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强度的实验制造磁力，与高强度电磁波（如x射线、珈玛射线和超高频无线电波）造成的温度和毁灭性效应无关。在亚历山大·普瑞斯曼博士（Dr．Aleksandr Pres－man）于《电磁场和生命》（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Life）一书中所记载的众多效应，都是来自于实验制造磁场。他主张电磁场是有机生物体接收环境资讯的媒介。
生命体会不断地受到自然磁场变动的干扰，太阳黑子、太阳闪光活动，或是行星运行周期的巧合现象，都是变动产生的原因。自然环境磁场的周期性变动，对主要生理机能会有抑制作用早已为人所知——这些机能包括主要生理过程的节奏、动物对空间的适应力，以及族群的繁衍。有机生物体中的电磁波“资讯接收系统”不会受到自然电磁波的干扰。当生物处于病理状态时，自发性的电磁波扰动（如闪光和闪电），会破坏生理过程进行规则。有证据显示，生命体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利用电磁波体认自然环境的改变。以电磁波为媒介的环境资讯传递是不受天候所影响的。
普瑞斯曼的自然磁场抑制效应理论，与法兰克·布朗的生物节奏外部时点理论，以及我本人的生物潮汐理论，可谓相辅相成。目前对电磁波如何传递环境资讯至生物体的确实方式尚未可知。也许生理状态受到的干扰，乃是因为电磁波对神经系统的不同部分直接造成影响（这个可能性支持了贝克博士的看法：神经系统的增幅节点是环境资讯接收器所在）。普瑞斯曼相信中枢神经系统、脑髓皮质，和脑下丘显然是对电磁波最敏感的部位。根据统计上的证据，警方和消防部门相信月亮和暴力行为有关。月亮主导着人类生理现象中的高低潮。当生理水位高涨到决堤时，确会使人类性格改变。过分重视太阳的立场，使得月亮的影响力受到忽略。
都是月亮惹的祸，
她不应该靠离地球这么近，
让人类心智为之疯狂。
莎士比亚《奥泰罗》
月光下的犯案证据
莎士比亚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深入观察，使他笔下的人物得以永垂不朽，确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奥赛罗中所写的那种“应归咎于月亮”的非理性暴力，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的一种通俗信念，也可能引起现代人注意月亮在人类攻击行为上扮演的角色。虽然目前有大量资料可证实月亮的影响力，但多数都不够客观或是经过草率的调查，缺乏仔细的科学方法利用过程。
警方和消防人员已经都相信月亮和暴力行为有关，也搜集了足以支持的证据。纽约市火灾勘查局便发现到，满月时候的纵火案会增为平常的二倍。费城警方也注意到，满月时的纵火与犯罪案件数皆双双上升。洛杉矶和迈阿密警方也曾报告过有类似经验。凤凰城的资深火灾勘查员表示，消防队在满月之夜接到的火灾报案，平均较平常多出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
这些报告由于并非经过严格的方法计算，所以自然无法成为统计上的证据。若要让：“真相大白”，还是必须透过统计程序发掘出有支持效力的铁证。如此一来，艰辛的科学探查工作便不可少。
汤姆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从一些个人观察上开始对月亮的影响力产生兴趣，此可以追溯到汤姆还在迈阿密杰克森纪念医院当受训学生的时候。当时他在处理精神病房的事务时，许多事件所呈现的某种独特模式，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他注意到在某个会反覆出现的时期中，病人行为会较其他时期更为异常。然而似乎又看不出有明显理由，造成这些为期数日的特殊时期出现。在这几天过了之后，病人们又会安静下来，整个病房也回复正常。汤姆禁不住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病人间这突如其来的骚动。虽然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为满足好奇心而有某些动作，但在以后的数年间，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汤姆在空军担任四年的随机医生后，于一九六九年决定要成为精神科的住院医师。人类行为成了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当他再度回到精神科病房工作，离上次来说并未相隔很久，而这次他决定解开心中的谜团。经过对病房工作人员的询问，他才知道护士和看护人员们对这种周期性的怪异现象早已见怪不怪。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将现象的产生归因于满月的出现。在半信半疑之下，他又去询问了急诊室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表示曾注意到，进来的病人一碰到满月时期，就会急躁不安而且举止怪异。这样的说法也获得了送这些病人进急诊室的警方和急救人员的认同。
