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大帝在巴克特里亚留下无数英雄传奇与佳话，也给后人留下无尽遐想。古罗马史学家库尔提乌斯在《亚历山大史》中曾提到，当时的巴克特里亚拥有“城池千座”，为世界首富地区之一。也正是由于它的繁华和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而巴克特拉城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毁坏则是在1220年，成吉思汗屠城后几乎将它夷为平地。
截至前不久，考古工作者已在中亚发现了四十多座“亚历山大城”，却独独不见巴克特拉城的踪影。著名法国考古学家和东方历史专家傅舍在上个世纪20年代殚精竭虑地在巴尔赫即巴克特拉城历史演变后的今名）寻找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蛛丝马迹，未果后，他甚至疑惑，亚历山大大帝根本未在巴克特拉建城，传说中的梦幻之城当时不过是一个货物集散地罢了。
然而，巴尔赫附近盗卖文物集市上时不时冒出的一两件古希腊风格的小物件，又使考古学家对这座古城一直割舍不下。
历史仿佛在跟后来人捉迷藏。而这座古城遗址的发现，却更显得戏剧性。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境内的考古工作得以恢复。法国考古学家贝森瓦与助手驱车前往巴尔赫途中，在距城一点五公里处的公路边的一座房屋前，贝森瓦猛然发现房子的门槛竟是如假包换的古希腊石雕。在主人引领下到了农舍的后院，贝森瓦的眼睁得更大了，这里被用来当做凳子、垫脚石或者支撑屋顶的，竟然都是古希腊时期的雕梁画柱！
主人在贝森瓦的耐心劝说和不停拿来的食物和药品的打动下，终于带领他们来到这些东西的来处。一个千古之谜，自此获解。
原来，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经验主义错误。通常一座城池被入侵者摧毁后，人们总是在原来废墟的上面再建新城。所以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只是执着于在巴尔赫搜寻古希腊城池的痕迹。却没想到，巴克特拉后来的居民却没有选择在旧城遗址上面，而在它的旁边盖起了新城。
面对终于找到的巴克特拉遗址，考古学家们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无数专家学者耗费几十年未找到的宝藏，贩卖文物的人却早已经光顾。一些易于搬运、好出售的装饰品和塑像被拿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上卖掉，而那真正标不这座“亚历山大城”的存在与辉煌的大件物品，却被人们认为不具备“商业价值”，已经随手丢弃或焚烧成灰烬。
庆幸的是，这一考古层深至地下四到八米，虽也曾阻碍考古工作的进展，却倒也避免了它遭受毁灭性破坏。贝森瓦不无解嘲地说，“盗贼们也面临同样难题。”
如果仅仅是历史的迷雾，人们总会有等到云开雾散一睹真面目的时候。可是战争的硝烟，即便有一天消失殆尽，也将留下许多无法弥补的创伤。如今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阿富汗，不仅要重建家园，而且还肩负着保护这些既属于阿富汗又属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的重任。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
公兀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并派部将在东方各地建立希腊化王国，遂使地中海文明和中亚文明直接相遇。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向东方的远征，才真正打通了从爱琴海到帕米尔的通道。所以亚历山大东征在丝绸之路开拓史上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通西域。
希腊人有个特点，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修筑一座城池，好像不住在石头造的城堡里他们就觉得不安全。然后他们在城内面兴建体育场、希腊神庙、希腊式住宅和浴室等，以解思乡之愁。希腊人在中亚也修建了许多希腊城市，史称“亚历山大城”。中国文献对此有许多译名，如乌弋山离、蓝市、犁（革干）等。据文献记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有七十多座，目前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四十多座。希腊移民就在这个时期大批移民中亚和北印度。据法国考古团上世纪60年代的调查，亚洲最东部的亚力山大城，一直建到了阿富汗东北边境的阿伊哈奴姆。
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他所征服的东方各地，但是文化的征服可不像亚历山大远征军在东方攻城占地那样容易。相反，希腊文化在许多方面被东方文化征服，变成一种具有大量东方文化特色的希腊艺术。为和典型的希腊艺术相区别，西方艺术史家称作“希腊化艺术”。大夏的希腊贵族艺术则与大夏本地文化艺术逐渐融合，形成所谓“大夏希腊化艺术”。
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分界就在楼兰境内。例如：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阿拉干湖畔的麦德克城以及若羌县城附近的孔路克阿旦城，皆为圆形古城。这些古城构成的分界线约在北纬88度线附近，据中日联合考察队近年调查，尼雅古城亦为圆城。
