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亚那一生未婚，他是一个哲人，也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在理智上拒绝上帝，却在情感上接受上帝。他总是试图“睁着一只眼睛梦想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而又不对它抱有敌意，欢迎那短暂的美好事物，同情那短暂的苦难悲痛，但又不忘记它们多么的短暂。”桑塔亚那就是以这种规避但又不是敌意的态度度过他的一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离开美国去到欧洲，并最后定居在罗马。之所以定居在罗马，是因为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接近过去，他相信他永远属于那个时代。他说，雅典与古代的柏拉图时期相比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繁荣一时的罗马废墟中间，他发现自己如在家中一样适宜。他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像一个更高贵时代的幽灵漫步在“这个卑下的现实中”。他很少参加宗教仪式，但经常去万神殿废墟，观看古代诸神的塑像，去圣皮埃特罗岛欣赏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他喜欢的是宗教的诗意而不是宗教的实践。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埃斯库拉皮斯神庙的废墟附近的一块高地，埃斯库拉皮斯是古代的康复之神，也是苏格拉底崇拜的神之一。他经常在这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回想着在这里曾经有过的美好春天。桑塔亚那不是以悲哀的神情，而是以一种愉快的和哲学的平静心情，注视着被称做生命的那个“荒谬场面”。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他看到文明的淹没和暴政的胜利，但他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那样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他甚至以一种超然达观的自鸣得意的态度说，他是一个“墨索里尼”的伟大欣赏者。请注意，他在这里用的欣赏一词，并不意味着“赞成”，而是意味着“惊奇”。这是他的一贯用词方式，他总是以拉丁学者的谨慎态度仔细掂量他的用词。他欣赏恺撤，就像他欣赏一阵旋风或一场雪崩，他惊叹他们的力量，而不是赞成他们的破坏。实际上，桑塔亚那终生都在为破坏、残酷、非正义、压迫、战争而忧心忡忡。他在书中写道，“正是战争，浪费了国家的财富，剩下那些弱小的残废的和孱弱的人来养育下一代……现代的各个民族不再是英雄的后代而是奴隶的后代。”
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天堂存在于万物和平之时。”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和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一样，桑塔亚那又回到了古希腊。他的结论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要返回到柏拉图。我们不需要新的哲学，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最古老的至善中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努力寻找“与世无争的和平和宁静”，他差不多完全脱离了世界，住到罗马的圣玛丽修道院。在这里他与柏拉图和其他圣人为伴，欣赏天堂的预演，直到最后。1952年9月26日，他以89岁高龄悄然离世。
居里夫人的死因之谜
爱因斯坦说：“在我所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惟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众所周知，居里夫人作为世界科学家长廊里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并且至今获得这种殊荣的惟一女性，她发现了重要的放射性元素——镭。
玛丽·居里是法籍波兰人，1867年11月7日，她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原名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父亲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在华沙一所中学教数学和物理。由于家中人口众多，特别是在沙皇的统冶下，波兰本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歧视，父亲的收入低微，全家的生活相当清贫。
玛丽从小酷爱学习，深受父母和老师的喜爱。中学毕业时，她和哥哥姐姐都得到了金质奖章。但由于大姐和母亲相继去世，家境变得更困难了，她只能辍学在家，操持家务。为了支持姐姐到巴黎学医，她去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当了五年的家庭教师。然后回到华沙，在一个工厂主的家里又当了一年教师。在教书的同时，她到一个亲戚领导的工业和农业博物馆里，从事自然科学的实验。她总是那样成功地重复着教科书中叙述的物理学和化学实验。这些实验加深了她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并对她以后职业的选择，有着直接面重要的影响。
二姐毕业当了医生后，1891年，玛丽也进入了巴黎大学最优秀的俊朋学院学习。最早来到教室并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玛丽，穿着破旧的毛线衣，由于营养不良而脸色苍白。但是，自小培养起来的艰苦奋斗精神支持着她去克服一切困难。1893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巴黎大学，并先后取得物理学和数学硕士学位。
