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弦歌盈耳
46945400000057

第57章 岁月如歌(10)

在同学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能人、好人。比如王聪深同学,既是班干部,又是文艺骨干,还能理一手好发。带薪入学的他,专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放在宿舍,为那个年代普遍经济拮据的同学,省了不少理发开支。比如王世彦同学,是第一个敢于穿着西装短裤、露出一截大腿进课堂的女学生。虽给人有些“另类”的感觉,但才思敏捷,写作课考试,我刚审完题开始答卷,她已经把卷子交给主考老师,而且被当场宣布“成绩优秀”。再比如黄文书同学,个头不高也貌不惊人,但有一副关心人帮助人的热心肠。宿舍楼建在校园深处的长安山麓,离校门口传达室有一二十分钟路程。每天,他自愿到传达室为同学们取信,再一一分发给大家,四年间乐此不疲。遇到校旁的省军区礼堂放电影大片,他自掏腰包先买些票,再逐个宿舍问同学:“看不看?”看就付钱,不看跑回去退票,同样无怨无悔。毕业后,他分配在省委组织部,帮助许多同学调回了省城福州,走上理想工作岗位。同学中,还有渔民出身却多才多艺能演歌剧《白毛女》扮杨白劳的洪辉煌,写影评、画漫画均达到相当水准的刘牛,行书颇有“二王”风骨的李勇,专业出身的“男高音”范希健,发着高烧参加校运会1万米比赛的于浴贤,以聪敏伶俐成为最年少留校助教的薛晨曦,照相技术好并会洗印的包绍明,篮排球高手李立生,长袖善舞的王卫星,等等。他们的存在,壮大了1977级的方阵,丰富了1977级的内涵,也使同学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与竞争:你可以发表这样那样的文章,让我当“读者”;我同样可以活跃在舞台上、球场上,让你当“观众”……

各呈其美,又美美与共。这正是1977级学子的鲜明特征!它使得同学们在“同又不同”中,轻易地走近对方,在“互为羡慕”中,实现差异化发展,也给我的“布衣”求学生涯,留下永不泯灭的美好记忆。

我与组织

入学第一天,担任中文系1977级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的李淑贞老师,把我拉到操场,郑重告诉我:“系里定了,你当年级党支部副书记。”

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两个头衔,使我由“干部学生”变为“学生干部”。在最初的荣耀感逝去后,陡生工作压力。好在,系领导特别是陈一琴老师给了我积极鼓励,而李淑贞老师作为年级党支部“一班人”的班长,更是给予我充分信任。她是女同志,年纪并没有班里一些“老三届”同学大,孩子不足半岁且有残疾,但她丝毫没有被这些难处所难倒,党支书、政治辅导员当得非常投入,而且作风泼辣,用今天的流行热词来说就是敢于“担当”。

有组织,就得抓组织建设。学生中的佼佼者大都被吸收进组织,或当支委、班党小组长,或当4个班的正副班长。“模范带头”、“身先士卒”、“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等党的先进性,在这些党员骨干身上得到最多的体现。我和邱胜斌、陈国英、邱登辉4个学生支委便形成默契:对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类的事,都不去争。

最重大的组织建设,是发展党员。每次,李淑贞老师都反复和我一起酝酿,并在支委中充分讨论,最后开支部大会,分别听取介绍人和申请人汇报,再进行表决。经过这样的程序,容易“一人欢喜多人愁”的发展党员工作,进行得顺风顺水,积极追求政治进步的优秀学生,相继被吸收入党。比如来自永春的洪碧玲同学,话不多但稳重扎实,读书、打球、搞活动,样样不在人后,颇具“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风采。她入党后当了班党小组长,毕业后被省委组织部选中,如今厦门市委常委一干10年,先后担任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4年间,年级党支部共发展7批18名党员。毕业时,组织部门便选走了17名党员。记得唯一有争议的发展对象是谢小建同学。他在党支部并无争议,但报到校组织部,一位科长卡住了。该科长看过他发表在年级学习园地《蓓蕾》上的一首诗,运用了当时西方传入的“意识流”手法,担心他有“自由化倾向”,批评说:“这样的学生,你们也敢发展入党?”李淑贞展示了“担当”的品格,据理力争,并请那位科长前来参加支部大会,听取谢小建的入党申请汇报,最终拉直问号,圆了谢小建入党梦。毕业后,谢小建也被组织部门选中,一路走上了县长、县委书记岗位,如今是省侨联常务副主席。

