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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师道传承(2)

陈征教授是我国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福建师范大学的校长。校长职位卸任后,他继续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在教育领域教书育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适逢105周年校庆,我们采访了老校长。

“远离幽谷入民家,王者之香自古夸。试问先生何所爱,看花看叶看兰芽。”此绝句出自陈征校长的《爱兰》一诗。

陈老说:“兰之幽香,沁人心脾,每每身体感到不适,便闻兰香;兰之淡泊,宁静致远,与兰生活共处犹如远离了尘世;兰之高洁,遗世独立,这花中君子教人学会了独善其身;兰之美好,净化灵魂,陶冶了性情让人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吾偏爱兰之深,如晋陶渊明之爱菊,想到那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虽然兰花没有菊花的傲霜挺立,却有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宁静与不张扬。”陈老做学问看兰花,时刻提醒着自己不求名不求利,只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就是陈老高尚的精神境界。

老校长虽年逾古稀,走过了人生的80多个春秋,却“老来犹作鸡鸣舞,小石虽顽可补天”,认为“人”——简单两笔,却要用一生书写;做事如做人,要善始善终,一旦动手做,就要做好;做学问也是如此,断不能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有人问老校长:“您曾经获得过无数令人仰止的荣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荣誉的呢?”陈老说:“荣誉是一种肯定与鼓励,但它本身是虚无的,只有把手中实实在在的学问做好才最重要。要学会淡然处之。刻意追求,不仅累了自己,也降低了事物原本的价值。”回忆那年被评上了“全国劳动模范”,陈老自己却全然不知情,接到通知获此殊荣时才恍然大悟。陈老潜心做学问时,不知道随后会伴来什么,往往戏剧性地收获了那些荣誉,但却从没有刻意去争取过。就这样,做学问、搞研究,守在身边心爱的兰花知其冷暖,一直伴着老校长走过这些岁月,有革命时代的硝烟战火,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沧桑与喜悦,有“十年动乱”时期的黑暗与毁灭,有改革开放的春风与激情,有21世纪的发展与进步……

老校长平生酷爱读书,幼时常跟从父亲夜读古典文史至12时,7岁读论、孟、学、庸,8岁读《诗经》、《左传》,9、10岁读《离骚》、《史记》、《古文观止》。在成长的岁月中接触与翻阅了各式各类的书,爱古诗词亦爱史家典籍。闲暇里,古今中外的著作也略读一二,《红楼梦》这本奇书便是陈老的最爱。春秋时期思想学术界爆发了“大革命”,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及著作对后代的影响深远,也一直熏陶、影响着陈老。陈老常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道家“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佛家“因果报应”的善因善果,各类思想在他脑中也形成了百家争鸣,在获取小成就时,陈老用儒家鞭策自己,失意窘迫时用道家安慰自己,日常行善时用佛家来勉励自己。积聚百家思想,吸取百家精华,只为了能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史记》中的这句话使陈老特别受益;老校长认为,司马迁之言,恢宏、博大的气度中透露着自己的人生志向、学术目标,是最贴近他内心深处的格言,并成为他最爱的一句箴言。陈老加上“察中外之理”一句,题在他的“资红书屋”中鞭策自己,同时也在警醒自己能够读新书,创新理,写新作,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

从1949年起,陈老便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写出了《〈资本论〉解说》一、二、三卷,为当时想考研考博以及读不懂《资本论》的人们提供了参考。随后的岁月里,陈老研究出了城市地租理论。这些都是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之后所写的新作和所创的新论。由于时代的发展,进入信息高速时代,为了使自己不落伍于时代,陈老与时俱进,通过浏览互联网、报纸等,吸收最新的知识营养,使自己始终跟上时代的步伐。正因为如此,陈老人老心未老,“劲骨嶙峋傲世风,好花争羡老来红”。

真亦假时假亦真,真真假假难分辨,世俗凡尘里有太多的困惑与不解让世人迷失了本心,失去了最真的自己。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都围绕着“真”;做学问、创新理,字字句句都是自己独立原创的“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方面面都是自己贯彻执行的“真”;安于本心,无愧于天,分分秒秒都是自己身体力行的“真”,这些理念伴随着老校长的一生。

祝愿老校长守着“资红书屋”与兰花,在中外百家之理中铸就真我!(张国经济学院教授)说大学

◎林可华

大学是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科学研究创新的基地;大学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有远见的政治家、教育家历来都重视办好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大学的数量增加很多,而且大学生的人数(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也增加很多,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发展成为大众教育。如何办好大学已经成为全社会非常关注的焦点。本文就当前办好大学的一些问题,谈谈笔者的几点管见。

一、大学的地位。大学的地位是崇高的,大学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创新和服务社会这三项任务。大学的事业是宏伟的、独立的、自主的事业,失去了独立和自主,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大学不能沦为商业的附庸,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下属。公立的大学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来埋单,这乃是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是世界性的,除了为所在地区服务之外,还要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大学无国界。大学崇高地位的保持,重要的是靠大学本身,不为所动,增强自信,不屈服于社会上种种不尊重大学地位的思想和行为。