作为一个年轻的、获得了毕业证书的物理学家，她从一个科学协会那得到了测定各种金属磁性的委托书。为了寻找一间条件较好的实验室，她在1894年初认识了在巴黎理化研究所工作的皮埃尔·居里。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探求，使他们彼此相爱。1895年，他俩幸福地结合了，婚后生了两个女儿。
1896年A·H·贝克勒耳发现铀盐会自发地发射出类似X射线的辐射。玛丽·居里和丈夫等下决心寻找其他物质是否也具有铀盐的这种性质。后来这种性质被命名为放射性。实验中玛丽发现钍也有这种放射性。在研究各种放射性矿物时，她发现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铀盐的要强几倍。她认为在沥青铀矿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未知的、放射性很强的元素。于是她和皮埃尔·居里在实验室中，用化学方法和测定放射性元素的手段，在成吨的沥青铀矿中艰辛地寻找这种微量的未知的元素。结果他们于1898年7月发现了钋，同年12月发现了镭。
钋的命名是为了纪念玛·酉·居里的祖国波兰。玛丽·居里所开创的、用放射性进行化学分离与分析的方法奠定了放射性化学的基础。1903年，她以《放射性物质的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她和皮埃尔·居里与贝克勒耳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当她与丈夫在科学的征途中携手共进的时候，1906年4月19日，皮埃尔不幸死于车祸，玛丽从此失去了她最心爱的人和最亲密的战友。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极度悲痛。
但玛丽毕竟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很快抑制了悲痛，用加倍的工作来寄托对亲人的哀思，她勇敢地挑起了全部工作和生活的重担。丈夫去世后不久，她就接替了丈夫在巴黎大学的职务，成为这个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她除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要抚育两个女儿和照料79岁的公公。在她的日程表上，没有节假日，只有救学、研究、学习和家务。
玛丽顽强地工作着。1910年，她在A·1·德比埃的协作下，提炼出金属态的纯粹的镭，并测出镭元素的各种特性。同年完成了她的名著《论放射性》一书，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贡献，1911年，她再次荣获了诺贝尔奖，这次是化学奖。成为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并且至今获得这种殊荣的惟一女性。她写了许多著名论文，完成了由镭盐分析出金属镭的精细实验。
一个人两次荣获诺贝尔奖金，这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多的。她赢得了全世界的威名。然而她不慕荣誉，不迷恋金钱。当一个新闻记者试图详细打听玛丽的私生活时，玛丽回答说：“在科学中，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事物，而不是人。”她一生中接受了7个国家24次奖金和奖章，获得了二十五个国家的科学团体的荣誉称号。她把一生中获得的奖金几乎全部都用于资助波兰革命、资助穷人或为别的科学家创造工作条件。一个美国记者惊诧地问玛丽，为什么不申请专利？玛丽微笑着回答记者说：“镭是一种元素，它属于世界所有！”她把自己和皮埃尔一起提炼的一克镭，献给了巴黎大学镭学院。另外，她曾于1921年、1929年两次去美国访问，美国妇女界先后两次赠给玛丽价值二十万美元的两克镭，她把一克转赠给巴黎镭研究所，另一克镭转赠给华沙镭研究所。
当听到华沙要筹建镭实验室的时候，玛丽感到十分高兴。1913年，在实验室动工的前夕，她来到华沙，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礼堂里，她第一次用波兰本族语言作了科学报告。这次旅行深深地激发了她的爱国主义的感情。
1914年，巴黎建立了镭研究所。除了物理部以外，还有医学生物实验室。物理部由玛丽领导，用于进一步研究放射性物质。医学生物实验室用于探究放射性物质的生物作用和治疗作用。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自幼就痛恨侵略者的玛丽，英勇地投入了反侵略的战斗。她和她的女儿I·居里一起，从事利用X射线为伤兵进行医疗诊断工作。在她的领导下，建立了200个固定式的伦琴射线装置，并装备了20台移动式的伦琴射线机交给军队，供战地医院使用。除了组织放射医疗所和装备伦琴射线室以外，玛丽还同女儿一起在自己的实验室皇组织短期训练班，训练出了一批批会独立使用伦琴射线机的人员。她在发展伦琴射线运用于医疗中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公认。1922年，她被选为巴黎医学科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所创建的镭研究所开始积极地活动起来，该所逐渐成为当时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一个主要研究中心。她的《放射学和战争》一书成了她在战争时期应用和进一步发展伦琴射线技术和镭辐射的经验的总结。
玛丽还密切关注着自己不曾工作过的那些物理学领域中的科学院研究的发展。当爱因斯坦于1922年在巴黎宣读有关相对论的报告时，她也是讨论的参加者。她还定期参加历次的索尔维会议。
在爱因斯坦的建议下，她参加了国际联盟科学合作委员会。作为副主席的她从事于图书文献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便于各国科学家了解其专业方面的文献。她关心科学术语的简化和科学出版物规格的统一。
