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彦老师家离我们教室不远，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经常会去他家里蹭饭聊天。这时，他会拿出他的近作，态度极为诚恳地要我们指出作品的缺点与不足。他的诚恳和谦虚，常常让我们站在他的画前忘记自己是学生，竟然大大咧咧地真的指出画面的种种“不足”。要知道，我们只是刚入校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其实对艺术的了解很浅薄。但梦彦老师正是以他这种谦虚独特的求教方式，启迪我们大胆地在他的作品前表述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他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甚至和我们争辩，提出很多的问题，或赞同或质疑我们的观点，把我们所谓的建议和争论的问题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梦彦老师正是用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地启发我们思考，使我们获得了艺术的启蒙，不知不觉地明了了很多艺术的问题，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艺术自信和对作品的阐述能力。毕业后不久，我也站上了讲台，成为一名和梦彦老师一样的高校教师。在几十年的教学中，我也尝试用他这种方法来启蒙我的学生。今天，一些学生毕业以后，如同当年我对梦彦老师说的那样对我说：“您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我的一年级学习中，您转换为一个学生的身份来向我请教，以您的智慧和胸怀给予我以启迪。”
大一下学期，我们可以到教师资料室看外国的画册。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艺术全盘苏化，对于毕加索、马蒂斯等人，我们并不了解。“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开始知道毕加索等西方艺术家的名字。走进了教师资料室，我才第一次看到毕加索的画册，我翻着画册里这些与我所熟知的苏式绘画语言和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很是茫然，觉得作品感人，很有味道。但是为什么有味道，为什么会感人，好在哪里，我说不出来。我带着这些疑问去请教梦彦老师。
梦彦老师没有从理论上给我讲毕加索的画好在哪里，而是很幽默的就着他家门前树上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叫声音问我：“毕加索的画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他又问“鸟叫的声音好不好听？”我说：“好听。”他问：“鸟叫的声音你听得懂吗？”我说：“听不懂。”他说：“得了，你看毕加索的画，就用听鸟叫声音的方式，把自己化为一个在听鸟儿愉悦声音的音乐家，去想象，去分析。从鸟叫的旋律、节奏与音韵，甚至从鸟儿之间的彼此对话，来寻找毕加索作品的美妙所在。我想，这样你就能够读懂毕加索的画。”有一次，我接待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院长和他们的3位教授，说到中国大学的艺术教育，我讲起梦彦老师这个例子。列宾美术学院院长赞叹地说，这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师。
杨启舆先生从我们二年级开始教我们山水画，当时他已近60岁了。他曾和我说过，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学山水画不仅是学山水画技法的问题，而是要让山水画技法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他的山水画课，既是有关山水画的技法课，也是中国山水画的哲学课和历史课。他会经常拿一些范本让我们去临摹，要求我们临摹作品时，要揣摩作者当时的文化语境，回到作者当时的心态中去。
在我的心中，启舆先生与其说是一位山水画家，不如说更是一位哲人，一位集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为一身的哲人。他上山水画课，并不要求学生非得在课堂中临摹。他更重视读画，重视读画与读画论、读传统哲学的结合。他常会带着茶来到教室，让我们陪他喝茶、聊天，聊庄子，聊老子，聊儒家“比德”哲学观和道家玄远哲学观影响下的山水文化，聊智者何以乐水、仁者何以乐山。跟着启舆先生，实际上我们相当于同时专修了一门中国哲学课和传统文化课。启舆先生曾经给我写过一副书法作品：“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幅作品，我至今还保存着。其中包含的人生哲学及艺术精神，对我影响深远。
