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早年留学美国,又游学德国、法国、意大利。年轻的他身材魁梧,西装革履,气度不凡,极具绅士风度。他是我国现代逻辑学与哲学开山祖师式的人物,先后执教于清华与北大,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最好朋友。他始终恋着林徽因,终生未娶。他“逐林而居”,梁家迁到哪里,他也住到哪里,且只有一墙之隔或一门之隔。在学术研究上,三人如一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文章,都是互相切磋修改的,最后再请金岳霖从逻辑与哲学角度斟酌纠正才定稿,所以清华园里流传着“林徽因修饰梁思成,梁思成修饰林徽因,金岳霖润色”的美谈。我们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金岳霖。此前,梁思成已于1962年再婚,金岳霖依然独身,他就跟林徽因儿子梁从诫一起住,以延续自己的精神寄托。金岳霖已到了风烛残年,一头白发,斜躺卧榻,起身要保姆左右搀扶。当他见到那本厚厚的书稿,惊讶地叫起来:“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他居然还背出了林徽因的两句诗。也是独身的陈钟英,面对这位钟情于一、终生不渝的老者,敬佩至极,感慨万千,就俯身凑近金岳霖的耳边大声说,林徽因的文集即将出版,能不能请他口授或写些感言附于书中。我想,能在文集中一发沉积心田的话语,是个多么难得的机遇呀。我赶紧打开录音机,但他久久不开口,脸上涌动着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终于,他以沙哑低沉的喉音,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庄严而神圣,“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说罢,他闭上眼,垂下头。对于林徽因,他心中该有千言万语,为何有话不能说?又说不愿意说,甚至还不愿意有这种话。这话使人觉得矛盾费解,蹊跷隐晦,好像话背后还藏着什么话,难以揣度。他谢绝了最后一次表达心声的机会。这段录音披露报刊后,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和困惑。10个月后,金岳霖去世,终年90岁。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对林徽因说些什么?又怎么说呢?他给世人留下了一道新版的“哥德巴赫猜想”。
1985年,林徽因诗集在北京出版;1990年,林徽因文集在香港出版,继而在北京出版。作家作品是解读其思想与演绎其人生故事的基石。1993年,北京一位资深记者写出了第一部《林徽因传》。此后,从不同视角演绎她故事的传记出了十几种。我们收集的原始资料,有的已经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中国有个林徽因,师大有个陈钟英。陈钟英使得作为诗人与作家的林徽因,至少提前10年“出土面世”,此或可谓善莫大焉。
因我跟陈钟英老师接触时间较长,曾有人向我打听她的个性,我答:特胖呀!跟她一起上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好找一张长条板凳请她坐,以免左右“犯界”。要是坐有扶手围腰的椅子,起身时,要么起不来,要么连座椅子都带起来。她还会抽烟、喝酒,且专找白酒,我看了有点发憷——醉了咋扶啊?