在1914年到1934年间，巴黎镭研究所，这座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进行过合作的、辉煌的放射性学校，共发表了约五百种科学著作。其中30多种出自玛丽的手笔。在其余的著作中，玛丽作为顾问参与过意见、或亲自修改过。她的第二部论述放射性的书，篇幅浩大，于1935年作为她遗著的一部分出版。
1932年5月，玛丽出席了华沙镭研究所的开幕式。最后一次访问了自己的祖国。
直到1934年5月，居里夫人仍然工作在岗位上。一天，她因发高烧而回家，从此便再没有起床。其实，在此之前，她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她患有风湿性肩痛，眼睛因白内障而做过摘除手术，耳鸣也常发作，而且她还一天比一天感觉到疲乏。1933年12月还被查出患有胆结石。但是她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而是把自己放在没完没了的工作和计划里。
居里夫人日渐衰弱，她在发烧。对于居里夫人的病，大夫一直没有确诊。有的说是患有流行性感冒，且工作过度；有的说是气管炎。在医院进行过几次X光照相后，学者专家们田惑地发现：她的器官似乎没有一个有明显的病症，只是肺部有旧有的病灶和一点发炎的阴影。要知道，居里夫人年轻时曾患过肺结核，但她一直没有治疗过。于是，大夫们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结论说这是结核症旧病复发。后来，又用X光检查了几次，发现肺部不是病因。
居里夫人被转到了桑塞罗谋的疗养院里，她的体温超过了，四十度，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减得很快。日内瓦的罗斯大夫诊断她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
生命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7月4日，居里夫人带着对事业的无限牵挂与依恋离开了人间。
经过遗体解剖，医学专家涛贝教授认为：“居里夫人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多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她的同行瑞基教授后来也写道：“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远期牺牲者之一。”也就是说，导致居里夫人死亡的真正的罪人是：镭。因为，35年来，居里夫人一直接触镭。这种具有超强辐射能力和腐蚀性的物质昕发出的射线极大地损伤了她的身体，在四年的战争期内，她还受过伦琴仪器所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这使她的血液成分变得不正常，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
也有些人认为，居里夫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无疑也是对她的生命进行透支。居里先生的逝世所带给她的心灵的痛苦，也是她日渐憔悴的原因之一。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居里夫人的母亲是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其父亲是因患胆结石去世，而居里夫人同时患有这两种病。她的死也与此不无关系。
居里夫人的葬礼很简单、很安静，正如一她生的为人风格。一年后，她的遗著《放射学》得以出版。
弗洛伊德“安乐死”之谜
1938年9月19日，在英国伦敦马勒斯费尔特公园道一所美丽新寓所里，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有人走近他的身边，俯下身去轻声地喊着他的名字，老人睁开眼，轻声说着什么，来人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老人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老人很感激，接着对医生说：“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安娜。”
9月22日，老人的贴身医生舒尔给老人注射了吗啡，老人安然入睡了。第二天午夜，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9月26日，老人的遗体在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许许多多的吊唁者参加了老人隆重的火化仪式。这个老人就是20世纪医学史；心理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被称为“精神分析之父”的弗洛伊德。
据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所说：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久了。但是，14、15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19世纪中叶，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而迂回到德属奥地利。
犹太裔血统对于弗洛伊德今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指犹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给弗洛伊德提供了无形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他奋发图强地和专心致志地从事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科学分析事业。更确切地说，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所身受的压迫和歧视。
弗洛伊德曾说：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