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朱维幹教授
◎陈元煦
朱维幹（1893~1991），别号铁苍，历史学教授。1991年3月5日仙游。时光星速，弹指一挥间，朱老离开我们已整整21周年。回忆同他相处的日子，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每想起他驰骋史坛70余个春秋，以治学勤、著作丰、教泽广、桃李满天下的斐然成就，更增添我对他的深深敬佩和景仰。朱老一生恪尽天职，无私奉献。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我见过一些人，德行美好，而态度自然，使人不感觉到他们身怀美德；因为他们恪尽天职，毫不勉强，一切表现，如出本能。”（《波斯人信札》）朱老一生的本能表现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朱老是我校的资深教授，也是福建省颇负盛名的教育界老前辈。他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苦干了一生，许多人敬爱他，仰慕他，视他为一代师表。他从1923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粉笔生涯，先后在闽、桂、浙、沪、苏等地传道解惑，几十年如一日，在教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园丁。他一辈子热爱园丁工作，青年时代，刚步入教坛，就以教学效果卓著崭露头角。他讲课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剖析透彻，发人深省之处尤多，学子无不为他的渊博知识和教学内容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所吸引。他欢迎学子登门问难质疑，以便因材施教，引导深入钻研。这种耳提面命、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使众学子受益匪浅。朱老知识广博，适应能力强，在高校任教，历史学专业哪门课程缺老师，他就承担哪门课程，先后开出7门课程，并亲自编写各科教材，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而默默无闻地劳动。
朱老长期献身教育事业，桃李遍及海内外，其中不乏佼佼者，他常为自己培养的门生在到处闪光而欣慰。他教了一辈子书，蜚声八闽，饮誉海内，但他从不把它视为人生道路的顶点，而更多的是想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多做“人梯”的工作，以促进年轻人迅速成长，使他筚路蓝缕开创的福建地方史研究后继有人。因此，他到耄耋之年，还自告奋勇招收福建史硕士研究生，亲自登台为他们讲授专业课，真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
朱老也是福建省史学界的驰名耆宿。作为一代史学大师，他一生勤奋，笔耕砚田，著述宏富。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撰写发表的论文就有100多万字，内容涉及社会、民族、历史、考古、民俗和语言等学科。尤其在福建地方史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卓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福建史稿》上、下册，就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福建史稿》是一部史料丰富、体系完整的巨型专著，他以不虚不妄、求真求实的严谨治学态度，给后人留下富有创见的著述，解决了福建史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把福建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提高到新的水平。他为福建史研究奠定了最早的基石，起到了拓荒者的作用。朱老学术兴趣广泛，他还驰骋于中国文化领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朱老富有正义感，一向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留下了许多佳话。早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当第三路北伐军入莆时，朱老作为莆田教育界的代表出席军民联欢会。会上，他同莆田早期革命者陈国柱等慷慨陈词，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北伐的政治主张。30年代，朱老在莆田一家报社当主笔，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十分不满，经常撰文揭露和抨击，最终被迫辞去报社工作，遭到国民党逮捕，身陷囹圄。40年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反共反人民，到处实施白色恐怖，莆田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革命党人惨遭迫害，朱老目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认识到中国社会非彻底变革不可，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以特殊的身份掩护许多共产党人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对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职业之便，积极进行科学、民主、反帝、爱国的宣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呐喊。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林汝楠等领导同志对朱老在我党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始终念念不忘，并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朱老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逾古稀之年，依然孜孜不倦，勤奋工作，86岁高龄还登台讲课，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几乎阅遍福建所有的志书及宦游闽中者的著述，对古代福建刻书，更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一旦发现书中的谬错，还极其认真地加以校正、眉注，或附上跋，给后学者提供了方便。年轻的同志请他审阅文稿，他也总是尽自己的心力写出书面意见，帮其润色提高。对质量上乘的文章，就热情给予鼓励，并极力推荐发表，尽心扶掖后辈。朱老学富五车，学识渊博，论专业成就，无疑是研究福建史的老前辈和权威，但他从不以此自大，而是虚怀若谷，尊重不同意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朱老为了多做工作，做好工作，还有惜时如金的精神，在他工作日程表上不知有节假日，每日除了看书就是写作。“十年动乱”下放农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他还是争分夺秒，秉笔疾书，一篇8万字的《明代福建》书稿，就是下放永安当牛倌时完成的。他常说要把“十年动乱”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夺回来，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夜以继日地抓紧工作，如此勤奋直至逝世前几天，知者无不动容。
朱老对待生活，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在世一个世纪，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后也几经坎坷，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如“十年动乱”时，每月仅领70元的微薄工资，生活清贫疾苦，时为一家三餐和孩子治病而发愁，无奈忍痛贱卖家中珍藏的仅有几幅书画，俟后落实政策时，又能顾全大局，毫无怨言。1979年，许多人都调高工资了，他仍在原地不动，总说自己贡献少，拿的工资比别人多了，从不向组织伸手。对住房也并无奢求，长期蜗居校外一间斗室，后来学校调给他底层两间采光不足的小套房，就感心满意足了，其精神也令人感动。
