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弦歌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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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岁月如歌(13)

“我是师大的师范生,这是我们集体编的教学参考资料。”当实习队进入实习学校,队长向中学地理教研组长赠送教学参考资料汇编时,队长和组长都笑脸灿烂。中学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而师范生人数多,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汇编中学课改急需的参考资料。一届又一届,一本又一本,师范生的汇编推动着中学课改。

“我是师大的师范生,这是我们的老师!”实习期间,实习队开“公开课”时,有机会迎来我院教师,实习生可以骄傲地向中学听课领导介绍自己敬爱的老师——他们是师范生的坚强后盾。一年又一年,陈逢珍、陈珍皋、江萍、郭成达、李祖光、蔡文焰等教研室主任,率领专业任课教师,深入中学课堂,看看自己的学生如何当先生,同时收集最实在的反馈意见,带回来改进高师教师教育,形成了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我是师大的师范生”成为我院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骄傲,专业思想的巩固落实在为基础教育服务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实习生从中学的负担变身为中学的受欢迎者;教育实习的联系从求助于中学变成中学请求实习队进驻;师范生的实践阶段,从教育实习向前延伸到教育见习。我们的师范生成了中学的“香饽饽”、“座上客”。

“我是师大的师范生!”二三十年之后,我院早年毕业的教师教育专业本科学生,还常常这么自豪地说。他们说很荣幸,他们自身都已经是老教师了,而他们的老师还时不时对他们进行培训,从全员培训、新课程培训,到骨干教师培训、学科带头人培训,直到名师培训,都还有他们的老师关注着他们,引领着他们。

是啊,我们学院、我们学校,二三十年来,坚定地走着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路子,师范生的老师们,承担了制定国家地理课程方案与标准、编制地理国本教材、制定国家地理高考的考试说明等重任,做到了站在地理教育改革的前头,引领地理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受到了广大中学的尊重和支持,发展和建设了一大批教育实习和教育见习基地。师大与中学这么融洽的结合,真让人感动。百年树人,105岁的福建师大的一代代师生都成才了。

(袁书琪地理科学学院1977级,教授,曾任副院长)命运

◎程利国

像我这样当过农民、当过工人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数不多。我的命运在什么时候发生转折呢?就在1978年,那是我们的国家走向改革开放之年。我的命运的转折,是融入我们国家的命运转折之中的。

记得我们的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当时我竟然无动于衷,仍然满足于省二化厂起重工(即搬运工)的社会角色。一个上山下乡知青,能够回到故乡福州工作,而且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满足呢?我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直至1978年3月至4月,许多参加1977年底考试的考生,曾被大量地扩招为走读生(即不住校的正式大学生),这深深地刺激了我。我自认为我的文化水准不在这些人之下,我没有理由不去搭乘高考这趟列车。

于是,我拿起了高考复习资料。头一个月主攻理科,后来才转到文科。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因为我的记忆力好,对文科有更浓厚的兴趣。1978级高考是“十年动乱”后第1次全国统一命题,当年在5门课程满分500分的情况下,我考了444分,只比省文科状元约低10分,高出录取线(340分)100多分。这令我的许多亲朋好友万分惊讶,我想这也是被福建师大录取的文科最高分了。

当我准备高考时,只剩下3~4个月的时间,而且还要做到温书迎考、上班工作和谈情说爱三不误。尤其是在1976年底建立的“爱情专线”,对我的高考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考不上大学怎么向我的那位(即现在的妻子)交代呢?她当初收购我这支“垃圾股”,骨子里是盼着我能成长为“绩优股”——作为知识分子的“潜力股”。

我要感谢我的母校——福建师大附中,附中是名师荟萃之地,当年老师兢兢业业的教学工作,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当年我温书迎考时用了一个最“土”的办法,就是“从头开始法”,循序渐进,不好高骛远,从初一年开始复习,收到了神奇的效果,甚至连当年老师教学时的音容笑貌、语音语调都会呈现在脑海中。这使我在意象中回到了当年在师大附中求学的黄金时代,也使我对命运的转折充满了渴望。

