯团队来说，斯平特斯伯根的挖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上，希望斯平特斯伯根那七具棺木不会让他们失望。
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运气。在阿拉斯加，赫尔汀的运气确实不错，邓肯到此时为止运气也一直不错，她相信在斯平特斯伯根，自己还会有相同的运气。
1998年8月14日，邓肯团队浩浩荡荡启程。
6.一场灾难
从开始计划算起，已经五年了，邓肯的斯平特斯伯根的发掘计划终于付诸行动了。
对这项行动，美国官方的科研机构作壁上观，只有一些科学家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挖掘。尽管媒体上无比的喧哗，从CDC的角度，这次挖掘已经没有任何科学的意义了，只剩下一场炒作了。
以一个局外之人，靠着个人的努力，组织成功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性科研项目，不管能否成功，邓肯已经足以为自己自豪了。
但是，到了期待已久的时刻，邓肯突然变得难得的谦虚，一再表示自己不激动，而且做好了什么都发现不了的心理准备。
这种和她性格不符的表现，让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布上了阴云，赫尔汀的凭空出现，已经粉碎了邓肯一贯饱满的信心。
上岛后，全体团队来到墓地前，向将要挖掘的七个坟墓深深地鞠躬，以示对死者的尊重。
邓肯邀请了全球的媒体进行现场报道，随行的记者随时随地进行采访，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着他们上岛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整个挖掘行动如同一场真人秀，现场仅拍摄纪录片的就有十组。从早到晚，邓肯忙于开新闻发布会、接受现场采访和电话采访，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
可是在整整一年前，一个老人躺在阿拉斯加乡村学校教室地上的气垫床上，冷冷清清地为人类历史做出了一个伟大无私的奉献。那个老人后来回忆时，没有大谈自己的艰苦，没有夸耀自己的勇敢，也没有涉及自己对科学对人类的贡献，他只是幽默地说：“和曾经在雪地里睡相比，这种条件对我来说等于周末度假。”
和赫尔汀的雷厉风行的做法相反，邓肯团队不慌不忙地进行着他们认为非常必要的准备工作，直到把岛上变成一个大的工地，中间还穿插教堂的牧师前来祈祷等即兴活动，第四天才开始挖掘。这时候，岛上下起雨来了。
第五天是星期日，团队中的大部分人要上教堂，他们下午才开始工作，时间不够，还是在进行准备工作。
第六天，发现棺材。
谁也没有想到刚开始挖掘就发现棺材，以至于面对媒体的问题，团队中那些一贯爱在麦克风前出风头的专家们一致地退后，让邓肯一个人去应付。
陶本伯格说中了，棺材果然没有埋得足够深，不要说埋在永久冻土中了，那几个简陋的木头棺材就在表层下面，那些专门为挖冻土而准备的机械和挖掘好手们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
这一下媒体不客气了，来之前他们是做了功课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在这里发现棺材意味着什么？棺材埋得这么浅，是不是一次温暖的夏天就已经足够让尸体彻底腐烂？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表明整个行动就是一场灾难？是不是就是一场媒体秀？雷达探测的照片怎么解释？在下面的永久冻土里是否还能找到保存完好的尸体？
成了众矢之的的邓肯没有露面，她用一份书面声明回答了媒体的问题：“团队对此非常激动。”
七个月后，在接受采访时，邓肯强调：“只要找到棺材，这次行动就算成功了。”
棺材埋得这么浅，团队准备的特制抗病毒药物也没有必要用了。专家们从腐烂的尸体上采了上百份样本，然后送到各国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结果一无所获。整个行动耗资五十万美元。
采集的样本中保存最完好的是头部，可是从头部里是无法分离出流感病毒的。
邓肯团队除了个别专家外，大部分人对这次行动都表示非常失望。
斯平特斯伯根阴雨连绵，在人前神采飞扬的邓肯回到自己的屋里，关上门后，一副失望和落魄的神情。
同样是人，为什么赫尔汀的运气那么好，而自己的运气就那么差？和赫尔汀相比，邓肯不缺少执着和勇气，也不缺少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甚至她还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她的团队无论从那方面来说，也都是非常出色的。