追忆朱老一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片影，宛然如昨，仿佛再次瞻仰一位达到无我境界的哲人，益增对其敬重爱慕之忱。朱老那突出的人品、学品、教品，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陈元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心灵的坚守——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五位老博士◎陈钟英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不止5位博士，但在我就读时期（1946~1950）管理层的核心人物只有5位博士。她们是王世静、陈叔圭、余宝笙、周贞英、吴芝兰。除了王世静出生于官宦之家外，其余4位都出生于平民百姓之家。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抱定终生服务教育事业之决心，同甘共苦，以校为家，终身不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5位博士先后由美国学成归来，相聚在藤山之脊、闽江之湄的华南学府，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与抱负。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处于两股大潮之中：一是从五四延续下来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二是北伐后掀起的教育国有化运动。在新形势下，一批教会大学实现“中国化”。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首任院长美国人程吕底亚辞职。学院董事会决定聘请陈叔圭接任院长，但她不肯就任。理由是王世静出身福州名门望族，由她当院长对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前途有利。王世静读化学专业，自认欠缺教育理论，即赴美国进修教育专业，陈叔圭代她主持校务。1930年王世静才举行院长就职典礼。从此这5位博士接过实现“中国化”的教育权，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提出响亮的口号与明确的奋斗目标：要使更多的中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她们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健全之人格与牺牲服务之精神。
1946年秋季，我走进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门。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古木苍翠，紫藤馥郁，桃花明艳，3座风格独特的大楼掩映其间的古雅幽静的校园。抗日烽烟刚消散不久，我从永泰山区回城（抗战期间，我随所读中学迁往永泰6年），真有如入仙境的感觉。后来我看到了高年级的学姐们身上那种非凡的气质，看到了老师们尤其是那几位很有威望的博士，她们衣着朴素高雅，态度和蔼可亲，与学生迎面走来，必定微笑点头，但在课堂上，在教育学生的场合上，又是那样的语重心长，严格要求。那时我已意识到这所女子大学校风独特，不像当时有些私立大学那样认为大学生可以“自由散漫”、“放松一刻”了。
5位博士分住在学生宿舍楼层的两头。她们以校为家，不论寒暑，不分昼夜都和学生住在一座楼里。学生的动态，她们了如指掌，学生的困难，她们记在心里。学生患重病，她们派人送协和医院住院，随时与医生联系询问学生的病情。医疗费有困难由她们解囊相助。那时是内战时期，临近福州解放，闽北山区交通受阻，大批学生寒暑假留校。她们就组织学生在校园边角地上种植西红柿，以增加营养改善伙食。平时上课时间，她们严格要求学生要晚自习，不得外出。训导主任余宝笙博士负责点名并到学生宿舍查铺。总有个别学生不守规矩，偷偷溜出校门，到邻近的英华学校看电影。第二天课间便须到训导处接受“训话”。余博士的训话也是带着微笑的，她“凶”不起来，也许是她那慈祥而美丽的脸庞即使装“凶”也是和微笑差不多。她说：“女孩子读大学不容易，应该抓紧每一分钟，看电影可以选星期六”。“训话”还不算完事，还要在学籍注册本上记一个“小过”，犯错学生心服口服。这个注册本我至今仍珍藏着。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虽然是“女儿国”，但她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在演剧活动和音乐周的举办方面，一点也不比男女合校差。在吴芝兰博士为顾问的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竟然能上演曹禺的《雷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和由《简·爱》改编的《水仙花》这样的经典名著。华南附中的小妹妹们也上演《红楼梦》、《孔雀胆》等名剧。虽然是女扮男装，但演得一点也不比男角差。一年一度的音乐周活动，更是华南女院的盛事。师生同台，独唱或合唱中外名曲，多姿多彩。福州各院校的师生是主要的来宾，对本地音乐气氛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校学生受到音乐教育和熏陶，涌现了一批又一批音乐人才。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办家政系时间较早，而且办出了自己的特色。这也是培养女性人才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家政实习”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可以选择托儿所、制作糕点、制衣、烹调等不同项目。家政系办的托儿所远近闻名，被视为推进科学育儿的实验基地。金陵女子学院曾邀请陈佩兰主任去帮忙建立家政系。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受到影响，兴办了招收女生的公立福州家事专科学校。
20世纪20年代后期，陈叔圭在美国攻读教育博士时，正是著名教育家杜威学说盛行的年代。她信奉杜威学说的“学生中心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回校后她担任教育系主任，立即成立社会教育服务部，把学校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学生的视野引向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社会成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办学的一大特色。节假日、寒暑假，学生们积极参加社会教育服务部安排的各项工作，到附近乡村教妇女、儿童识字，普及卫生常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即使是抗战期间迁校山城南平，仍然坚持为山村妇女儿童服务，教唱抗日歌曲等等。校训“受当施”，学生在校期间就得到很好的磨炼和实践。
1949年8月福州解放，9月学校如期开学，增加了“社会发展史”、“青年修养”等新课程，由省市党政领导干部主讲。5位博士平稳有序地带领学生进入崭新的时代。
1951年，人民政府接办教会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公立福州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省立师范学院并入福州大学，改称福建师范学院。5位博士分别担任图书馆馆长、副教务长、系主任等职务。那时的福建师范学院名师云集、群星璀璨，无论教学与科研在全国都有影响，名列全国师范院校的头排。
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逐渐陷入整体挨批的社会大氛围下，从思想界、文学界到教育界，知识分子全得低头认罪，成为必须接受改造的对象，教学科研动辄得咎，他们除了噤若寒蝉外还能做什么？
1957年反右，余宝笙成为“右派”集团的头子，5博士全部失声，“十年动乱”中更是落花流水，万箭穿心。这时，她们都已步入老境了。王世静、陈叔圭没能挨到20世纪80年代的好日子，先后离世。余宝笙、周贞英、吴芝兰还能继续为福建师范大学做些工作。吴芝兰努力培养物理系青年教师，使他们成为系里的骨干。周贞英继续她的藻类研究，写出《福建海藻名录》，为研究中国海藻的分类与区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余宝笙1978年“右派”改正之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化研究室“充电”，带着几箱仪器和科研资料回来，在福建师范大学建立生化研究室，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84年她在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和省长胡平的支持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女子高校——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余宝笙就像她所服膺的居里夫人所说的：“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