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纪实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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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报告文学(19)

离婚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轻工部的领导给了他半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去解除婚约。到了济南法院,当时离婚的案子太多,法院的人忙不过来。他待了几天后决定返回北京。部里的工作很忙,他不能因为这事在这里浪费时间。1954年,我国的第二部婚姻法颁布,他再次回到济南,他给当地的法院写了诉状,说明了他们的婚姻状况属于父母包办,两人没有一点感情。法院的人说他们要征求单位的意见。后来法院给他所在的单位来过函,可单位没有告诉他,单位怎样回的信,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他不得而知。直到第二年法院来了判决书。判决书上说他“自参加工作以来,思想落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男女关系上屡犯错误。

根据调查情况,赵嘉麟的离婚原因属于喜新厌旧,不予判决”。并特别说明这是“最终判决,不得上诉”。他找到法院院长,院长答复他说,这是你们单位出的证明。1955年,他又回到了济南,找到了法院的院长。院长很同情他,告诉他说,你要想办法做女方的工作,让她主动提出离婚,因为按你现在的处境,你们单位不可能给你重写材料。

没有单位的材料,谁给你重判,谁就要犯错误。

听了那位院长的话,他只好另想办法。第二年,他找到了党委书记说:组织上关心我,不同意我离婚,那厂里出个证明给当地的街道委员会,把我女人的户口迁到单位来。单位领导表示,对他的处境很同情,要他先写个申请。不过,事情和他预料的一样,连续三年,这件事也没有办成,原因是女方不同意。不过,他手里却拿到了街道给他出的女方不同意的三张证明书。这也正是他的初衷。

1961年,他前脚从济南来到太原,女人后脚就撵了过来。女人还是第一次来他的单位。女人来后,厂里就安顿他们住在临时家属宿舍里。赵嘉麟住的那间房子正好紧挨着一位副厂长,这位副厂长还是厂里的党委委员。那时候他们住的房子的顶棚是用纸糊的,隔音效果很差,这边说话,那边听得一清二楚。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等晚上睡下后,他就故意向女人那边靠拢。他挨近一点,女人就喊叫一声,他离她越近,女人喊叫的声音就越响。在寂静的夜里,女人的声音越发显得嘹亮。

听着女人那杀猪般的号叫,他在兴奋之后又感到一阵阵悲哀。为自己,也为那个可怜的女人,为和他有着共同遭遇的人们。他那天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也有那么一点卑鄙。其实,女人那天真要是不吭气,甚至主动以身相许,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许一时冲动,和那个多少年来没有感情没有共同语言的女人有了那么回事。可女人就没想到他的阴谋,像见了狼一样,吓得大呼小叫,唯恐人们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正好中了他的诡计,让他阴谋得逞。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领导知道,他们之间没有一点感情,没有那种关系。第二天一大早,女人就急急忙忙地跑了,吃饭时连人也找不着。

赵嘉麟马上找到党委,说明了情况,并虚张声势,说这样怎么成,要是她出走或者出了什么事,家里来要人,我可负不了这个责,而且对厂里也没什么好处。这件事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全厂的人都知道,赵嘉麟的女人来了厂里,和赵嘉麟睡在一张床上,可不和赵嘉麟干那个。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无比英明、绝对正确。那天,厂里派人把那个女人从车站找了回来。女人回来后,厂长便找她谈话。女人说她不愿意在这里住。

厂长说,你要回家可以,用不着偷偷摸摸,想回让老赵送你。女人第二天就走了。女人走之后,他就去找领导,因为有那位副厂长做证,这次厂里很是痛快地给他重写了证明材料,说明了实际情况,同意他离婚。赵嘉麟喜气洋洋地怀揣那张介绍信,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济南,心想,这下总算解脱了,没想到,法院却不同意。因为他的前妻扬言,法院要是敢判离婚,她“今天离婚,明天就吊死在法院门口”。这时赵嘉麟才知道,那份揭发他是特务的材料是那个女人写的,想用这种办法拴住他,不要离婚。

这主意自然是她那个反革命姐夫孙义久出的。不过,在她看来,好女不嫁二男,是老祖宗留下的古训,绝不能毁坏在她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赵嘉麟只好求助于媒体。他找到了《大众日报》,说,这表面上看是离婚的事情,其实不是简单的离婚,而牵扯着政治,是阶级斗争,是真正的反革命对革命干部的报复。《大众日报》的记者也很同情他,他们找到了法院的院长。法院的一位女法官听了他的故事后很是兴奋,主动去做女方的工作。在种种压力下,他终于如愿以偿。

从1937年到1961年,他离婚用了整整24年的时间。

改造

赵嘉麟被打成特务、反革命之后,厂里对他采取的首要行动就是没收藏书。他的藏书大约有500多册,有《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等大型工具书;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十日谈》、《堂吉诃德》、《浮士德》等世界名着;有郭沫若、瞿秋白、朱自清等人的着作。在没收藏书的同时,还搜查了他的宿舍,之后便让他离开干部宿舍,搬到工人住的单身宿舍。和他同住一室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共青团员,积极分子。他心里清楚,上面这样安排是为了让他们来监视自己。

