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课间休息时间，我到操场上看同学们打球，只见有一位头扣鸭舌帽、戴着玻璃瓶底似的近视镜、衣冠不整的老人，畏缩地环顾四周，试图穿过操场，但又怕被纷飞的篮排球击中。他刚举步又后退，那犹豫不决的神态，步履蹒跚的模样，既可笑又可怜。这时，有位高年级的同学大声喊道：“大家停一下，让黄主任先过去！”
打得正热闹的球员们顿时停了下来，齐刷刷地让出一条路来，目送老人穿过操场，有的还尊敬地招呼道：“黄主任，您慢点走。”
“他就是系主任黄寿祺教授？”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无怀疑地问起身旁的高年级同学来。
“如假包换！”高年级同学笑嘻嘻地答道，“你别看他不修边幅的模样，可是满腹经纶呀，要是开起易经讲座来，阶梯大教室都挤不进人来。”
虽然只是在不经意间见到了黄主任，但他那不修边幅、平易可亲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后来，我又听说，黄主任的女儿也在我们年级的二班读书，叫黄幼严，在走廊相遇时，同学曾指点我看过，衣着朴素，举止斯文，形貌贤淑，确有大家闺秀的风范，真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女。
认识了黄主任后，我又急着见到本系的副主任俞元桂教授了。一天，在上完“现代文选与习作”课后，辅导老师练向高宣布说：“下周起，俞元桂主任就要给你们授课了！”班上立即响起一阵欢呼声，我和同学们一样，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下周一的上午，上课铃还没响起，我们就眼巴巴地望着走廊。在我的想象中，曾作为战胜国派遣人员、参加过对日本接管工作的俞主任，一定是个特别出色的人物。因此，只要走廊上出现一个形貌高大的身影，就以为是俞主任来了。可惜那些路过的老师都走进别的教室去了，直到上课铃响了，才见一位身材瘦得像竹竿、背部弯曲如弓弦的中年人慢慢走进教室。
他会是俞主任？我正迟疑间，那人已经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现代文选”4个字，又转过身来，笑眯眯地说：“我叫俞元桂，现在起给同学们上课。”
这跟我原来的期望值实在相差太远，不免有些失望。这时，俞主任要大家打开教材，分别给小说中形容人物讲话神态的形容词画上横线，再给描写动作的动词画上波浪线。这种小学生惯用的手法，在中学教学中从未用过，如今却在大学课堂用上了。同学们画完线，正感莫名其妙时，俞主任又说：“请大家把画横线的词抄在一张纸上，把画波浪线的词抄在另一张纸上。”
同学们照样做了，却依然不解其意。俞主任仍然微微一笑：“你们把每张纸上抄的词再细看几遍，能看出什么名堂来吗？”
我琢磨了一会儿，说：“那些描写神态的形容词把讲话人的个性显示出来了！”
另一个同学也抢着说：“描写动作的动词也反复突出了那个人的性格特征。”
俞主任听了连连点头，还竖起大拇指夸奖道：“你们真聪明！什么是小说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这些典型性格不是贴标签贴出来的，而是靠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来体现。我们把分散在各段各行的描写性词组集中在一起，不是更容易看出其性格特征吗？”
真是一语中的，我们听了，仿佛掌握了剖析人物性格的解码器，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再抬头看看讲台上依然显得又瘦又驼的俞主任，心里不禁想到一句成语：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呀。
从此以后，我对两位系主任由盲目崇拜转为内心的钦敬，对他们开的课既专心听，又认真记，扎扎实实地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今回想起来还心存感激。
当然，在崇敬的同时，也经常听到有关两位主任的趣闻轶事。如黄主任记性不好，上课经常走错教室。有一次，他走进数学系的教室，还没看清底下的学生，就开口说：“今天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说起。”接着，又声情并茂地朗诵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台下的数学系学生顿时哄堂大笑，黄主任这才觉得不对劲，扶了扶近视镜说：“对不起，我走错教室了。”说完急忙退出来，找别的教室去了。
我还听高年级的同学说，黄主任由于精通易经，善于用龟板卜卦，有人求他卜问吉凶，算得极准。我听了半信半疑，有一次，特地问起他的女儿黄幼严。幼严听了大笑：“你们把他当成算命先生啦？其实，研究易经自然离不开八卦、龟板，他摆弄那些是琢磨甲骨文的奥秘，哪是为了预测吉凶！”
我虽然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但对黄主任还是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与略显神秘的黄主任相比，俞主任则更平易近人，他讲课风趣、幽默，总是笑眯眯的，下课后还乐于和学生聊天而忘了时间。
有一次，下一节课的上课铃早已响过，另一位老师在门口等了很久，又不好意思进来打断俞主任的谈话。还好辅导老师练向高看到了，赶紧过来提醒俞主任，俞主任这才不好意思地转身向下一节课的教师连声道歉，匆匆离开。