陈钟英晋升教授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师大副校长,退休后,任福建省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熟人们称呼她,都省了后缀的头衔,直呼其为“钟老”。
(陈宇文学院副教授)李明德教授奠定了
我的心理学之哲学基础◎程利国
1978年金秋时节,我有幸成为福建师大教育系“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届学生,此时,该系的招生工作已经中断了18年。当年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大家都铆足劲,誓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岁月抢回来。
现在想起来我是非常幸运的。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教育系就安排了一门“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的课程,由李明德教授主讲,这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生涯。
在“十年动乱”初期,停课“闹革命”,我在家闲着,翻阅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往往是浅尝辄止。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感到其中奥妙无穷,却又艰涩难懂,后来“上山下乡”,又进了工厂,越发感到这种学问与自己“不搭界”。于是这本《自然辩证法》看了12年还没看完。通过李明德教授的讲学,我的兴趣又被重新激发,从此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这对我的世界观的重塑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明德教授的教学水平堪称一流,在我们的系友中至今还是赞不绝口。他能够把深奥的哲理,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如春风化雨般地浸润我们莘莘学子干渴的心田。
李明德教授身材不高,但很匀称,非常儒雅,很有学者风范。他上课时总是面带微笑,眼神活泼,很有睿智之光。他是一个很有包容心和亲和力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气场”。
李明德教授上课时音量不是很大很洪亮,声音还略带沙哑,但却显得很有“磁性”。他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不是很夸张,但是很吸引学生们的眼球。他的语音语调中蕴藏着轻微的抑扬顿挫,且总能与授课的内容契合得天衣无缝。李明德教授的授课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我们总能把他的话原原本本记下来,而且还能一边记,一边思考,他对教学节奏的把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明德教授上课时绝无煽情式的语言和夸张的姿态,那他靠什么来打动学生呢?他靠的是理性的力量。他上课条理清晰,由浅入深,又深入浅出;思想深邃,又通俗浅显。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源流把握得相当清楚,会把学生的思维毫不费力地导入他的授课大纲,然后使学生沉浸在他的演讲中。我想,这无疑达到了教学的审美境界,学生在这不知不觉中被“洗脑”了。
现在回想起来,对我的哲学思想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句话出自被恩格斯称之为天才的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李明德教授把这句话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作了比较,同时还阐述了它在教育理论中的指导意义,使我们坚信一个真理:我们人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自己;而这种主客体互动的基础,就是我们的生活实践。
在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上,前苏联的维列鲁学派和瑞士的皮亚杰学派,都自觉地把“人的活动”作为他们心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但许多学者对此都发生了严重的曲解,甚至据此把皮亚杰归入唯心主义阵营。记得在21世纪之初,当我把专著《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活动理论》送给文学院泰斗式的著名学者孙绍振教授时,他说:“哦,写皮亚杰,许多人说皮亚杰是唯心主义,我怎么看都不像,应该是唯物主义;而且在心理学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我当时就告诉孙教授,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事后,孙教授非常欣赏我的这本专著,而且还向他的同事表达了他的看法,这使我非常开心。
实际上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开始钻研皮亚杰学说,在1989年《心理学报》上发表了《皮亚杰应是三项图试论者》的理论文章,而且成了《心理学报》的审稿人,这在地方级的高校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也从此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皮亚杰学术思想的深度研究者。饮水思源,当年若是没有李明德教授的授课,我要想研究皮亚杰,门都没有。
李明德教授是我的思想导师。我留校以后,在青年教师的座谈会上,他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人难以忘怀。如今,李明德教授将近90岁高龄,仍然身姿矫健,思维敏捷,言语流畅,看不出他的内心有什么纠结,他总是那么的从容与淡定。他经常偕夫人在长安山漫步,成为我们长安山下的一幅美丽的夕阳红画面。我衷心地祝愿李明德教授伉俪健康长寿。
(程利国教育学院1978级,教授)饱经风霜依旧劲挺——访李述华教授◎朱瑞荣郑炜刘玉滨
初冬的午后,光照正恰到好处,恹恹的,懒懒的,洋洋洒洒都落在人的身上,天又是一例湛蓝湛蓝的,幽邃而高远……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走进了李述华老教授的家。
本约定于午后3时采访教授,或许是我们按捺不住的激动的心情,2时40分便来到了李老师的住宿小区——阳光新村内。为了不过早打扰老先生,我们便在小区内的古榕下等候。这是一株行年已过古稀的老榕,它伸展出如盖的浓阴,可遮风挡雨蔽日,到如今所荫庇的尘世之人,该是数也数不清的。我们的李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呢?
老先生亲自出来接待我们,古道热肠、热情好客得让人受宠若惊!一见我们,便笑声健朗,好如一棵苍劲的老松!