当然,从那个时候起,他的人身自由便受到了限制,包括出门也得报告。其二是组织大会、小会批斗。批斗完之后写检查,尽管赵嘉麟的文字水平在全厂也算可以的,可写的检查总是过不了关,写了一次又一次。他站在能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中,感叹时世的变迁和人生命运的无奈。

以前,他也常常站在这个地方,不同的是,那个时候他是以财务科长的身份站在这里作报告,得到的是尊重,听到的是掌声;而今天却是以一个特务、反革命的身份来接受批判,得到的是歧视和羞辱,耳闻的是训斥甚至谩骂。其三是行政降级,由原来的行政17级降为25级,工资由106元锐减到37元。看来,有人不光是要从精神上压制他、打垮他,还要从经济上制裁他、限制他,让他感受到双重的压力,让他没有心思、没有气力起来反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批斗了几个月后,赵嘉麟就被下放到车间劳动。他劳动的车间叫“蒸煮锅”,是全厂最苦最累的车间。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往皮带上上料。他们干活用的是大铁锹,连水带料,一锹的重量足有20公斤,皮带一刻不停地开,人就得不歇不住地往上面铲,一个班也没有喘气的机会。而且,车间里成天散发着强碱这种有害气体,这种活连农村的壮劳力也累得够呛,大都要得肺病,他这个知识分子的处境自然可想而知。在蒸煮锅车间干活的那段时间,让他终生难忘。十冬腊月,在车间干活时,只能穿一个短裤头。

车间里的温度高,水汽弥漫,他手握大铁锹,一锹接一锹往输送带上上料。输送带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身上的汗水如同川流不息的溪水,没完没了地流淌。一锅需要4吨料,加上水最少也有8吨。这8吨料,要靠人一锹一锹地攉到皮带上。就这样,半年多的时间,他的手关节就变了形。那段时间,他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一下班就躺在床上,浑身的骨架也好像散了,没有一点气力。直到现在回忆起那段生活,仍然心有余悸。那时候,他像一种用火蒸用水煮熟后供人们食用的东西,又仿佛是只有经过烈火的蒸沸水的煮才能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也许是一种定数,要不他怎么能千里迢迢地从济南跑到北京,然后又从北京到了太原造纸厂这个名叫蒸煮锅的车间来接受改造,接受蒸煮这种特殊的锻炼呢?

1956年,厂里来了个新书记,新书记是陕西人,心地善良。有一天下车间时发现了赵嘉麟,就向陪同的人打听他的情况。不几天,厂人事科长就找他谈话,说书记开会的时候讲,咱们劳动改造是改造人的思想,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书记还批评他们,说不应该把一个旧知识分子放在这样的岗位上,还让赵嘉麟自己挑选一个工作。他当时想,财务是要害部门,他一个反革命去不了,也不能去,他说自己还有一技之长,学过农业、林业、畜牧,果树园艺也懂得一些。

1953年,赵嘉麟曾经给厂里总务科拉过一个清单,告诉他们什么树种是优良品种,总务科的人就在一个取了土的工地上栽了不少果树,苹果、梨、水蜜桃和巴丹杏等,现在已经长大,快要挂果了。那天,人事科长问他想去哪儿,他说我想去搞绿化。因为有党委书记过问,人事科的人自然不敢阻拦,还答应给配两个人,连同他一共3个人,开始搞起了绿化。先是厂区的防风林、行道树、花坛、绿篱,然后是修剪果树、拾粪,后来又养起了猪和鸡。第二年,他们管理的果木树就硕果累累,水果获得了大丰收。每户平均可以分到40斤。厂里拿水果给市里的领导送去,一下轰动了市里。

市委书记说,这水蜜桃我在画报上见过,没想到你们这儿还有。那水蜜桃白里透红,一个就有450克重。市委书记让秘书来找赵嘉麟,要他把桃树移植到市委去,他没答应。借口说这树很娇气,不宜挪动。人们不是常说:人挪活,树挪死嘛。那一年,每家除分了40斤水果,还分了两只小鸡。小鸡是用电灯泡孵出来的。这下,赵嘉麟又出了名。可对于他来说,这出名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水果丰收了,绿化搞好了,小鸡孵活了,厂长又生气了。厂长就是这种人,他不希望自己想整垮的人受到人们的表扬。赵嘉麟要是活得好了,他心里就不如意,厂长的嘴皮子上下一动,赵嘉麟就从绿化组给发配到了小煤窑。