为什么上天对她这么不公平？
7.解谜
可惜，科学的上帝垂青的不是气焰熏天，而是真正的奉献。当执着在功利的驱使下成为了固执和贪婪，运气就不可能光顾。在寻找西班牙大流感之谜的探险之中，上帝是绝对公平的。
离开斯平特斯伯根，邓肯团队各奔东西。其后邓肯出书大谈心路历程，在依旧不停的采访中，她声称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因此她的样本的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
她说的那些科学家却在不住地悔恨，在西班牙大流感这件事上押错了宝，没有在陶本伯格饱受忽视的时候给他一点关怀，反而恶语相向，现在陶本伯格风头正劲，希望和他合作的人如过江之鲫，这时再去，肯定是热脸贴上冷屁股。
因在阿拉斯加的挖掘而闻名的赫尔汀依旧如闲云野鹤，除了找上门来的访问以外，他闭口不谈1918年流感病毒和他本人对科学、对人类的贡献，对他来说，上帝赋予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此生已无憾事。
可以笑到最后的陶本伯格行事还是那么低调，依旧一板一眼地继续着他的研究，就在邓肯和她的团队瞎折腾，陶本伯格和他的合作者们不断地前进着。
1999年，陶本伯格发表了病毒血凝素的基因序列。
2000年，神经氨酸苷酶的基因序列解码被发布。
2004年初，试验证明，用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重组后的流感病毒对老鼠具有致死性。
人们期待的那一天，西班牙女郎重现的日子终于来临了。2005年10月5日，西班牙大流感从人间消失八十六年之后，美国CDC宣布，1918年大流感的杀手——西班牙流感病毒复制成功。人类第一次从基因片段开始，复制出消失的魔鬼，一段半个多世纪的传奇结束了。
这一天，是赫尔汀、邓肯、陶本伯格憧憬了无数次，也无数次地认为永远不会看到的一天。
当这个日子来临时，陶本伯格在摄像机前还是那样的腼腆，邓肯团队早已无声无息，被称为瘟疫猎手、当代的印第安纳·琼斯的赫尔汀也没有露面。
在这个时刻，陶本伯格把功劳归功于那位执着的老人：如果没有赫尔汀的样本，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地复制西班牙流感病毒。
在这个时刻，被寂寞折磨的邓肯想起了1992年那次夫妻闲聊，想起那四年的计划和行动，秋风吹乱了长发，吹走了叹息。
记者终于联系到了正在美墨边境自愿观察偷渡者迹象的赫尔汀，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赫尔汀先生，您为什么能够发现西班牙流感病毒？”
“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正确的地点，或者说是病毒在那里等待我。”
“您是不是对没有能够在1951年发现1918年大流感病毒而后悔？”
“对我来说，1951年没有发现是件好事，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如果当年我发现了，就会出名，我的生活就变得很狭窄，我这一生就没有可能做其他的事了。”
韦布斯特等邓肯团队的大腕们看到这篇采访后摇头不已，他们永远都不能理解赫尔汀对名利的淡泊和对生活的追求。
在实验室里照旧享受科学乐趣的陶本伯格看到这篇采访，不仅想起自己当年为了继续在NIH参与肿瘤病毒的研究而放弃转学哈佛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如果转学了，自己的人生会怎么样？
也许依旧会成名，会成为邓肯团队中那些为名利所驱的知名学者，但是他能够做出解决西班牙大流感病原之谜这么有意义的成果吗？
2005年，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基因组的论文名列《科学》杂志该年度突破性研究成果之一，被《柳叶刀》杂志评为年度最佳论文。
想到这里，陶本伯格那张娃娃脸上神采飞扬了。
在圣地亚哥南部，参加志愿守护美国边境项目的那个老人放下电话，走出帐篷，重新坐在椅子上，手拿夜视镜观察非法移民的迹象。许久，他放下夜视镜，揉揉疲倦的双眼，才想起今天是自己八十一岁生日。
南加州的夜，云淡风清。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端，亚特兰大的一间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西班牙女郎端庄如古典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