以我当年的高考成绩,报北大、北师大都可能被录取。当年是高考成绩公布后才填报志愿的,然而我却选择了福建师大,这很可能会使现在的许多家长难以理解。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学时代,作为一名附中学生,与福建师大的实习生有过深度的接触,也多次听过福建师大的名师所开的讲座,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中文系的李联明老师,那种风采,那种才气,令我敬佩不已,因此我对福建师大有着很深的感情。

事实证明,我当年志愿报福建师大教育系是正确的。当年教育系有许多全国知名的教授,如檀仁梅、高时良、陈本铭、徐君藩、赖昌贵、李明德、吴文侃等,可谓群星荟萃,当年这阵容去申报博士点都是不成问题的。

当年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中断了12年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在教育系我选择了心理学方向,这成了我生命的符号。有人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还有人给你付工资。当我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后,充分证明了这句话的可信度。

我对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很感兴趣,在皮亚杰学术思想的研究方面,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出版了两部各数十万字的专著《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活动理论》与《发展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

我真正体会到,我的心理学专业要是没法服务于社会,它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我在2001年就公布了我的家庭电话,以后还公布了我的手机号码,全天开通,只要学生心中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随时都可以拨打我的紧急求助电话。我感谢我的求助者,他们把心中最隐蔽的秘密都向我敞开,使我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无法获得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是那么具体、生动、感性、鲜活。心理咨询的最高境界,就是把求助者当做你的老师。他们对我的最好的回报,就是促进了我的专业成长。

近10多年来,我还到各大中小学、野战军部队、海军部队、武警部队、公检法系统、医务系统、税务系统、金融系统、各企事业单位等开设心理学讲座,为受众的心理减压和提供精神健康服务。

我现在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充实、精彩,都在奏响命运的交响曲。我真诚地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给我搭建了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平台。

这一切都源自33年前的那个党和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我只是搭乘了那辆时代的列车。我的许多朋友都发自内心地感叹:是邓小平同志挽救了我们的命运。

(程利国教育学院1978级,教授)那年我们在长安山“占位置”

◎唐颐

1978年的福建师大,读书风气好得一塌糊涂,同学大多是辍学12年的“老三届”。感谢邓公,又让我们走进久违的课堂,新鲜之后唯有努力读书,况且当年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每天吃完晚饭,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室或者图书馆占位置,把书包放在桌面即可。因为上课时规定两个人坐一张桌子,晚自修按惯例一个人可独享整张桌子,桌少生多,所以占位置是必须的。我们宿舍住8个人,实践出真知,每天派1个人去占位置足矣。后来这任务就固定在“依弟”肩膀上了。依弟入学时16岁,那时初高中学制合计4年,所以才有这么年少的应届考入生。而我们班的老大姐入学时,她的儿子刚好也入小学一年级。大学同个班级,年龄悬殊如此之大,也就是那个年代的奇观。依弟每天乐颠颠地背着8个书包进学堂也是奇观。10年前同学聚会见到依弟,他已是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满脸络腮胡子,开口之乎者也。把书包交给依弟后,我们便去散步,经常走到校园外的田野里,走进成片成片的茉莉花丛中,摘一些带回教室,淡淡花香伴着淡淡书香,犹如美人添香夜读书,读得不亦美哉,常常熄灯了才离开位置。农民伯伯见学生摘花也不骂,反正那花多得是。

许多年后重返校园,长安山已被密密匝匝的混凝土建筑围得密不透风、惨不忍睹。清晨,长安山上,相思树下,随处可见早读的学生,树林下花丛中的石板凳也是需要占位置的。都说黎明时分是记忆最可靠的时辰,中文系学生大多背诵古典文学名篇和古汉语单词,当然也背诵英语单词。几十年过去了,唐诗宋词倒也经常顺手拈来,颇见功底,可英语单词却没记住几个。想来都后悔,当初干吗不把背诵英语单词的时间用来多背诵些古典名篇呢?那时,我们坐在中文系的大教室里,很有优越感。因为但凡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课、李万钧的外国文学课、李联明的文艺理论课等等,其他系的学生来旁听的不少,他们自带凳子,早早挤在教室背后,我们如果来迟了,会很开心地挤过人群,矜持地坐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

