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胄知道他是在耍花招，将他按在座位上，就是不放他走；赵王又说嗓子发干，让元胄到厨房去取水，元胄也不动。正好这时另一名皇室成员也来了，趁着杨坚起身迎接的功夫，元胄悄悄对他说：“情况很有点反常，咱们快走吧！”
杨坚还糊里糊涂，说道：“他又没有兵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元胄说：“兵马他们家中还不多的是，一旦他们先下手，咱们可就完了！我倒不是怕死，这样死可太不值得了！”
杨坚没听他的，返身又坐了下来。正在此时，元胄见屋后有披甲的声音，他也顾不了许多，冲着杨坚喊道：“相府正有紧急事情，大人哪能在这里久坐？”拉起杨坚，推出门去。
赵王起身追赶，元胄堵在门口，不让他出来，直到杨坚走出了大门，他才跟了上去。
一次暗杀的阴谋就这样被元胄挫败了。如果没有元胄，杨坚此次只怕难逃活命，也许地就没有了后来的隋朝，中国的历史又当是别一种写法了。杨坚在当了皇帝后也说：“救了我一命，成就了隋朝的大业，这是元胄的功劳！”
杨坚在位时，对元胄自然恩宠有加；可杨坚一死，杨广继位，情况就大变了，杨广怀疑他与其他皇弟阴暗勾结反对自己，罢了他的官。
元胄自然不服气。有一次，一个叫做上官政的大臣因罪被贬到岭南，另一位将军丘和也受牵连被撤职。元胄与丘和原是好朋友，两人来往很密切。一次在一块喝酒时，有了些醉意，便对丘和发牢骚说：“上官政是个敢做敢为的人，这一次被贬到岭南，会不会干出一番大事来呢？”又拍着自己的肚皮说：“若是敝人，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料第二天丘和将他的话奏报了皇上，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元胄被处死。
8、魏延：不能彻底的忍
魏延是蜀中名将，但素来为诸葛亮所忌，虽然如此，魏延倒也忍住了，仍然忠心为蜀，当多次为诸葛亮所忌之后，仍没反思。诸葛亮命殒五丈原时，魏延忍不住了，也因此丢了性命。对于这种忍真的不知是同情还是指责？
魏延，字文长（公元？～234年），义阳（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国留名，与其说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落了个冤死的下场。
魏延是长沙降将，诸葛亮当初就说他有反骨，在刘备的劝说下才没有杀他。但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历史的实际情况绝非如此。魏延在随从刘备的南征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将的才华。在刘备定蜀以前，魏延在蜀中并无多大名声。到定蜀后，他的官职仅仅是个“牙门将军”。但善于识材的刘备看中了他，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魏延被破格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按照当时的情况，汉中是重镇，应当以名将镇之，大家以为此职非张飞莫属，张飞也自以为非己莫属。结果却委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军官担此重任，导致了“一军尽惊”，使得人们议论纷纷。
刘备也完全明白这种情况，他为了树立魏延的威望，刘备特意召开群臣大会，让魏延在会上陈述自己镇守汉中的方法。刘备问魏延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魏延的气魄使三军折服，魏延也因此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过其实呢？否！事实证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谋，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曹操的著名大将张郃、王双、郭淮等，均为魏延所杀。要知道，这些人是连诸葛亮都畏惧三分的。
到了建兴八年（公元231年），魏延升为西征大将军，封南郑侯。此时，魏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那么，为什么魏延最终没有发挥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杀告终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与诸葛亮的性格不合。据说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说魏延有点骄傲，看不上别人，而诸葛亮为人却是“一生惟谨慎”，对那些富有开拓精神敢冒大险的建议难于采纳，对这样的人也一贯实行压制政策。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险的建议，如“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意思是说，魏延总是请求诸葛亮给他一万人，他要像韩信那样，从褒中出击，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可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魏延的这个建议当时看来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远比诸葛亮步步为营的进攻方法要好，而这一建议也是建立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应诸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完全有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失败，也不会动摇北伐的根本，伤亡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义可想而知。对于这种设想，诸葛亮“制而不许”，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两路夹击进攻中原的设想。每次都是这样，魏延的积极性不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魏延发些牢骚也是极其正常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等等。时间一长，诸葛亮对魏延产生了偏见、成见。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谗言。在诸葛亮已经对他有成见、不信任他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谗毁。而谗毁他的人与他又有极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与诸葛亮关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权。此人便是杨仪。《费祎传》上称魏延、杨仪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长久，便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商量退军节度问题，作出了“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决定。诸葛亮这样安排退军，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杨仪，不接受其指挥是完全可以想像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杨仪采取了“秘不发丧”的措施，当费祎去探听魏延的意见时，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向魏延解释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听指挥。结果是魏延与杨仪开战，使蜀军乱作一团。