除了抓组织建设,更多的是搞组织活动。

创办年级学习园地《蓓蕾》,是入学后最先的组织行为。当时,中文系每个年级都办了一种学生刊物,贴在教学楼1层大厅的墙壁上,师生进进出出最先看到,既是学习成果的展示,又是年级之间的竞赛。党支部在全年级4个班广揽写、书、画人才,组成编委会精写精编精制,第一期就引来了全系热议,公认把高年级的学习园地比了下去。《蓓蕾》每2周出1期,4年间从未间断。由于1977级晚半年入学和毕业,造成了“五世同堂”。但不管是当新生还是当“老生”,《蓓蕾》的办刊水准没有受到任何年级挑战。毕业时,李淑贞老师和我专门与《蓓蕾》编委们照了一张合影,贴在人手一册的学友录上。陈一舟同学在照片上题词:“山草绿,槿花红,春意未如别意浓。且待相逢再相问,几枝蓓蕾报东风?”

组织参加校系各种比赛,是对我们的又一大考验。4年间,以1977级为主力(我本身是主力队员之一)的中文系篮球队、排球队,数次夺得全校冠军。77级的《伞舞》,在校文艺会演中,与艺术系学生同台演出且毫不逊色。最经典的要数排演话剧《约会》。这部针砭时弊的话剧,政治性强,台词量大,戏剧冲突表演也有难度。没想到,当过福州港务局工人业余演出队员的王聪深同学,和唱美声的范希健同学,带着连一天“业余演出”也没干过的王世彦、冯爱珍两位女同学,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把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台话剧不仅在全校演出了轰动效应,而且被邀请到福州大学等高校演出,还受到省话剧团好评。

中文系1977级的品牌,正是在课堂内到课堂外的全方位拼搏中,一点一滴形成并彰显的。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同学们对集体活动的无私参与。一年元旦前夜,我们在大教室搞迎新年晚会,为了气氛热烈喜庆,没钱租灯光音响的同学,纷纷动手剪裁出大量的彩色纸条,悬挂在教室上方。更有人灵机一动,将自行车倒扣,手摇脚蹬转动起两个车轮,幻灯机则放在地上,透过车轮的转动打出了“霓虹灯”光效。那场晚会,平时不苟言笑的吴华英等同学,最后都参加跳集体舞。正在福州拍电影的北京电影学院马精武老师及一帮表演系学生,在校艺术系参加元旦晚会不过瘾,见到中文系这般“生活化”的场景,主动加入,与我们联欢。

4年学生干部生活,所经历最突然也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中国女排在日本首夺世界冠军时。那天晚上,电视转播和电台口播刚结束,没有任何“组织安排”,我突然发现欢呼声集中到了宿舍楼下。很快,有人举着扫帚并点燃,一边喊着“中国女排万岁”、“振兴中华”一类的口号,一边朝山下的校门走去。身为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这一时刻必须站出来,我主动走在了下山的游行队伍前列。队伍迅速壮大,一路经过政教系、数学系、体育系、外语系,都有许多男女同学加入进来。校门显然是挡不住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出校门,踏仓山,穿闽江大桥,一路走向市中心五一广场。沿途,福建医学院等高校学生,也自动加入游行。大家或振臂高呼,或挥舞“火炬”(扫帚、拖把),或敲打脸盆(铝制的),不知疲倦地走着,喊着,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团队的伟力。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也被同步放大。游行大军直到凌晨才往回走。在连队走过百里夜行军的我,特意和郑超光等同学,走在队伍最后,一路“收容”着、陪伴着掉队的同学,安全返校。

青春似火,岁月流金。当学生干部的这些经历,对今天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扪心自问,当时的“周排长”,并没有这样的“财富意识”。作为“哪里来哪里去”的军人学生,也不存在“干活多,分配好”的逻辑思维。何况,当学生干部,搞各种活动,对专业学习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我出身军人家庭,16岁参军,“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念,从小就融入了血脉。我为自己新闻作品集《从零点到零点》所写的跋,就叫“不会说不”。在那篇跋中,我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在此摘抄下来,献给我的母校、我的同学、我的校友——