老先生在同我们搭话时总是笑呵呵,足见其乐天派的一面。因只见李教授一人在家,便冒昧打听了其老伴的情况。老先生黯黯然回答说老师母现今病入医院,已6个月有余了,他每天都会去照顾老妻,听罢,我们对老师母致以慰问,也对李老师致以敬意!先生马上岔开了话题,同我们聊起50多年前的那些陈年旧事。我们默默听着先生给我们讲授迟来的一课,仿佛翻开了一张张陈旧的灰色相片:
1952年,福建师院并入由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学院等合并成立的福州大学,当时的物理系一共才4名教师,11名学生,其中又细分为师范科和普通科两部分,师范科5人来自乌山师院理化系物理科,当时风华正茂的李述华便是其中一员。
回忆起自己当年一起拼搏学习的师友,老先生便滔滔不绝。如陈懿锦、莫文泉,吴芝南等恩师辈,李教授给了很高评价。同学辈的另4位,老先生介绍说,除一人到中学教书,一人以副教授职称退休,其余都先后晋升为教授,在华东师大、福建师大工作,并在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及电工学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这便是乌石山师院送出的许多优秀人才群的一个缩影。
老先生一直坚信好的学风、好的教风可以弥补条件的简陋和艰苦。他说起求学那段教育资源不足、教学条件欠缺的经历时却充满乐观开朗的神情。先生说他一年级的一次普物考试,至今难忘。试卷上有道题,“论开普勒天体运动三定律”,他特别强调了“论”字而非“描述”,这是一种引导思维开阔的题型。当时先生思考了片刻,便在卷面上“沙沙”地答起。而此时先生的老师刚好站在其边上,见着他如涌泉般流淌出来的见解,老师频频点头!当先生自豪地回忆自己拿了99的高分时,我们问说:“为何不是满分?”先生半开玩笑地回答:“我本来也以为能拿满分,我想是恩师要让我们知道学无止境的意味。”这连珠妙语,不仅体现老先生的自信,更体现了其求学的谦虚。
老先生继续讲述他们二年级那段,苦心的老师们便为他们选择了英文教材进行学习。刚开始虽然艰苦,然而对他们实在影响深远。老先生说,当时他们早已不满足于课堂,每次下课都会到图书馆查阅书籍,思考老师所讲的内容,有思考才有延伸,他们所学所知都已超越了老师课堂上所教授的内容。老先生还附带了一句,比起如今烦躁的科研态度,当时的学术学问多纯粹。
后先生留母校任教,并当上了物理系主任。1981年,老先生不幸右眼视网膜脱落,由于治疗不及时,最终导致右眼失明。本该保守工作,保护剩下的左眼,但时值学院飞速发展,先生为努力赢取理论物理学硕士点而到处奔走不息。1985年,先生左眼视网膜也脱落,还好治疗及时,才保住了。作为学科带头人和系主任,先生深刻地意识到,做现代研究,光靠传统资源是不够的,必须引进人才。他先后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引进了杨亚天教授和林肈华副教授,还选派杨亚天、林仁明和曾民勇赴美国学术访问,从而促进了物理学系理论物理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终于在1990年获得理论物理硕士点。
先生自身也开始从教学研究转向科学研究。他结合自身的经历,提到教学思维和科研思维的差别。他认为,教学思维是一种继承和阐述,是让人明白原来这个知识是这样,那个知识是那样,但科研思维,重要的是创新理念、发现问题的能力培养;做科研不该服从课本,应该勇于突破,对知识抱有怀疑态度。“书上的内容并非不可逾越”,先生认为只有敢想敢做才能有所成。
老先生已入耄耋之年,在采访末了,他对我们年青一代寄予深厚期望。他说基础知识很重要,希望我们“学好、学宽”。他说学科是相互交叉渗透的,要有远见,不要局域于自己现在所研究的狭窄方向。老先生对师大105周年也献上了祝词,他对学校、学院充满希望,真心希望师大越办越好,在新世纪有跨越式发展。
走出李教授的屋子,太阳已经打斜了,日落确实很美,色彩绚丽,变化多端,感受流霞照彻在我们全身,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朱瑞荣物理与能源学院1985级,
光电与信息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我关注的一项工作
◎郑锹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事渐渐遗忘,只有那印象很深刻的事,还尚在记忆中。
我到教务处工作后,校领导就明确指出,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关系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由于当时师资科设在教务处,就此我比较关注,也可以说负有直接的责任。不久,校领导决定,由我带一个小组,人事科配合,开展师资队伍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