在战略上谁是谁非另当别论，但由于杨仪护送着诸葛亮的身体，又拿着尚方宝剑，自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如果看看杨仪对魏延的态度和日后的作为也许就不难明白杨仪假公济私和实现个人野心的企图了。
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这哪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
如果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好好反思，并不是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年都忍过来，到头来忍不住了，以致于丢了性命，还落个“叛臣”的骂名，实在是不值。
9、忍辱负重，施振荣使“宏基”威震台湾
1944年，台湾尚在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下，整个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国弱民穷，施振荣就在此时来到人间。和国势衰落相对应的是他家庭的不幸。父亲在他4岁那年就去世了，只留下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全靠母亲苦心经营一家杂货店维持。这使得施振荣从小就知道了生活的艰难和不易。从小他就帮助母亲照料小店，跑前跑后，俨然一个小店员。
但母亲并不喜欢他那样。她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争取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因此，尽管家境穷窘，她还是挤出钱来送儿子去上学。
令母亲宽慰的是，施振荣学习十分勤奋刻苦。上小学、中学，成绩都是全优。他对数理化课程兴趣特别浓，成绩更是出类拔萃，在台湾彰中高中部学习时，他为此获得了“爱迪生优良科学奖”。
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台湾成功大学，后来又转学至台湾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连年获得校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入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继续深造，并于1971年获得电子硕士学位。
学习完成后，拥有丰富电子科学知识的施振荣开始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落脚点。很自然地，他将目光转向电子技术集中的台湾北部，先后任环宇电子公司副理，荣泰电子公司协理。
在“荣泰”，他干得十分努力，跑技术，跑市场，尽心竭力，一干就是十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然而这回上帝没开眼，他倾注了极大心血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还是倒闭了。
这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大打击。痛心之余，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干什么也不能因循守旧，只有用敏锐的眼光，抓住机遇，大胆创新，灵活应变，才能求得生存。日新月异的电子技术更要求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
施振荣在“荣泰”经营失败后，他不甘心再为其他老板“打工”了。虽然凭他的技术他不愁找不到工作，但这并不是他一生的志向。他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自己能干什么呢？他陷入了深思，对自身条件的长处和短处，他再三在权衡着。
去批发经商？自己既无家业可以继承，也无他人可以投资、赞助，此路不通。
退一步讲，即使有人资助，平心而论，这也不是自己的梦想，作为一个电子学硕士，从事电子行业是自己从中学时代就萌发的心愿。
综观电子技术的发展现状，他的眼前不由得一亮：有了！70年代中期，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在世界上已经起步，可是在台湾却依然是一片空白，人无我有，你弃我取，在台湾做一个电子计算机开发的“先行者”，其发展前景必定广阔。
他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决心做一个“电子计算机的园丁”，向现代高科技进军。
于是，他找到了11位在台湾交通大学读书的同学，以及曾共过事的电子工程师，协商创办“宏基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创议得到了众人的热烈响应，大伙共同筹集了200万元资金注册。1976年，施振荣任董事长的“宏基电脑公司”开张了。
按照施振荣的思路，“宏基电脑公司”一开始就以开发自己的产品为主。他借款70万元，购进了微处理机系统设备，公司上下群策群力，加班加点，很快就拿出了产品。然而，无情的市场给施振荣上了痛苦的一课，“宏基”的产品在市场上根本没有销路，产得越多，压得越多，把有限的一点资金都占用了。
问题出在哪儿呢？施振荣很快就明白了，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由于台湾经济政策的开放，国际上各大电脑商的微电脑大举拥入了台湾岛，这就使有限的市场显得狭小了，而“宏基”产品无论在品质上还是价格上都还没法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二是“宏基”实在太年轻了，“宏基”产品既无名气，也无影响，更不具备品牌效应，消费者在不了解公司实力的情况下，自然对陌生的产品不敢问津。
出师不利对人气的打击是严重的。看到“宏基”一开始就赔了钱，合作伙伴们开始动摇了，有3位提出来要分道扬镳。心情沉重的施振荣愈加感到了创业的艰难。不过，他忍耐着强大的压力，毫不灰心。
为了维持生存，他忍辱负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改“工”为“贸”，做起了进口电脑零件的代理商，暂时稳定了人心，不致使自己在困境中一厥不振。
不过施振荣内心是不平静的。虽然“宏基”电脑公司在开发产品方面似乎暂时偃旗息鼓了，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他知道，事业要做大，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他在寻找这种机会。
一段时间后，他敏锐地发现，虽然外国的电脑先进，但却毕竟是西方人的东西，台湾岛内大多数人还不具备操作西方电脑的技能，而且西方电脑的高价位也使众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如果“宏基”能开发出适合中国人使用的电脑，而且价位又比较低，不就可以占领市场了吗？
这一发现令他兴奋不已。说干就干，很快，“宏基”低价位的“小教授中文电脑”问世了。正如他设想的，这一产品果然被市场所认可，台湾岛内的中学生、小学生普遍购买，十分畅销。而且，由于这一产品的成功，“宏基”品牌也渐渐为岛内民众所熟知，大家都知道了，“宏基”电脑是台湾人自己开发的电脑。这种广告效应为“宏基”其它类型的电脑上市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施振荣认准方向，一鼓作气，使“宏基”电脑在台湾电脑市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至1985年，“宏基”公司48亿元的营业额，一举击败台湾资讯电子工业的“巨人”——台湾神通电脑公司，从而成为台湾最大的电脑厂家。到1987年，“宏基”又拿下了四个“台湾第一”：
个人电脑外销第一；
在全世界IBM个人电脑兼容机系列销售量排名第10位；
‘宏基’ACER—1100三十二位超级微机各项技术指标的总分名列美国电脑权威杂志《信息世界》排行榜第二；
在日本推出日、英双语个人电脑，成为这类产品中第一家非日本公司。”
“宏基”旋风在台湾岛内劲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