一切忠诚于自己的选择乃至被选择的人,不管从哪里起步,终将会受到命运的庇护与回报。因为地球是圆的,哪怕你朝着目的地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只要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你就会像人类第一个自西向东环球航行一周,又回到西班牙圣卢卡尔港的探险家麦哲伦那样,总有一天,你会与理想相逢在旅途。

(周涛文学院1977级校友,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少将,高级记者)金示演的故事

◎汪毅夫

1978年,我到母校福建师范大学报到入学时,鼻梁上架着1200度的眼镜。

报到的这一天,我在报名册“吴晓玲,20岁”一行下填写了“汪毅夫,28岁”。抬起头,看到一脸稚气的吴晓玲同学。显然,她对我嗅着纸片写字的情形印象深刻。

在母校,我用“金示演”(“近视眼”的谐音)的笔名向学生刊物《闽江》和《蓓蕾》投稿,但采用率不高。

我终于未能以“金示演”出名,却因近视眼而成为校园闻人。

我知道,校园闻人是怎样炼成的。

除了“嗅着纸片写字”的细节外,还有若干故事和事故。

故事之一是:在20路公交车上,我因眼力不济而动作迟缓,被年轻人认定为老人,还为我让座。这让同车的黄跃舟同学兴奋了好几天,逢人就讲。须知,故事发生的时候,我28岁而不是82岁。

故事之二是: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有女生款款而来,疑似同班女生。我认真辨认,渐行渐近,满脸堆笑迎上前时才发现认错人也。我看见该女生偏过头去,还听见她轻轻地“呸”了一声。

在母校,我因为近视眼受到了很多照顾。老师安排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吴晓玲、王卫星、陈节等女生排排坐。

热心为同学办事的黄文书同学给我的电影票座位也总是第一排。

夜间走路,同行的狄建、陆敏或刘福铸等同学会搀扶着我。

……

于今思之,颇感温馨。

2012年春节,从母校毕业30周年后,同学们在厦门聚会。此时,我已接受眼科手术:视力从2000度近视和右眼白内障全覆盖(失明)恢复到双眼裸眼视力10。

我又因为近视眼再一次成为“闻人”。同学们为我“重返视界”而高兴。

在同学聚会上,我讲了故事却又制造了事故。

故事是:1982年1月17日同学们毕业离校时,蔡永强同学给我的题词是“眼镜摘下来时,看女孩子全都长得一样好看”;吴晓玲同学在我的学友录上画了我的肖像漫画,漫画夸张地表现了我的宝贝眼镜,并题曰“把我的得意之作献给您——金示演学士”。这肖像漫画,我在《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二书里用做作者画像。

事故是:同班女生问我恢复了视力,发现了什么。我竟然回答说:“我刚发现,你牙齿似乎不整齐。”该女生大窘,众女生大笑,我则大骂自己:“要么讲真话,要么不讲话。既然有两个选项,为什么选择了前项呀!”

谈起母校,谈起同学,我的心满是感恩和喜乐。

祝福母校,祝福同学。

(汪毅夫文学院1977级校友,台盟中央

常务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教授)第二次上大学

◎叶双瑜

辛卯大暑,我从北京出差刚回到单位,见案头上摆着一封红色信件——福建师范大学105周年校庆约稿函,一时把我的记忆,带回到了在职求学的日子。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计划经济的坚冰已经打破;另一方面,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矛盾凸现。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争吵不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困惑,深感自己原有的学识已不能适应和很好地把握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知识武装。1994年,国家推出了部分高校招收在职研究生的新举措。怀着对名师的仰慕,对知识的渴求,我报考了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经过笔试、面试,共有7位同学(其中经法学院5位、地理学院2位)被录取,成为百年师大在职研究生教育的“开门弟子”。校园里多了几位既不像老师又不像同学的“老学生”。每当在上大课时,总会引来学弟学妹们惊奇的目光。于我们而言,在毕业近十五六年之后,重回大学课堂,放下身段,再做学生,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