他来小煤窑报到的第一天,小煤窑的矿长就跟他讲,他现在很发愁,小煤窑连续几年完不成任务,年年亏损。矿长是个工农干部,没有文化,他和赵嘉麟说这些的时候,一脸的无奈。矿长说,你是个老会计,给咱出个点子。他说,我来你这里是接受改造来了,又不是来当参谋或者顾问。厂长说,快算球了吧,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你也用不着跟我耍那个里个楞。赵嘉麟和矿长下了几回井,看了看下面的情况,了解了当时的工资分配办法,就同矿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敢不敢采纳?矿长说,敢,除了让我杀人。

当时的小煤窑从矿井下面往上运输矿石靠的是牛拉车。因为是死工资,一天拉一趟和拉十趟挣的是一样的工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

谁不知道坐在那儿比干活舒服,比干活出气匀?矿长听了他的话,把计时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以车为单位,拉一车给一车的工资,拉的越多挣的工资越高。这样,就激发和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原来一天只能拉一至三车,改革后可以拉到十几车,效率提高了五六倍,当年就扭亏为盈,挣了一万。第二年挣了三万。矿长心里乐开了花,感慨地说,以前从没挣过钱,现在咱们是改天换地旧貌变新颜。下一步,咱们要通电、安装电话。这山沟里原来属于四无:无电、无路、无报纸、无电话。

地方偏僻,消息闭塞。

出山

与此同时,太原造纸厂也出现了连年亏损的现象。赵嘉麟在厂里的时候,厂里的利润最高时达到400万/年。这几年因为亏损严重,厂子已经下放到省轻工厅;因为亏损严重,厅长亲自下来蹲点、调研。厅长问厂长,你们厂连年亏损,完不成任务,为什么却把一个老财务科长下放到山沟里?他是轻工部的人才,到了你们这里,你们不让人家回去,也不用人家,反而把人家打发到山沟里去劳动?

这个时候,赵嘉麟才知道,原来造纸厂把他打成反革命后,轻工部来电话询问情况,并发了函,要调他回部里。厂里的领导说“本人有重大问题,日本特务的身份尚未查明,不能调动”,把轻工部的函给顶了回去。他知道后,就给部里写信,反映情况。他在信中说,“图表账”改革成功后,部里在同行业推广,国务院把它送往友好邻邦越南交流,这是不可抹杀的成绩,为什么却把他打成了反革命?他坚决要求回部里,他说他原来就是来这里蹲点的。他的工资是部里发,人事关系也在部里。

其实,他当时还被蒙在鼓里。就在他被打成反革命的同时,厂里就给部里打了报告,部里接到厂里的报告后,就已经除了他的名。

厂里把他安排在单身宿舍,三个人住一个房间,让其他两个青年团员暗地里监视着他。时间久了,他们发现赵嘉麟并不像厂里领导说的那样,是什么日本特务,历史反革命。渐渐地同情起了他,把馒头给他吃,最后反而被他同化了。同室的一个人的爱人来了,他就搬到厂里的机动宿舍去住。年轻人觉多,每天上班还得赵嘉麟叫他。有一天赵嘉麟又去叫他,连续叫了几声也没人答应。赵嘉麟急忙把门踹开,看到一家三口都躺在那里,原来是煤气中毒。幸亏发现得早,抢救得及时,否则,一家三口都没命了。那后生自然很感激赵嘉麟,以后他们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轻工部接到赵嘉麟的信后,就派了一位姓刘的科长和一位科员下来了解和落实他的问题,并成立了专案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们所下的结论全部是虚假不实之词。专案组宣布,“图表账”是改革的成果,应该给予奖励、表彰,三大类37条罪状全部推翻,厂里要尽快为本人恢复原薪原职。当时,厂里的领导、部监察局来落实问题的人和赵嘉麟本人都在那材料上面签了字。那个时候,他突然间觉得天也蓝了,地也宽了,太阳又出来了。对于一个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重要的吗?比这更让人高兴、更让人激动的吗?他心里默默地祈祷,感谢党,让他这个老知识分子重见天日!然而,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轻工部的人前脚一走,厂里的领导就变了脸,就推翻了那个有三方签字的决定!厂里又把他同右派连在了一起。

理由是,他攻击人事科,说“人事科比旧衙门还怎么样”,同时他还说过“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建设社会主义比推翻三座大山更复杂”的右派言论。厂里的这一招确实高明。因为反右当时是全国性的,不是个案,部里的人也无可奈何。

那天,轻工厅长还说,你们把人家老赵下放到山沟里,厂里却是连年亏损,一年达到160万,说明你们没有人才,不懂管理,现在还不把人家请回来?厂长心里不同意,但他嘴里不能说,便问小煤窑的矿长,说,你看有人反映得不行,要求把老赵调回来,你那里怎么样?矿长说,我那里好不容易才翻了身,离开老赵怎么行?

厂长回去告诉厅长,我倒想把老赵调回来,可人家小煤窑不放人。厅长问,哪个重要?