启舆先生不仅是我山水画的引路人，也是我走进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殿堂的指导人。在我毕业后近30年的教学中，我都喜欢用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理论，佐证与阐释各种艺术思想和艺术行为的内质。我写艺术批评最喜欢用的也是老庄哲学理论。这皆益于启舆先生对我的启蒙。我惊悉先生仙逝的消息时，心里无比悲痛。记得那晚，我独自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仰头看着一轮皓月，我觉得，这轮皓月就是启舆先生。他没有离开我们，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4年的大学生活，影响我的老师很多，但至今还一直在联系并得到他教诲的老师是范迪安先生。在我二年级时，迪安老师教我们美学课。其实我和他的接触，比他教我们课的时候更早。在我进校之时，他刚留校，是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而我则是系学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们是同龄人，都爱看书，彼此有共同的话题。在交往中我很快就发现他读书具有一种穿透能力，能用具有穿透力的言词，把书中的精华归纳出来并使其得到升华。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读书要有穿透力”。
记得大一时，迪安老师向我推荐明代陈老莲的《水浒叶子》。当我买来《水浒叶子》却一点都看不出好在哪里，形画不准且不说，线条也板。当时，迪安老师没有告诉我《水浒叶子》好在哪里，只是说，“一部作品经过几百年的历史筛选，被公认是杰出的作品，总有它杰出的理由。你认为它不好，说明你和它有距离，还没有进入一个对话的情景。你应该学会和伟大的作品对话。《水浒叶子》你现在看不懂，但不要排斥它，要尝试每天拿着它看，从心里说它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到它的好，但是，你要坚持。当你翻到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定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在一个月前看不到的东西。我相信，当你到二年级的时候，再看《水浒叶子》，你就能看懂它许多有意味的东西。”果然如此，二年级，我们已经不满足仅仅画准一个人的形体，想把人物画得更有趣味。这时，再次翻看《水浒叶子》，已不是强迫自己说它好，我已经能从人物造型、线条组合中读出趣味所在，读出一种形式美。从大一至大四，毕业后一路走到现在，我已经能够从艺术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等多方面的学科领域来与《水浒叶子》对话，从中看到它所包含的伟大的艺术价值。
30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这本《水浒叶子》，不时地把它翻看一下，每次翻看都会想到迪安老师，想到他的话“不要轻易地拒绝和排斥一个你目前还不认识的事物”。我觉得一个老师的好不在于在课堂上灌输多少知识，而在于他能够用一句话、一种方式启迪你去思考。这种启迪能够影响你一辈子。迪安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老师。
我的思绪在长安山行走，想起的老师越来越多，已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说完。一个仍然沿着母校教诲不断前行的学子，其实他的心没有一刻不在母校，没有一刻离开过那些在不同时间引导他向前行走的老师们。正是母校的力量推着我前进，让我没有迷失方向。
（罗一平美术学院1979级校友，
广东美术馆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难忘的老师
◎黄爱玲
自从我1984年7月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迄今，蓦然回首，已经是第28个年头了。看着或听到一茬又一茬学生在八闽大地、全国各地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点滴进步或者丰硕成果的时候，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满足。回忆自己当初报考大学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曾是误撞误打、一知半解地填报了教育学心理学专业。进入大学校园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我与宿舍的几个同学一样，难以找到学习本专业的感觉和兴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老寻思着要求转系换专业。期末考试期间，只能捧着教材和笔记本强迫自己死记硬背、机械记忆教育学、普通心理学那些抽象、晦涩的专业术语、名词，难以体会到专业学习的乐趣。让我突然对心理学专业真正有兴趣和开始有感觉，并引领我步入心理学专业殿堂，是大二上学期林钟敏老师上的《儿童心理学》。
林钟敏老师是一个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作风朴实、思维敏捷的学者。在课堂上，她善于把看起来很抽象、难懂的专业术语、名词，用系统分析法、比较法，结合各种挂图和自制的表格，让学生逐步理解、掌握、领会儿童心理的发展特点与规律。林老师虽然外表清铄、苗条，甚至有时还弓着腰，行走不是很灵便，但是她在上课的时候，总是目光炯炯、声音洪亮、逻辑性强、条理清晰，并始终坚持站立着授课。下了课，总是不厌其烦地为班上有困惑问题的同学们解答。
林钟敏老师曾因公派遣到美国访学。在美国期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进修学习和科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国门初步开放、物质还很匮乏的大陆，许多“海归”人士通常都是会疯狂购买免税商品，携带国内人还很羡慕的家电“洋货”和各种“舶来品”，而林老师在回国之际，带回来的居然是满满一箱复印的外文书籍和英文资料。这些资料为她日后在国内率先翻译、出版维纳的专著《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奠定了基础。