有一天，他和几位住院医师聊天时，随兴谈起了这个话题。他们告诉他，精神病房的病人有周期性流血溃烂和癫痫症状，而工作人员们都觉得是满月造成的影响。
他不确定该多认真地看待工作人员们的这些臆测。有一段时期中，他非常相信这些具有多年经验的医院人员，对自己讲的话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实在见过太多次，想否认都没办法。
他最初的调查工作便是从精神病房开始。有没有可能这些周期性的行为异常，是来自周遭人事物的改变。他的推论是：工作人员的变换，收容特别容易受激动的病人，或甚至天气都可能是这种“气重复性规律现象”的元凶。抑或是回答他的那些资深人员才是对的？满月真出可能是这个谜团的答案吗？如果是的话，它的影响方式又是什么？
对他来说，的确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即使他会被同事讥笑为疯子或荒谬也势在必行。他敞开了对问题的态度：“如果是胡扯，就应该将之推翻：如果确有蹊跷。就应该拔出答案。”他的看法是，如果能得出正面的发现，就可以造福人类健康保健事业。例如说，医院可以在特殊时刻将出现时，增加精神病房的工作人员数。
自此他开始了他的研究，后来更发展成为对月亮盈亏可能是造成人类暴力行为因素之一进行探究。
将太阳历转换成太阴历
过去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系中，院长一直禁止此类研究计划。我知道非得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计画案不可。多数科学家所持的态度是，和迷信、传说，与神话有关的研究是既愚蠢又浪费时间。我下了番工夫去广泛研究一些科学文献，期望能找出在月亮对人类行为可能产生的效应上曾经做过的研究。有一些研究成果曾在二十世纪前半发表过，当中呈现正负面两极化的结果。
这些正负面各半的文献显然是肇因于文化上的一种常态：只要一有显现月亮与人类行为相关性的正面文章出现，立刻便会有一篇持相反看法的文章出现，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面对的问题有多么棘手。有很多批评性论文都指出方法论研究方式的缺陷。显然没有铁证不足以令怀疑者信服，这一点我自然同意。
我了解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将会得到许多“差之毫厘”的发现，而不是明显可见的差异。这表示我必须先搜集一段长时间中的大量精确资料。若我想要证明有意义的关联性存在，也势必要在暴力行为的衡量方法上仔细挑选。另外，还必须要找出一个方法，将太阳历转换为阴历。过去的研究在转换方式上甚为粗糙。幸好，我在一九七○年展开我的研究时，天文科技和电脑的出现，让我能轻松精确地完成复杂的转换。
我要找到一个可变数，藉由它可以让我去衡量人类暴力行为。这个可变数要能轻易地被量化成为可靠的统计数据。为了要让所搜集的资料富有意义，我还需要一个简单直接的统计方法来评估我的发现。
就在我思考这些前提的时候，我在《迈阿密前锋报》上看到了一篇由迈阿密大学的一群气象学家所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叙述了月亮如何影响热带飓风的生成。过去全世界都进行过这样的计划。我联络了其中的一名研究者罗纳·霍勒（Ronald Holle），他引领我进入了气象学的世界。我这才知道气象学家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都有长期性的精确资料作基础。长久以来，他们怀疑月亮会影响天气，现在则有一个简单的程序，让他们能够根据阴历来衡量与评估地区性的天气。这项程序在经过修改后，最后为我的研究小组所用（我也学到了，天气学中曾对反映在雨量和暴风形成的“天气潮汐”，有过确实的文献纪录）。
在迈阿密大学气象实验室的楼上是物理系。霍勒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道格拉斯·杜克博士（Dr．Douglas．Duke），他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对于我想研究月亮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力一事，他立刻便表露出兴趣。当下他同意教导我现代天文学的基本知识。杜克博士、霍勒先生，和任职于华盛顿国家海洋暨大气行政局的汤姆·卡本特（Tom car－penter）三位先生给我的建议，在帮助我做研究方法规划上相当有建设性。