俞主任聊天的内容很宽泛，既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人轶事，也有当今的生活琐事。我记得他特别推崇仓前街的煎包店，称其为平民百姓的第一美食。谈到这些话题时，他丝毫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似乎和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4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却爆发了。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黄、俞两位主任自然成为靶子。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被点名。好在我们是学生，不至于被挂牌游街，但当看到过去备受尊敬的两位主任和其他老师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板牌子，弯腰曲背地打扫校园时，我们的心里比自己遭受折磨还难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当过福州市副市长的黄曾樾教授，被抄家时正逢挥汗如雨的大暑季节，造反派却要他穿戴上皮袍皮帽，把老人家憋得满面通红，支撑不住而倒地不起。在场的学生中，尚有良知的心中含悲，却又不敢吱声。
当时，还没开始揪党内走资派，一些当权者也许是为了转移目标，有意无意地抛出专家教授的“黑”档案，但我们却从这些被扭曲的档案里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师长。
譬如，看了大字报，我们才知道，黄寿祺主任1911年出生于秀才家庭，师从尚秉和、吴承仕等名家，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严肃学者……看看他们眼下的处境，真可谓英雄落难，斯文扫地。
等到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开始大揪党内走资派时，黄、俞两位主任和其他老师作为“死老鼠”，被造反派暂时遗忘了，他们手中虽然还拿着扫帚，但已经可以和我们一样，边扫边看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了。大家相遇时，都发出会心的一笑。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调到了福建省出版部门工作，因为同在一座城市，可以经常听到老师们的好消息。这期间，我很少回母校，偶尔回去也不敢轻易拜访两位老主任，生怕耽误他们的宝贵时间。只是在福建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理事会上见到两老。他们在会上发言不多，但凡有讲话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掏出讲稿一字一顿地念，其严谨的作风令与会者印象深刻。更令人高兴的是，两位祖师爷的学术成果迭出，似乎是为了弥补被“十年动乱”耽误了的时间，他们都是以拼老命的精神，写出一部部学术专著，引起同行的惊叹。俞老还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散文，自己却一直不好意思结集出版，后来还是中文系的师兄、当时在福建科技出版社任编审的尤廉同志说起，我们才将其列入出版计划。可以告慰的是，《晚晴漫步》、《晓月摇情》这两部散文集，总算在俞老仙逝前出版了。俞老在病榻上笑眯眯地翻看样书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母校105周年校庆到来之前，我回忆起中文系两位祖师爷的趣闻轶事时，似乎看到两老面对崭新的校园和莘莘学子露出欣慰的笑容。有着如此出色的前行者，我们作为后来人，能不勇往直前吗？
（林正让文学院1962级校友，曾任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辑，民进中央委员、民进省委副主委）长存风范在人间——忆六庵老人二三事◎赵麟斌
我之初识六庵老人黄寿祺教授是在我刚跨进大学校门的1977年。这年，我有幸离开了插队近三年的建宁县，考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念书。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长安山下这所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校深深吸引着我。这里不仅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源、浓厚的文化氛围，还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那时，福建师大中文系聚集了一大批蜚声社会的专家学者，黄老担任系主任。经历了“十年动乱”浩劫后，传承文化的使命感，培育英才的责任感，提升教学的迫切感，在他们心中交集着、激荡着，蕴含着一股蓄势待发的力量。在黄老的带领下，中文系的老师们齐心协力，鼓足干劲，狠抓教学，致力于培养真才实学的学生。黄老以其远见卓识亲自制订了一系列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把教学作为重中之重，使得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学生们进入了正常规范又充满生机活力的学习生活。