鄯善境内保存较好的圆城在新疆民丰县安迪尔河流域。据斯坦因调查，安迪尔河畔有两座古城，一为圆城，另一为方城。圆城位于安迪尔河东岸，古城平面呈圆形，今称“道孜立克古城”。古城内发现了唐代汉文题记。故被斯坦因称作“唐代戍堡”。不过，他在这座唐代戍堡内还发掘出一件（怯）卢文皮革文书，说明这座古城的兴建至少在鄯善国时期。尼雅出土汉文木简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去三月一日，骑马旨元城收责；期行当还，不克期日，私行无过‘所’”。元城，意即“圆城”，指尼雅附近某座圆形城寨，很可能就是安迪尔河东岸的道孜立克古城。
玛旁湖之谜
早期的本波教徒称它为“玛垂错”，传说湖底聚集了众多的珍宝，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玛旁雍措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其周围自然风景非常美丽，自古以来佛教信徒和苯教徒都把它看做是圣地“世界中心”，它也是亚洲四大河流的发源地。神山、圣湖周围各教派的寺庙林立，古迹众多，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岗仁坡齐和玛膀雍措湖被誉为神山、圣湖的教派有：佛教、印度教、耆教和苯教。神山岗仁坡齐形状奇特优美、海拔六千七百一十四米，转一圈距离为五十一公里，周围有八座寺庙。圣湖玛旁雍措是世界最高的淡水湖、面积为三百三十平方公里，形状像丰满的月亮、周围有六座寺庙，朝圣转一圈为八十公里，湖面海拔为四千四百米，目前阿里地区旅游部门在神山圣湖周围接待朝圣者和游客分别设有三个营地。
公元11世纪，佛教在与本波教的斗争中占上风后，便把已经沿用了很多世纪的“玛垂错”佛教化为“玛旁雍错”，即“永恒不败之碧玉湖”。湖水源于冈底斯山的冰雪。相传“圣湖”的水能洗掉人们心灵上的“五毒”（贪、嗔、痴、怠、嫉），在湖口沐浴净身，灵魂得以洗礼，肌肤得以洁净，如能捕得一条鱼、拣到一粒石子、或拾到湖中鸥鸟的一根羽毛，将一生生活美满。
从古至今，当人们提到岗底斯山时，自然不会忘记位于其脚下的玛旁湖那诱人的传说，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因为，作为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岗底斯山，实际上不能排除包括玛旁湖在内的周围其他的景观，它们应该成为岗底斯这座“文化山”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与岗底斯山息息相关的历史背后，它还有它自己独立而神秘的文化现象。
过去湖周围有九座寺庙，它们分别是位于东面止贡噶举的修习地色瓦龙寺，位于东南面的萨迪派聂果寺，南面的格鲁派的吹果寺，西南面的止贡噶举大德果仓瓦的修习地果祖寺，西面的莲花生大师的修习地切马寺，西北面的高僧修习洞，北面的竹巴噶举派的朗那寺和东北面的格鲁派的日笨寺。在围绕岗底斯山转完一圈，全程长六十里，其中仅玛旁湖就十几里路，这种转山活动一般在冬天湖水结冰后方可进行。
无独有偶，在岗底斯山除了玛旁湖外，还有一面小湖，那就是楞枷湖。与玛旁湖相比，在历史上位于玛旁湖西面的楞伽湖则一直较受冷落，也不为一般人所知。这可能有诸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人认为它是罗刹王的主要聚集地，印度古代《罗摩衍那的故事》中诱拐美女斯达的九头罗刹王就住在这里。尽管看上去它与玛旁湖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一些旅游者声称他们在此湖边遇到一引起不吉利的征兆。湖边除了有座叫蔡切的寺庙常有旅游者前去观光、朝拜外，没有转经的道路。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湖周围没有温泉可以沐浴。在冬季湖周围气候寒冷，景色荒凉，仅就面积而言，楞伽湖也比玛旁湖小，只有70平方公里。同时楞伽湖形状不美。它惟一的一个优势是湖中有两个岛屿。这两个岛屿中，一个叫拉觉托，是野鸟的栖息地。另一个叫托布色玛。据说本世纪初曾有一位来自康区的佛僧在此独身一人隐闭修持达七年之久。
佛教徒还认为，玛旁湖和楞伽湖分别代表光明（或阳性）和黑暗（或阴性）。但他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一条湖底的河道相互沟通的。相传，曾经在玛旁湖中有两条金鱼，有一次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其中的一条金鱼招架不住，便凿开了一条河道流到楞伽湖中。人们认为两湖之间的相互流通是件吉祥之事，如果河道干涸，两湖之间中断来往会引起人间的灾祸。
在历史的长河中，玛旁湖与岗底斯山共同为世界创造了一种文化，塑造了人类心目中的共同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世界具有主客观相结合的双重意义，那就是既是现实世界的中心，又是彼岸世界的归宿。几乎在中亚所在地的古代宗教中都有关于它的一系列神秘的描写和传说。因此，又有谁能否认它曾是整个中亚文明的发祥地和中亚文明的聚汇点的可能性呢！
阳光古塞之谜
位于敦煌市西南七十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城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