我国大学的现状,存在着两个不好的现象,一是产业化、商业化;二是行政化。这不仅不能提高大学的地位,反而是降低了大学的地位。

二、大学的类型。根据大学自身不同的情况,可以有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和科研为主型,三种类型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动态的类型。这是大学的定位的问题,也是大学的特色的问题。由谁来定呢?只能根据大学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不论是部属的、省属的,或是市属的大学,都不能根据其归属,而由其主管部门来主导确定属于什么类型、属于什么等级。

每个大学都要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以区别于其他的大学。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需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薪火相传、艰苦奋斗,才有可能达到。企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那只是妄想。当年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的好风气,皆在于当年校长的惨淡经营、视教师为知己,在学术上坚持兼容并包,延揽了许多名师才形成。今年中国科大校长的答记者问,让我感受很深,他们能以平常之心,原生之态,迎接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实在令人敬佩。这应是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楷模。

三、大学的教师。要依靠教师办学,要依靠教授治教。要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要成立教授会,订出教授会的条例,给予教授会以合法治教的权力和地位。凡是教学、科研和教师权益上的事情,都必须提请并经过教授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后,上报学校批准,学校不能在未经教授会讨论就做出决定,也不能无充足理由否定教授会的决定。一切权力的运作,都在阳光下进行。

教师在学术上的自由,要切实得到尊重和保障,要民主、宽容地对待教师,大学中最有地位,最有发言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是教授、教师。对教师越是尊重,教师的责任感就越重、自尊心就越强,就越会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关怀学生的健康成长,为社会服务。

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因工作需要,将教授或副教授调到行部门当处长或副处长,被视为是一种提拔重用,还煞有介事地出公示(当然这是上级规定的,不是学校的独创),这乃是对教授、副教授的不尊重。

社会各界都要尊重教师、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现在官本位思想的风气十分严重。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个处长或者副处长来到学校,就被看成对大学的重视和支持,校长书记亲自接待,汇报工作,开会上主席台,讲话代表领导,这几年来这种风气越来越严重,此风不可长,大学要彻底摒弃官本位的陋习,树立以教师为本位的思想。

教师的个人作用非常之大,没有名师不可能有名校;教师的团队精神也非常重要,没有好的团队,学校也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有名校。对教师的工资待遇,总体上讲与行政人员相比,本应高于行政人员,但现在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副厅级的工资,副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副处级的工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这如何能稳住整个大学的教师队伍,现在大部分大学的教师收入是“不低”,但这是靠各种收入来支撑的,正如政府部门的工资收入不规范一样,这样造成大学与大学之间、学院与学院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影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和谐。还有用高薪特聘校外专业人员来校任教的问题,这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现在有的大学把这看成是一种趋势,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各大报大加渲染,以造成声势,这是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建国前的许多名师,在工作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甚至不顾个人安危,自愿在大学任教,难道是用高薪买的?是人心所致,心甘情愿,靠钱是买不到的。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四、大学的管理。大学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大学的自主权谁也无权剥夺。

大学无上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不能随意地指挥干涉学校的行政事务。只能依照法律和法规来管理学校。法律和法规无明文规定的,大学都可以做,任何行政部门不得干涉。

校长的人格、魄力、能力、学识和作风对学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校长,学校的特色也无从谈起。校长不同于政府官员,应当不受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本人要求辞职或对工作不能胜任或身体欠佳者另当别论)

校长对外代表学校,对内负全责。校的各行政部门秉承校长的授权,管理校行政各方面的具体事务,向校长提出各方面的建议和要求,供校长抉择。校各行政部门是校长的得力助手。

校长、副校长下设校务会议、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依照学校规定的职权,讨论决定有关方面的问题。校长应尊重各会议的职权,不随意改变会议的决定,但校长对会议的决定有最后的决定权(含否决权)。

五、党委领导问题。学校党委依照宪法、党章、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和党章党规的规定,依法行使对学校的领导权。

大学领导体制问题,是一个几经变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难题,似乎与形势有关,在国内外形势处于比较稳定的时候,多倚重于校长,强调要党政分开、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处于多事之秋,高校又是比较敏感之所在,则多注重于加强党委对高校的领导,当然也同时强调要发挥校长的作用。但不论是何种体制,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即校长对外代表学校,是法人;党委虽然是领导,但不是法人,这种只领导不负责(从法律上讲)或只负责不领导,于法理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于关系上很难理得顺。在我看来,既然在法理上讲不通,就从伦理上来解决,也不失是一种好的办法。即:强调党委书记和校长犹如兄弟关系,搞“哥俩好”,一些矛盾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大家都为了一个奋斗目标——办好学校,党委领导成员和正、副校长都是校领导班子成员,只是根据会议议题之不同,由校长或党委书记来主持会议罢了。似乎这样做很初级,人们不仅要问,这叫什么领导体制?在我看来,只是这样做,好用就行了,这样于法不抵触,于人不抵牾,“孔子云何陋之有?”

思想政治工作,当然是党委的主要职责,把大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抱负的有用之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不讲假话、空话和套话,把诚信放在第一位,而要做到这一点,讲课是必要的,没有理论武装,就不可能理性地思考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所谓“不言之教”是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现在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是不太好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置诚信二字于不顾,但愿我们大学能出污泥而不染,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什么是爱国主义?我以为在当前也可以说这就是爱国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