那时长安山下，弥漫着浓烈的学习氛围。我沉醉于长安山下的这一文学名府，如入玲珑宝阁，如饮琼浆玉液。时至今日，虽然已毕业30多年，但母校的培育之情，师长的教化之恩，仍使我难以忘怀。
在这些永远值得我们崇敬的老师中，黄寿祺教授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是一位敦厚、和蔼的老人，是一位严谨、正直的学者，更是一位乐育英才、传道授业的大师。在此，仅谈谈我亲身经历的两三件小事，以映见黄老“高山仰止”的学识与操守。
那是我刚进大学不久的一天，师大中文系邀请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教授来给我们开设专题讲座，黄老亲自主持。他首先介绍了郑朝宗主任在中西文学研究上的突出成就，高度肯定郑先生深厚的学养与高迈的品格，并尊称他为“老大哥”。郑朝宗教授听后，立刻起身，谦让地对黄老拱手，道：“黄老，您真是折煞我也！有您在此，我怎么担当得起。”两人互相谦让，温文儒雅之举止，谦谦君子之神采，让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深深地感动了。
1980年初我留校工作，从事组织人事工作，负责招生分配、学生管理等事宜。1979年底时，黄老已升任师大副校长。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校内上下都对黄老极为尊敬。由于黄老是民主党派人士，已届高龄，身体又不太好，而且高度近视，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因此，学校对黄老较为“照顾”，让他自便参会。但黄老却每会必到，从不借故缺席。开会的时候，黄老总是很客观、很谦虚，却也敢于直言，不避讳、不虚妄，他身上体现着的领导干部遵章守纪、爱岗敬业的品行，流淌着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刚正不阿的禀性是多么令人崇敬，更是我们晚生必须认真学习的。
黄老的公子黄高宪也是福建师大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他在校的时候，成绩优秀、品行良好，毕业之时，完全有条件留校工作。但是，黄老出于身份上的考虑，没有这样做，他不同意自己的儿子留在系里。结果，高宪被分配到福州师专，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取，由普通教师当起，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后又担任了副校长，获得了今天的成就。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与高宪共事十多年，常从他身上看到黄老的影子。
我在师大人事处工作的时候，常常会给黄老送交有关文件和材料。有一次到黄老家里，我看着满屋子高高的书架、发黄的图书，心中求知的欲望被瞬间点燃，便斗胆就一些学识上的问题求教于黄老。当时问及的是关于《易经》的问题，我请教黄老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易经》就是算命、风水地理之类的东西，“十年动乱”以后，这种风潮又日渐兴起，街上摆摊算卦相面的越来越多，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黄老听了以后，马上很严肃很认真地对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偏激的。《易经》冠居群经之首，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而哲学是观察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方法论的东西，它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社会发展道理。但是，我们对于一门学问，还得辩证地分析。《易经》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命理、占卜之类的成分在里面。从这方面而言，它也是历史悠久、蕴意深奥的。我们要懂得辨识，要划清真知识与伪科学的界限。”他又给我诠释了一些例证。黄老于学术上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客观的立场、宽容的心态、广博的视野，充分地展示了一位学问大师的涵养与胸怀。同时，黄老还勉励我，如果对《易经》感兴趣，就要下工夫好好钻研。他跟我讲述了当年他在北平求学时的一些经历。他说，《易经》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当时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就是尚秉和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听课的学生是满满的一教室，后来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对着老师，在那里静静地听课。易学博大精深，首先要懂得传承，然后才能批判地继承，只有理解它，才会懂得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记得黄老写过这样一句诗：“只要生前能养志，何须死后枉寻龙。”这正是一个学易之人所拥有的处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