后来我将当年读书风气之好告诉读大学的女儿,意欲教育开导她如何勤奋刻苦,女儿竟说:“你们当年多幸福啊!进了大学门,就像入了保险库,捧上了铁饭碗,当然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像我们,大一就开始愁就业。”我听罢愕然,但有一点她说对了,那年头的幸福指数确实比较高。

那时从来不用交学费,当然也就没听说过哪个同学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学。每个月饭菜票18元也是学校发的,几位家中上有老下有少的同学还嫌太奢侈,干脆搞个煤油炉自办伙食,每月节省三五元寄回家,上了大学还能赚点小钱,岂不乐乎!连看电影都免费,十天半个月就有海报告之,某晚某时在室外体育场上映某两部电影,一定是两部,大多是刚刚“解放”出来的老电影,看得我们或心潮澎湃或热泪盈眶。这时候占位置更不可掉以轻心,最好下午一下课就回宿舍搬凳子,才能摆个好位置,吃完晚饭派2位壮汉去守着,可以先带着书去读。此时,依弟个子太小,派不上用场了。后来,我们宿舍的周君认为只管本宿舍同学太本位,因为他是大班党支部书记,总是高瞻远瞩,他提出起码要管好我们小班4位女同学的位置,我们自然一致赞成。但没过多久,周君便很本位地和其中1位美女同学卿卿我我起来了,到毕业那年自然山盟海誓蝶双飞。

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文系1978级女生特少,才10多名,约占十分之一,1977级女生有20多名,1979级就更多了。在我们这个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衡的年段,女生们无比骄傲,男生们无比着急,像周君那么幸运的,毕竟凤毛麟角。于是一些胆大的男生就把进攻的目标锁定为1979级小女生,收效颇丰,被戏谑为抢占别人地盘。而向1977级女生进攻,基本没有那种胆量,但男生们守地盘的胆量却高度一致。有一位外系的男生,对我们大班一名女生穷追不舍,经常在宿舍楼下呼喊女生姓名。一天午休时,此君不知好歹,又如法炮制。我们宿舍终于忍无可忍,一声砸字喊出口,扫帚、拖把、拖鞋、墨水瓶纷纷飞出窗口,砸得此君落荒而逃,再也不敢造次。后来每次同学聚会,总聊起此番壮举,在捧腹喷饭之余,始终查不出谁是领喊者。

那时打篮球似乎是主要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每个宿舍几乎都可组成代表队。有一段时间,下午第3节课后必打一场,4个并列于教室与宿舍之间的篮球场成了稀缺地盘。有人聪明地将球带到教室,一下课本宿舍球友蜂拥而至占领地盘,后来这一招却被更笨的办法取代了,像占位置一样,先派个人没下课就带个球在篮球架下守着。虽然占地盘的聪明招笨招不少,但后来最让大家接受的规则乃淘汰赛,每场比赛10分钟,谁的队输便下场,等候的队伍接着上。有意思的是竟没有常胜将军队,因为等候的几支球队为了大局,经常打破门户之见,抽调精兵强将上场一搏。那时篮球场热闹场面使长安山多么朝气蓬勃。

最热闹的一次场面却在深夜,那是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夜晚,当时一台电视前几十上百人围着观看,看得同学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当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在国际赛场,《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天空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篮球场,点起篝火,把扫帚、拖把都烧了,又唱又跳又喊,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振兴中华”。直到深夜,仍觉得此举不足以表达莘莘学子满腔爱国情怀,不知谁喊了一句“游行去”,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了校园,一直走到东街口,一路上市民们投来的或是惊奇或是不解的眼神,但更多的是赞许与欣赏的笑脸……

往事如烟,一晃30多年,回味起来,“当年只道是寻常”,如今却很温馨,总难忘。应该承认,那是一个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年头。

(唐颐文学院1978级校友,曾任宁德市委副书记,现任宁德市委副巡视员)闻鸡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