我将我的研究计划提案送给了詹姆士·N·萨赛克斯博士（Dr·James N．Sussex），他是当时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系主任。他注意到学界对于月亮与人类行为的研究多有偏见，甚至只要和这些事扯上边，都有可能使他的名声受损。不过，他还是能预见到，有用的科学发现能为人类带来的潜在福祉。萨赛克斯博士不但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甚至还拨出他系上的部分研究经费，作为我计划进行的种子经费。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我的研究绝对无法顺利展开。
在士气和经费大增之下，我的研究于焉展开。找出一项可变数来衡量情绪剧变，是我的第一要务。若月亮同时代表浪漫和暴力之源；又同时影响理智和混乱的思考，这些多样化的效应该如何加以量化？我要面对的是人类行为中常见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当然更别提还有为数众多的单一可变特质。
有关人类行为的适当量化方法，在过去总是擦不出来。实验派心理学家利用各式各样的分级指标来衡量行为。可是这些指标都受到设计者本身及观察者与诠释者的个人见解所影响。我对这些指标可是毫无信心。我认为观察者要找出某种行为模式并非难事。就是这么简单。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要避免加入观察者的个人偏见。
月亮盈亏与杀人案件
和我一起合作的是卡洛琳·雪琳博士（Dr．CgrevnR．sherin），她是一位在统计方法应用上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经过多次的探寻和讨论后，我们选择了“谋杀”作为衡量人类暴力行为的可变数。谋杀是一种暴力行为，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行为不但迟早可以轻易地被指认出来，也有公认的医学和法学定义。我们毋须界定出各种不同的谋杀类型，因为过去那一直是造成偏见的原因。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有谋杀行为已发生和它发生的确切时间。
在研究上，发生的时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必须知道“伤害造成”的确实时间，“死亡”时间则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受害者可能是在数小时、数日或数周后死亡。“伤害造成时间”即显示了攻击发生的时间，因此也是暴力行为确实发生时点上的开键变数。
我们很幸运地可以在迈阿密进行这项研究。迈阿密达德（Dade）郡医事检察官约瑟夫·H·戴维斯博士（D r．Joseph．H．Davis），早就因他精准仔细的手法享誉全美国。在他广泛搜集的纪录中，包含了“伤害造成”案例的各个时点和因暴力死亡的死亡时间。另外，他的纪录资料全都以电脑建档，可供立即取用。这些整理有序的资料样本对我们来说是唾手可得，因为戴维斯博士的办公室就位在我们医院的后方。
在此我要再次强调“伤害造成时间”所具有的无比重要性。“伤害造成”与“死亡”之间的时间差，以及对死亡确实定义的争论，与我们的研究毫不相关。我们想进行衡量的暴力性情绪，是以攻击造成伤害与否为主。这样的规范也让我们的研究简单而准确。
不过，当我们想换个地方重复研究时，并不容易符合我们对“伤害造成时间”的要求。为了要让发现具备有效性，势必要换地点进行研究。有监于此，我们决定要去调查纽约市的谋杀案纪录。
全美首善之区的纽约市，谋杀案数量大约是迈阿密的十倍，一般人可能以为这儿的资料会很完备。但这么想就错了，纽约可是个不按常理行事的地方。此地并未存有“伤害造成时间”的纪录。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另寻他处。以得到如达德郡拥有的确切资料。这个地方就是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库亚荷加郡（Cuyahog，Cleveland，Ohio）。
在剔除了缺乏“伤害造成时间”的谋杀案件后，我们在达德郡取得了15年中的1887个案例，而在库亚荷加郡则取得了13年中的2080个案例。这两份样本已远超出我们的需要。
在找寻月亮盈亏是否对人类行为有任何影响时，我们的假设是其影响力应属很小。当然这需要大量的精确资料来证明。
就我的观点来看，许多研究之所以无法获致令人信服的结果，乃是因为所使用的样本数量太少，或是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太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