林钟敏老师还是一个有着极强责任心、正义感的学者，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我留校初期，她还在师大工作。虽然当时我们不是从事同一个专业、不在一个教研室，但她不仅继续在业务上指导培养我，而且在生活方面也非常关心我，与我探讨女性在工作、事业、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各类问题，交流人生价值观念，使我获益匪浅！我们班级有一个女同学因为当时大学生分配政策等各种因素，孤身一人被分配到远离家乡，当时还很偏僻的宁化师范工作。这个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女生，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委屈得大哭一场。林老师闻讯后积极向系里领导反映……事隔很多年，大学同学聚会，一提到母校、老师，我们大家无不流露出对林老师的敬佩！
时光飞逝，长安山上的相思树依旧青翠，鸟儿依旧在枝头婉转啼唱。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这个浸透百年历史和文化的福建师范大学，焕发出更加生机勃勃的新活力。我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就在这所百年老校中度过，在林钟敏、庄明水恩师和教育学院各位名师的谆谆教诲下，我终于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我将以这些老前辈们为榜样，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写下自己的无悔人生！
（黄爱玲教育学院1980级，教授）怀念我的导师郑松生教授
◎刘生龙
昨天，心里总有点不顺，压抑而烦闷，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了。果然，今天上午单位通知我：我的导师郑松生教授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去世了。我心头一惊：前段时间老人家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却永远地离开我们了？生命呀，真是桌上的灯，风中的烛，手上的风筝。
郑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专家教授，又是“十年动乱”前的研究生毕业，真正受过了系统的正规教育，可是到了很迟，早已当上了教授的他，才开始带研究生，我和沈金耀有幸成了他的开门弟子。那时，他还是我们系的系主任。
通常上课是在郑老师的家里，有茶水喝，一边听他讲课，一边猛吸着烟，还喝着茶，然后是讨论，一堂课很快就结束。不过，上课始终都是在很严肃的气氛下进行的，就像他的为人，一生都是严肃和认真，自从我和他认识以来，从来没见他开过一次玩笑。
他严谨和认真的作风，在这所大学里是出了名的。也许，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的，不过他是特别的，比别人要高一个级别。
我们没有考试，用平时的作业代替了期末考，不过，这种作业，要有自己观点，还要论述谨严。其实，就是一篇万把字的论文，要完成它，也不是很容易的。每次郑老师都对我们的作业，从观点、论述、方法到标点符号，一一纠错。我常常有提交高级小学作业的感觉。
1992年，我将学习心得结成一本20余万字的书稿，并请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公木先生写了个序，冠以《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论稿》，送交海峡文艺出版社，并列入了次年的出版计划。社长林正让也是郑老师的学生，他在拜访老师时，提到了这件事，郑老师跟他说：“此人思想很活跃，但有些偏激，你们要严格审查。”社长接着说：“那请您来审稿。”“不行，我是他的导师，要避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郑老师拒绝了审我的文稿。当这件事传到我耳朵里时，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惊讶，他就是这么讲原则、这么严谨一个人！虽然，我的这部文稿至今也没有出版，而且公木老师也作古了，但我不会怨我们导师的，因为我从现在的目光看，那东西写得较粗，需要花大功夫去修改。认真，常常没有什么坏处，只有好处。
无疑，郑老师是位极其严格的人。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是严于律己的。他对别人还是宽厚的，他的心永远是善良的！
我们系，经历过“十年动乱”的自相争斗的历史，师资队伍里遗留了一些派别斗争，再加上文人相轻、大系人多，往往矛盾甚多。自从郑老师上任系主任以来，由于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时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处理事情公平公正，深受全系教师的尊敬，形成了空前的团结。现在系已升为学院，学术水平在全国负有盛名，早已是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郑老师当班的领导班子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奠定的。
尊敬的郑松生老师，文学院不会忘记您，您的学生更不会忘记您！
（刘生龙文学院1980级，文学院教师）我的师大情缘
◎冯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