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日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六里，或十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出敦煌市西南行七十五公里路程即可到达阳关故址：“古董滩”。1943年向达先生在这里考察时写道：“今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滩，流沙壅塞，而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时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钱之属，其时代自汉以迄唐宋皆具，古董滩遗迹迤逦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东西流沙湮没，广阔不甚可考”。1972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于古董道西十四道沙渠后，发现大量版筑墙基遗址，经试掘、测量，房屋排列整齐清晰，面积上万平方米，附近有继续宽厚的城堡垣基。阳关故址当位于此处。
古代阳关向北至玉门关一线有七十公里的长城相连，每隔数十里即有烽燧墩台，阳关附近亦有十几座烽燧。尤以古董滩北侧墩墩山顶上的称为“阳关耳目”的烽燧最大，地势最高，保存比较完整。
考古学家研究发现，阳关占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险要地势。水源充足，渥洼池和西土沟是最大的独立水源，至少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就已成绿洲盆地，有发达的火烧沟文化；汉唐时期，阳关军壬即惜以此水而生息。西土沟平时上游干涸，下游有泉水汇成水溪北流，时有山洪暴发。洪峰过后，沟岸纷纷塌落，河床加宽，大量泥沙顺流而下，遂在下游沉积。泥沙在西北风吹扬搬运下，形成条条沙垄，阳关古城送逐渐被水毁沙埋。
游客到丝路必到敦煌，到敦煌必到阳关。古迹并没有多少好看，关键是去凭吊历史，在想象的空间里去延续历史的哀音。
丹丹乌里克之谜
沿着玉龙喀什河行进，在和田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一座废弃于唐代的重要佛教遗址梁榭城，后来的名字叫丹丹乌里克。20世纪初，经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向外界披露后，这个遗址立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但奇怪的是，自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考察之后，这个遗址就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无论是“寻宝人”还是后来的专业考察人员，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遗址。直到20世纪末叶，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才宣布，他们在策勒县北部约九十公里的沙漠中，再度发现了隐匿近百年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引起了世人的巨大兴趣。
斯坦因考察和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时间，是1900年12月。为了顺利到达新疆考察，他向印度当局呈交的申请书非常具有说服力。他写道：“众所周知，现今和田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中心。很显然，这种文化发源于印度，并且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他列举了当地找宝人发现的许多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绘画等文物后，接着写道，“如果对这些古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
丹丹乌里克遗址散落在低矮的沙丘之间，一群群古老的建筑物在沙漠中半露半掩着，残垣断壁四处可见，就是被沙丘埋没的废墟，仍可从立在沙埋层面上的一排排木桩或房屋框架上分辨出来。
斯坦因一行不仅发现了许多浮雕人像，还发现画在墙壁上的比真人还要大的佛和菩萨像。最使他激动的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各种文字的文书，进而在一所建筑物中发现了佛教寺院的藏书室，这更使他喜出望外。
斯坦因获得的大量手抄本文书中，有波罗谜文的，也有不少是汉文的。汉文文书有一张是状告某人借驴不还的内容，上面注明的日期是大历十六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文未标出写状人的地点是“桀谢”，这可能是丹丹乌里克当时的名称，也可能是城中某个更小的居民区的名称。除了“桀谢”，汉文文书还涉及到一个名为“护国寺”的佛寺。此外，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只来自中原的彩绘漆木碗。从上述这些遗存，斯坦因推断“寺院组织中的最高佛僧首领是汉人，而皈依者显然都是当地人”。同时，从一些破碎的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公元8世纪时这里佛教仍很繁盛。于是斯坦因又得出如下合乎情理的结论：“这些琐碎内容的汉文文书散落下来不久，沙漠便吞没了这些小屋子。小纸片不可能抵挡住年复一年的春秋季节风沙对玟个地区的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